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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笔记::[[大分流-38491216]]
视觉笔记
导论 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
现代社会科学大半是源自欧洲人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时，为了了解西欧的经济发展路径[1]何以独一无二而做的研究
然而，随着学界证明通过欧洲原有的农场、作坊和账房的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同样也能在可投资盈余上取得缓慢但明确的成长，甚至超乎其生存所需，上述立论显然就开始站不住脚。
内在驱动力在欧洲的成长中具有关键的作用，
发展健全的市场和其他“资本主义”制度早已存在，甚至是在往往被认为和资本主义背道而驰的“封建”时期亦然[5]
旧著作多半强调现代西方与其过去之间，以及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根本对立
人们愈发想以市场驱动成长来解释整个欧洲发展的轨迹，而忽视无数政府政策和地方习俗等杂乱细节的各种影响
第三，由于这些发展中的商业化过程触及前工业时代西欧的许多地方，因此，许多晚近的著作把工业革命的余绪看成欧洲现象，而非如曾经普遍认为的，是英国现象扩散到欧洲其他地方
此外，如果通过逐渐完善竞争市场就能达成大部分的经济成长，那么我们似乎就没有理由认为，欧洲海外殖民地会具有足以大大影响其母国的动能（而且殖民地还受限于重商主义和不自由之劳动力等诸多难题的影响）。
这类论点使欧洲的海外扩张，在以新兴经济优势为主轴的故事里变得次要
除非国家政策是我们所要讲述之故事的核心，否则“国家”并非理想的比较单位。
另一个历久不衰的探究方式，是先寻找使整个“欧洲”与众不同的事物（尽管被选出的特色其实往往只描述了这块大陆的局部）
除了采取常见做法，去寻找有哪些因素会阻碍非欧洲地区完全复制“正常”欧洲的途径，还要寻找究竟是哪些事物、意外与障碍，才使英格兰偏离了原本可能走上比较类似于长江三角洲或古吉拉特的道路。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比较的双方各自的角度来看待对方，并把双方都视为“偏差”，而非把某一方始终视为常态。
例如我会主张，在经过一连串公允的比较后，可看出晚至1750年，欧亚大陆数个地方在农业、商业、原始工业（例如市场取向而非家用取向的手工品制造）的发展上有好几个令人意外的相似之处，因此只有西欧在19世纪期间突然进一步成长一事，再度成为一个有待解释的突兀断裂（rupture）。
西欧成为富裕经济体的时间点，未必和它冲出马尔萨斯式世界、进入持续性人均增长的时间一样。
直到走上工业化之路很长时间后，欧洲才变得比东亚富裕许多
本书会将重点放在欧洲部分地区与中国、印度等地部分地区之间的交互式比较上，因为这些地区在我看来分别在各自的大陆性世界里处于相似的位置。
大同小异的几种欧洲中心论：人口、生态与积累
第一类以埃里克·琼斯（Eric L. Jones）的著作为典型，主张16世纪至18世纪结束时的欧洲，尽管表面上与欧洲以外的地方一样具有“前工业时代”的相似性，但实际上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上，都已远远超越当时世界的其他地方
审视“欧洲的兴起”时也一并审视“亚洲的衰落”。
首先，它们常把太多在19、20世纪才侵袭亚洲许多地方的生态灾难（和人口稠密所带来的根本问题）解读成在更早时期就存在，并宣称18世纪的亚洲社会已耗尽所有发展潜力。
往往把欧洲人从新世界得到的难得一遇的丰厚生态赠礼“内部化”。
与其说欧洲在获得海外资源挹注与英格兰在运用地下蕴藏能源上的突破性进展（部分拜地利之赐）这两项因素的加持之前，正处于“起飞”的前夕，不如说欧洲内部也正同样因为人口增长和生态效应而面临非常接近于中国的险境。
他还主张，长远来看，对世界GDP贡献最大者，不是西方成就的扩散，而是西欧式成长与东亚式成长的结合，因为这使西方技术有机会被运用在人口多得多的东亚社会里。
欧洲之所以没有走上这条路，乃是因为它碰上了重要且剧烈的断点所致。这些断点以化石燃料和有机会取用新世界的资源为基础，并在这两者的共同加持下，使西欧没必要以集约的方式管理土地
中、日两国在1750年后的人口增长主要出现在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
