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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汤姆·斯丹迪奇，著名英国记者，在全球多家著名媒体开设专栏，还曾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副主编。他最擅长的是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来反思我们今天的媒体技术。代表作包括《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关于本书

在本书中，斯丹迪奇从莎草纸一直写到互联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长达2000年的社交媒体史。除此之外，斯丹迪奇认为我们更熟悉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却有违人的社交天性，只是人类历史中走过的一段弯路。本书通过历史对比的方式，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交媒体的现状与未来。

核心内容

社交媒体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发明，它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这与人类的社交天性息息相关。然而，自19世纪以来，商业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发展，却在扼杀这种社交天性，直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才重回“正途”。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拥有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盈利模式的多元化与社交平台的开放化。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书是《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这本书的作者汤姆·斯丹迪奇可以说是挑战了一个我们的基本认识。他说，社交媒体可不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发明，而是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从社交媒体的不断演化中，我们可以重新梳理人类的历史。

汤姆·斯丹迪奇是一位著名英国记者，在《卫报》《纽约时报》等全球著名报纸上开设专栏，还曾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副主编。他最擅长的是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来反思我们今天的媒体技术。1998年的时候，他出版了成名作《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这本书发现，电报和互联网的发展历史简直是如出一辙。15年之后，也就是2013年，他又出版了这本《从莎草纸到互联网》。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聚焦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那么这本《从莎草纸到互联网》就是一个全景式的扫描。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下面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这本书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了解，为什么说社交媒体拥有长达2000年的历史？这主要和人类的本能有关。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报纸、广播、电视这些大众媒体，来看它们是怎么违背了人类的社交本能的？最后，通过这种历史对比的方法，我们怎么看待社交媒体的现实争议，预测未来的发展模式？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为什么说社交媒体其实拥有长达2000年的历史。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明确一下，什么是社交媒体？从本质上讲，社交媒体是一种共用媒体，说白了，就是大家一起使用的媒体。比如在微博上，不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分享自己的见闻。社交媒体的精髓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不管是谁，想写就写。

这八个字可不是现代人总结出来的，而是来自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岩壁上的涂鸦。考古学家在庞贝古城残存的房屋墙壁上，发现了1万多条涂鸦，涂鸦的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人在上面求爱，有人在上面发表政治观点。比如有一条涂鸦写道：赛昆杜斯想念普里玛。底下紧接着，普里玛就“回复”说，自己也向赛昆杜斯问好。想想看，这些涂鸦不就是庞贝人的朋友圈吗？

公元79年，因为维苏威火山的突然爆发，庞贝古城被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这些涂鸦算到今天，正好过了大约2000年的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十分传神，叫作 Writing on the Wall，翻译过来就是，在墙上书写。这里的墙，既是在说庞贝古城的涂鸦墙壁，也是指我们今天使用的留言板功能。可以说是一语双关，十分巧妙。

在古罗马人的社交盛宴上，其实这些涂鸦还只是前菜，他们最经常使用的社交媒体，是蜡板和莎草纸。蜡板就是涂上蜡的木板，形状和我们今天的平板电脑十分相似。蜡板比较沉，适合短途传递消息。如果是长途通信，古罗马人更喜欢使用莎草纸，这是一种用尼罗河边生长的草