这类论点声称，欧洲的制度能够以一种较有利于长期维持自主成长的方式来分配资源。
其他的欧洲中心论：市场、商行和制度
这种论点不太关注富裕的程度，反倒强调在近代早期欧洲（或近代早期欧洲的某个部分）出现了据说比其他地方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这些论点的重心通常会摆在有效率的市场和产权体制的出现上，而这两者会让那些较能有效运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人得到奖赏。
他的著作把欧洲内部分歧的发展路径，说成了改变产权体制的阶级斗争的产物。
推动这段历史进程者既非马尔萨斯口中的人口压力，也非“自然”形成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阶级斗争
诺思和布伦纳的论点都聚焦于大部分人活动所在的制度性环境：零工市场、租约市场、一般人所生产和消费之产品市场。
尤其沃勒斯坦把“封建”东欧与“资本主义”西欧间的贸易成长，视为一个世界性经济体的真正开端，并强调走自由劳动路线的“核心地区”，其利润之所以能在该经济体里持续积累，有赖于贫穷且普遍不自由之“边陲地区”的持续存在。
较自由的劳动力、庞大且富有生产力的都市人口、使长程贸易和利润的再投资更为容易的商人与政府。
不管我们能把资本主义的起源推到多早，能大规模运用非动物性能源、摆脱前工业时代普遍限制的工业资本主义，却一直要到19世纪才出现。
欧洲的工业化程度在英国之外仍相当低，至少在1860年前是如此。
本书第一部分质疑欧洲在1800年前就拥有内生性经济优势的多种论点，并代之以描述旧世界那些人口最稠密、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共有的粗略相似之处。
第二章探讨市场和相关的制度，主要着墨于西欧与中国之间的比较。
中国、日本境内的核心地区在1750年左右似乎与西欧最先进的地区相近，以类似的、堪称更完美的方式结合了先进的农业、商业与非机械化工业。
第三章把目光移离生存导向的活动，转而审视新式的消费者需求、伴随这些需求而来的文化性与制度性改变，以及需求改变对生产所可能导致的重要影响。
第四章探讨把第三章那些新“奢侈品”带到市场的商人和制造商，不管是进口的、仿制的（例如韦奇伍德陶瓷），还是纯本土制造的。
尽管18世纪的欧洲人挟着据称较为优越的商业组织，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与来自旧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人竞争，它们却在此表现平平。只有在开拓海外殖民地和武装贸易上，欧洲的金融制度才真正赋予欧洲重大优势。这些金融制度是在彼此竞争、靠举债筹资的国家体系加持下发展出来的。
与能源有关和最终与土地数量（特别是欧亚大陆各核心区域里日益缩小的森林）有关的限制，反倒对进一步成长有着较不为人知却更为重要的阻碍。
第三部分（第五、第六章）概述了一套新的思考框架，用以思考欧洲发展过程中内、外因素间的关系。第五章一开始，主张欧亚大陆所有人口最稠密、最受市场驱动和商业最先进的区域里，都存有不利于进一步成长的严重生态障碍，且提出理由支持此说。
从殖民地时期开始运行的动能，创造出一个架构，使资源从奴隶区和自由区流入欧洲。在整个19世纪，尽管出现独立与解放风潮，资源流入的速度却有增无减。
的长期核心─边陲关系，如何能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一个欧亚大陆诸核心地区所共有特征的重要性。这一共有特征就是“原始工业化”，即非机械化工业的大规模扩张。
一般来说，无论人口增长与原始工业化的关系为何，人口增长都会使土地严重吃紧，因为要提升燃料、纤维和其他工业发展的必需品之产量也需要这些土地。除非能借由贸易取得这些物品，否则要维持产出的增长势头于不坠，就只剩一个办法，那就是更加密集地利用土地。但以当时可取得的技术来看，此举意味着更高的农产品价格与更低的人均生产力，而且是在扯工业成长的后腿。
这使一两个龙头区域更难保持成长，也更难避免被迫采取更劳动力密集型的策略来保存土地和土地密集型产品。于是，没有剧烈技术变革的边陲地区，其境内的自主和成长带领全国走向了经济死胡同。
人口减少、奴隶买卖、亚洲对白银的需求、殖民地立法和重商资本主义，即借由这些路径将新世界塑造成几乎永不耗竭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来源，以及西欧较充裕之资本和劳动力的出口地。
从制造品如何纾解欧洲真正稀缺之物（土地与能源）的供给吃紧状态的角度，点出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性
引人注意的是，在可察觉到重大差异的地方，差异总是与偏离斯密式市场动态（Smithian dynamics）的事物有关联，特别是与国家特许的垄断事业和特权，与武装贸易、开拓殖民地的成果都有关联。
既把它们当成产生基本经济转型的合理地域、认为它们的经验也阐明了这类转型确实发生的地方，又从它们自身与其他地区间相互影响的角度来探讨它们。
本书所概述的论点主张，在我们认为“核心”的那些区域里所得以实现的事，都受到“它们的”边陲地区的发展路径和内部动能制约。
本书的两个首要目标，乃是弄清楚一旦中国的发展不再扮演欧洲对立面的角色，中国的发展会呈现如何不同的样貌；同时也弄清楚一旦了解欧洲的经济与最常被拿来与它对比的他地经济之间的相似之处，欧洲史会呈现多么不同的样貌。
生态压力与人口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也是我论证的核心成分
所谓人口饱和区，即除非有重大的节省土地的技术变革和制度性改良，或有更多机会透过对外贸易取得土地密集型商品，否则已没有大幅成长空间的区域，即使它们的每英亩人口数少于别的区域亦然
第一章 欧洲领先亚洲？
工业化并非欧洲经济史脱离其他旧世界发展轨迹的起点，而是代表了两者的差异在悄悄酝酿数百年后的结果。
由于欧洲比起其他地方所遭遇的天灾较少，也较早就开始用防火砖石建屋，欧洲人的资本存量较不易化为泡影
西欧的资本存量在1800年前曾经享有量的优势，或存在使欧洲在资本积累上大占上风的持久情势（无论是人口或其他）
即使欧洲在几个领域里享有技术优势，若没有使欧洲比其他社会更能不受其土地基础约束的其他改变，欧洲也不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而实现依靠自身力量维持成长。
这些全球形势使西欧人有机会取得数量庞大的土地密集型资源。
欧洲的人均牲畜拥有量的确多于大部分定居型社会
在某些亚洲社会里，人口的稠密到了无法轻易取得牲畜的程度；但就算是在这些例子里，也丝毫没有役畜的短缺会抑制农业生产的迹象。
那我们就很难把拥有“较多役畜”视为重要优势。
中国和日本发达的水上运输肯定抵消了自身陆运上的劣势，使这两个地方在运输上与欧洲同样拥有有价值的资本
整体来讲，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欧洲在运输上占优势的证据。
因此，就算欧洲的牲畜对发展有所影响，也是以一种消费品项而非“资本商品”的形态来造成影响
几个亚洲族群的个人寿命似乎和这些西欧人一样长。
尽管中国人的寿命不像日本人那么长，但比起欧洲人依旧不遑多让；亚洲其他地区的人口亦然。
满一岁的男性的人均预期寿命为35.7岁，而女性则是29岁
由于高杀婴率，此族群的平均寿命似乎不高：或许有高达四分之一的新生女婴遭杀害，且杀婴率在18世纪时来到顶点[40]（
中国人除了活得相对比较久，似乎也有着相对比较充足的食物。
只有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才大幅低于西北欧大部分地区
如果欧洲人的死亡率并没有特别低，他们的出生率亦然；因此，欧洲家庭在确保祖传财产上，并未特别享有优势。
不只在经济困顿时作为求生策略，在经济顺遂时也被当成积累资本、跻身更高社会地位的策略之一环。[54]事实上，证据表明杀婴在日本有钱人家里比在穷人家里更常见。[55]
总的来说，亚洲似乎有几个族群，在为了维持或改善生活水平而抑制出生率上，表现出毫不逊色于任何欧洲人的能力和意志。
也就是说，较耐久的资本存量长期遭到其他差异的抵消（例如较低的总投资率或缺乏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但当这些差异之处变得较不重要时，这个资本存量就渐渐产生显著的影响
欧洲最常发生的灾难以流行病、战争和歉收为主，其大部分摧毁的是劳动力，而亚洲常见的灾难是地震和水灾，则较可能摧毁资本。
同样的，没有迹象显示欧洲的织工、农民或其他工人的生产力大大高于欧亚大陆几个地区的同业。
本书的解释承认文化性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因其有助于散播“科学文化”
在1750年之前的一百五十年里，特别是在英格兰，出现了识字率提高、印刷品增加、科学学会的扩散和公开演讲愈来愈多等现象。而在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一股强烈的意识，鼓励把自然视为机械来探究，因为此举既带给个人实质的好处、具有稳定社会之功用，还能取代另外两个具有政治意涵的认识论。
欧洲以外的几个社会在许多领域里依旧处于领先态势，先前已提过的灌溉或许是最显而易见的领域；而在其他许多农业技术上，欧洲也落后于中国、印度、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地区。
在众多的纺织品织染领域里，西欧人仍靠模仿印度、中国的流程来运作，在瓷器的制造上亦然。
晚近的研究显示，至少在妇幼保健领域，清朝的医学（民间的医学知识似乎始终传播迅速）仍优于欧洲，尽管就目前所知，仍未有和哈维论循环并驾齐驱的著作，能在基本概念上有所突破
因为欧洲在19世纪时改用可取得且数量丰富的化石燃料，比中国在捕捉热能上更有效率，更具有彻底改变大局的潜力。
即使欧洲的技术开始以更快的步幅和更广的面向往前推进，也不代表这必然会打消，或能在短时间内打消欧洲在土地管理、土地保育和市场延伸方面尚存的缺陷，从而使欧洲的发展不至于像东亚和西欧一些非典型地区（例如丹麦）那样，走上劳动力密集的道路。
17世纪时，有人发现某种地窖能保留足够的湿气，从而使华北产棉区在干燥的月份里也得以纺棉。这一创新发明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如野火般迅速传开，使人口远超过欧洲任何国家的华北地区得以自制纺织品并大幅降低季节性失业。
我们便不该轻率地采信过去对于中国（和其他社会）因缺乏科学学会和相信牛顿观念的神职人员，从而无法充分传播实用新知的说法。
我们不需追问为何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整体上“停滞不前”（事实上也未如此），而得探讨为何它们持续进步的道路并未使中国产生经济上的彻底变革。
西欧并非在各个技术领域都独步全球，而且在他们真的独步全球的那些领域，长远来看真正重要的也只有其中一部分。
西欧在减少昂贵劳动力的使用上有其独一无二的需要，从而最终催生出机器、现代工业和大幅改善的人均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其他社会则较感兴趣于找到能节省土地、资本或使用某种稀缺物质的创新。
但对精英阶级来说，较合理的做法会是想办法向下属榨取更多工时，而非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
中国劳动力很可能比近代早期欧洲的劳动力“更自由”，至少自由程度未比欧洲工匠低多少
中国、日本的许多手工工人脱离农业的程度几可肯定没这么高；因此，至少在理论上，他们从织造、纺纱或制瓦所赚的钱虽然比较少，却仍能享有与荷兰、英格兰的同类工人一样高或更高的生活水平
在近代早期的时空环境里，高工资的确既可能助长节省劳动力的创造发明，也同样可能抑制整个技术创新。
但高工资假设或许仍适用于某个特定的重要经济领域，那就是布罗代尔和弗兰克都断言其重要性的棉纺织业
与其分析整体“工业化”的发生缘由，不如研究个案，将重点放在相关产业的具体细节和当时业者对该项创新的认知上，重新思考该项发明的重要性，同时设法挑出关键的例子，来解释“欧洲优势的出现”这个更广大现象。
就纺织品机械化生产这个例子来说，棉花（和其他纤维）产量的增加，产生了需要更多土地和劳动力才能解决的瓶颈。
工业化是英国得以摆脱“每英亩产量低→食物昂贵→现金工资高→竞争力低”这个恶性循环的凭借之一
马尔萨斯的生活四要素（食物、燃料、纤维和建材）对土地的争夺
这些生态压力并未造成马尔萨斯式危机，也就是未使欧洲的生活水平陷入崩溃边缘，反倒导致某些地区人口增长与人均消费水平升高。
欧洲工业革命的很大一部分成就，就在于避开各种成长必然提高土地需求的这个模式。
一、采用新世界的粮食作物，特别是使欧洲每英亩产生的热量来到历史新高的马铃薯；二、在生态理解和土地（尤其是森林）管理上有所改进，而诚如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所证明的，这些改进要大大归功于殖民地经验；三、借由将既有技能用于海外广大新领土来取得庞大资源。
由于殖民地里较薄弱的产权、殖民地政权相对于当地业主较高的独立自主地位，英、法、荷的殖民地官员能有机会以在母国办不到的方式真正试行环境管制计划，其中有些还颇激进。
这个技术转变就是用煤量的增加（尤其是在英国），既取代了薪材，也使煤成为全新工序的基础。
，水无法取代燃料燃烧，在大力促成分工的运输革命上亦然。在重要的制铁领域（从而在钢、铁路等领域里亦然），很难看出除了煤以外，还能找到什么替代品
煤对英国的突破性进展有多不可或缺，特别是在铁、钢、蒸汽、动力和运输方面
把开采和使用煤看成欧洲的技术优势，似乎还是颇有道理；这一优势纯土生土长、攸关欧洲19世纪的突破，而且（与纺织品不同）不靠取用海外资源就得以充分发展。
而当我们拿两者相比，就会发现欧洲的优势之处主要是在整体的技术水平与地理上的偶发事件，而非在整体经济的市场效率上有什么优势（这种优势大概不存在）。
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煤蕴藏丰富，在华北拥有中国政治、经济和人口中心的漫长时期里，中国发展出庞大的煤铁复合体
元朝后生产中心转移而导致制铁不再依赖化石燃料一事，很可能贻害甚大。
采煤业在中国依然重要，但它再也不是一门先进的行业；几种节省燃料的创新发明（包括在炒菜锅里拌炒而非在较重的容器里煮食）反倒变得愈来愈重要。
事后来看，如果能把那些西北煤矿床与长江三角洲联结起来，似乎会有非常大的收益，大到让人觉得应有人曾努力促成此事。
尽管“中国”（当成一个抽象整体）的技术、资源和经济条件，在催生煤／蒸汽革命上，未必逊色于整个“欧洲”，但中国境内天然资源的分布情况，使得这类革命发生的概率低了许多。
专业技术是欧洲煤业发展获得突破所不可或缺的，但那一专业技术的问世有赖于漫长的经验（和一路上的许多失败），以及便宜且大量供给的煤。这个经验的获得，得拜技艺高超的工匠、有需求的消费者与煤矿本身这三个因素得以集中于一地又彼此邻近之赐。
我们已经知道，英国（何其有幸地）碰上的采煤困扰是必须抽出矿坑里的积水，而非防止矿坑因过度干燥而爆炸，并从中催生出具有其他许多重要用途的蒸汽机。但蒸汽机本身并非凭空冒出，在这一点上，地点又是攸关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正是仪器制造（某种程度上是枪炮制造）上的精准钻孔、口径测定等技术上的转移，才使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制造的史上第一台蒸汽机能顺利运作，后来也使瓦特得以改良蒸汽机，把蒸汽机的效率提升三倍
只有在煤田里（1800年时有1000台蒸汽机在该场所使用），蒸汽机的长处才特别突显，从而使它们得以迅速普及，并在短短几十年间就使整个产业改头换面
工匠、企业家和科学知识的提供者，这三者之间原本存有社会隔阂，然而拜雅各布所谓的“科学文化”之赐，这一隔阂得到弥合。
我们应谨记英国的煤和蒸汽机之所以能引领工业化，其实要大大归功于它们两者地理相近和同时并存的这些偶然因素。
第二章 欧洲与亚洲的市场经济体
西欧成长最快，乃是因为它有效率最高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却不大站得住脚
市场有利于经济成长，而且欧洲据说有着最完全的竞争市场。
18世纪的中国（说不定还有日本），其实比西欧更接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想。
在中国全境，绝大多数土地大体上可以自由转让。
更多的土地被划为私有的“义庄”，从而不可转让。义庄的设立，是为寡妇、孤儿提供生计和支应宗族祭仪开销，或者支应庙宇和学校的维护开销。
首先，在这一想象的情况下，导致未能改良土地的原因，将会是日益强大的市场，而非“传统”。其次，我们所探讨的，顶多是投资于土地改良的耕种者所面临的额外风险，而且许多耕种者似乎选择不顾风险，毅然改良土地（毕竟，尽管没有保障，长租约仍很普遍）。
活络的租赁市场能大大抵消土地买卖限制，使不擅经营的土地所有人都有机会找到能最充分利用其祖产的人，来替他经营祖产（从而能以最高价出租与获利）。
世袭性土地保有权使土地非常难以合并，流于细碎化，而土地细碎化又使圈地成本高昂，而且用处不大。
晚近的著作开始质疑圈地运动是否确实促进了生产力大增
没有这类措施，土地稀缺可能会使更多的人（和金钱）闲置或受到有害性的运用，而非用在其他生产性工作上。
近代早期欧洲的财富，有许多用在购买新头衔之类不具生产效益的用途上（从而间接用在战争这个许多政府的主要活动上），而非投入扩大生产。
这仍将意味着欧洲因土地产权不明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远比中国还严重的。
像是圈地、抽干湿地等能提升生产力的创新，的确在当时欧洲相对扩散得比较慢，这种“市场失灵”现象仍需要制度层面上的解释
中国在这方面的作为，往往包括提供盘缠、初期贷款和种子，协助获得耕畜、基本资讯和土地。
另一方面，为追求丰裕之资本而移居，在欧洲可能也较容易。
中国政府对“无业游民”始终心存怀疑，喜爱农民更甚于无产阶级，因此虽然积极协助穷人赴边陲地区垦殖，却完全未推动穷人前往核心地区寻觅工作机会；事实上，官方的某些政策抑制这类移动。
简而言之，我们所可能称之为“无产阶级迁徙选项”的东西，在中国不易出现，因为正规的织工或纺纱工不是无产阶级；她所属的家庭，即使没有自己的土地，至少还有可供作为佃户押租的钱。
中国农民把自家许多农产品拿到市场上贩售时，至少比伦敦、巴黎周边的农民较不可能遇上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结构。
比起欧洲许多农民，中国农民在从事营利性手工品生产和把制造品卖给相互竞争的买家上，有着较高的自主性。
欧洲诸国政府非常在意城市的安定，[93]知道城市垄断地位的迅速消失会导致社会动荡，于是常查禁乡村生产活动。
我们目前拥有的证据并未显示，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比日本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加切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准则。
他主张，生产与交换的扩张，有赖于运用愈来愈多无偿的家庭劳动力，而这种家庭劳动力的单位劳动所得很少（而且还愈来愈少）。
乡村劳动力过剩有助于压低有较充分文献佐证的实质工资，而如果农业实质工资持续上涨，乃至维持稳定，这一劳动力就不会过剩。
莱文认为，原始工业化不是工业未来的先兆，而是死胡同，而英格兰（但并非英格兰的所有纺织工）凭借外源性技术突破，才得以走出这个死胡同。
在16世纪至18世纪结束这段时期，劳动增加而生活水平只有相对较小幅提高的现象，在西欧常见的程度大概至少和在中国一样高。
但至少就中国长江三角洲来说，我们所看到的农业内卷迹象是比近代早期欧洲还要少的。后者的工时渐增，而非技术性劳动的实质收益则开始下跌。
总而言之，逼中国妇女在家里为市场工作一事，比起欧洲的女性劳动世界，可能令女人在社会、文化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这似乎并非人为压低生产力。
尽管中国女人也是在为了市场而生产，但她们足不出户一事就因此影响甚大。这使中国几乎没有工厂，尽管其他每个因素（可取得的资本和技术创新等）使中国和欧洲一样是工业化的理想地点。
结论：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多核心区与其共有的限制
西欧的人口与婚姻制度虽然独一无二，却未产生较高明的办法来控制生育，而西欧人也未比其他几个区域的人长寿。没有多少证据显示，西欧的资本存量大大多于他地或体现了整体上明显较优越的技术。西欧的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似乎也没有比中国更接近亚当·斯密的自由和效率观，说不定还远逊于中国。此外，中国家庭劳动力的使用模式遭到严重污蔑，更深入的探究发现，那些模式在回应多变的机会和价格信号时，其实和西北欧模式的回应一样敏捷。西欧最发达地区绝非举世独有，反倒似乎与欧亚大陆其他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域共同享有一些重要的经济特征（商业化，货物、土地与劳动力的商品化，市场驱动的成长，以及家户调整生育和劳动力分配方式以因应经济趋势）。
导论
长程贸易涉及彼此绝无机会碰面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这一类商业活动也使人数相对较少且占据有利位置的人，得以有机会获得比在较本地、较多边和较面对面交易的市场里高上许多的利润率。
新世界最终变得至关紧要一事，与其说是因为新世界（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对资本积累来说至关紧要，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的资源有助于欧洲摆脱生态限制和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中国、日本所走的路径），并使欧洲得以走上大量使用能源和土地等转型作用大上许多的路子。
第三章 奢侈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日益壮大的奢侈品市场如何改变物品的生产方式，从而催生出新制度和促成生产者分化。
人口方面的趋势大大扩大了两地分道扬镳的程度
欧洲所消费的糖、烟草和咖啡几乎全产自其殖民地，且用得自美洲的白银买进所需的茶叶
即从英国以外欧洲的人均糖消费量在18世纪晚期陷入停滞来看，欧洲大陆许多地方比英国更像中国，而这一停滞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类似的限制。
被赋予社会意涵之物品的种类变多和它们改变的速度；更多人获准拥有它们和人们更易从陌生人那儿获得它们；仿效性消费的剧增，以及对不同阶层的人而言，标志身份地位的物品种类剧增；对如何使用不同类商品才称得上“得体”“有品味”的讨论剧增。
即使如此，欧洲境内的民众消费需求可能还是比其他地方的需求来得大，而且大到理应有助于说明欧洲为何最终和其他“先进”经济体分道扬镳。
住房是中国和日本两地相对于欧洲大概最具劣势的领域之一。
在18世纪西欧，随着个人在他人眼中（从配偶到职业生涯，再到宗教信仰的种种事物上）具有的自主选择权被视为彰显自己身份地位和个人尊严的重要依据，[202]消费上的自主选择权很可能也因此同样被视为表达自我想法的重要工具，从而对欧洲日益壮大的“时尚体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胡椒，这些舶来品几乎都是通过采集而来，而非由人种出来的。光是这一点，就使这些物品的生产不可能像新世界的种植园那样，因为有着大量奴隶在严密残酷监督下密集工作而得以集约化，从而不可能使单位价格下跌。
西方在白银出口上的巨大优势，使来自亚洲且能决定时尚走向的象征社会声望的商品大量流入欧洲。
奢侈性需求“本身”的规模与性质，并不会自动就变成许多备有现成廉价小饰物并雇有多名员工的店家，奢侈性需求只是创造出另一种生产体系
第四章 看得见的手
欧洲人在欧洲境外的活动在当时至关紧要，而这与其说是因为这些活动导致资金积累，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大大增加了有形资源的供给。
于是，布罗代尔主张，缓慢发展的资本主义只有在非常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真正变得呼风唤雨，权倾一时。唯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会把财产所有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并使资本主义的家庭得以通过数代逐渐积累自家财产。
亚洲的商人始终未能免于其财产遭恣意征用的恐惧”
我们仍不清楚亚洲大商人遭征用财产的次数，是否比欧洲大商人来得多。
对欧洲人来说，西欧与东亚商业组织两者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海外贸易。欧洲人之所以创立新式合伙关系和最终创立股份公司，主要就是为了长程贸易和殖民地拓展。
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比彼此竞争的近代早期欧洲诸国，更不利于资本主义作为的出现。
靠既有的田赋通常就能维持运作的国家，其对国内商人的干预，少于欧洲诸国对商人的干预；但相对的，这种国家为本国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别有利的发展空间也较少
欧洲优势却主要出现在地缘和地方政局中有利于用武力创造垄断或近乎垄断（大部分在香料上）的地域。
真正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乃是英国在煤业上独一无二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有一部分受制于先天的地理条件。
如果欧洲当初是通过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密集度而非资本密集度的长期发展模式，来应对部分地区在供养18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口上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第五、六章会对此有详细探讨），则欧洲可取得的金融资源变少一事，就可能对工业化的过程产生深远影响。
奴隶买卖、新世界矿物开采和海上劫掠等事，显然能带来特别可观的利润
海外的强取豪夺想必对西欧的资本积累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于这个贡献是否大到足以左右工业革命的出现？
不管有没有来自海外强取豪夺的加持，欧洲直到18世纪晚期，在积聚、保护或调度商业资本（不管是源自何处的商业资本）的方式上，并未拥有足够有力说明其后来为何走上那一长程发展路径的优势。
欧洲政治经济制度和来自欧亚两洲（特别是中国）的需求，才是促成欧洲人大举移民新世界的共同推手。
简而言之，欧洲能够刺激经济发展，从而最终使19世纪欧洲工业和人口急速增长不可或缺的资源的供给量大增，欧洲的奢侈性需求厥功至伟。
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所费不赀且持续不断的军事竞争），在促使欧洲的海外商业扩张变得独树一格上，影响力很可能比企业家的创业才华和对舶来品本身的好奇心等因素都来得大。
战争对欧洲的发展可能带来三个好处：技术的外溢效应、需求增加带来的刺激，以及促使政府愿意以有助于增加产出（从而增加政府税收）的方式改变其制度。
欧洲持续的战争的确有助于某种制度性保障的出现，但并不是在产权的保障上，而是特权的所有权保障：从包收税款、用钱买来的官职，到政府授予的专卖事业和获批准的行会特权等，皆在此列。
战争催生出特权一事有利于资本积累，因为这把财富放在特别可能为了最大收益而再投资的那些人手里。
拜垄断性作为之赐，对欧洲人来说，资助他人进一步垦殖，比让新世界的生产者参与更开放的市场更值得一为。
由于缺乏母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人在海外的乡村定居地一直类似于为获取短期暴利而建造的临时营地，而未（像新世界种植园那样）成为日益壮大之移民群体的核心。新世界的欧洲移民出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借此得以回报家乡那些资助进一步移民的人，而在海外的中国人则没有这么做。
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与欧洲的武装贸易和拓殖极为类似但又背离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活动。
一直要到18世纪晚期，尤其是19世纪，原本与其他先进经济体走在类似发展道路上的西欧，才得以因为意想不到且重要的断点，突破原本在能源使用和资源取得上局限每个人眼界的因素；西欧因此成为一个幸运的异数。
第五章 共有的限制
这些优势有助于处理旧世界诸核心地区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在合成肥料、合成纤维和使合成品变得符合经济效益的廉价矿物能源登场之前，用劳动力与资本来替代土地的能力有其限制。
理论上，欧洲比东亚更有余力增加土地使用的劳动力密集程度，以支持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但欧洲的农业本质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这些潜能。此外，这样的路线也不可能促成人均消费量的大增，更别提促成工业化。
18世纪的欧洲农业仍留下不少有待改善的空间，因此欧洲在碰上马尔萨斯人口限制之前，拥有比东亚还要大的农业成长空间。
由于森林被辟为可耕地，燃料短缺在欧洲、中国和日本三地最发达之地都构成了重大难题。
欧洲较难凭本地生产来扩大其衣用纤维和木头供应量，因为欧洲农业相对较不集约，（与东亚相比）劳动力供应有限（进而会妨碍亚麻产量的增加、较细心的燃料收集和作物残余的使用），而且欧洲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以和19世纪人口增长相当的速度扩大其食物供给。
一旦走上通过乡村劳动力密集化来追求生态上的几乎自给自足这条路，就不易舍弃这条路线，至少在20世纪化学和机械的发展使农业得以更彻底的转型之前，还是如此
只有通过后见之明，我们才能较清楚地知道欧洲的问题之所以比中国更易解决，是因为有技术变革、制度上的迎头赶上和新世界资源这三者的共同加持
欧洲的主要优势在于拥有闲置资源（闲置资源是对密集使用土地一事设下制度性障碍而留下的），而不是因为有较高明的经济条件而得以实现渐近积累。
于是，欧洲（如果视为一个整体的话）最终可能获得某种“落后优势”，而且这种优势是源于欧洲早期在土地密集使用上的制度性障碍。
第六章 废除来自土地的限制
在所有核心地区中，就只有一个地区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并在技术允许时将手工业转化为现代工业：这个地区就是西欧。而西欧之所以能做到，主要得拜剥削新世界之赐，使其不必多动用庞大的劳动力；
由于结合了人口大量减少和引进奴隶来填补人口这两项因素，环加勒比海地区成为出奇庞大的进口品市场和土地密集型出口品的来源。
新世界人口的锐减、殖民地法令和蓄奴这三项因素合力打造出了一个新型的边陲地区，能够替他地提供愈来愈多的原材料。
新世界的市场就是这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因为它提供了日益扩张的母国市场所无缘拥有的东西：新世界和奴隶贸易能在无须动用英国土地的前提下，将其生产的制造品以合理（甚至日益下跌）的价格转化为愈来愈多需要大量土地才能产出的食物与纤维（以及后来的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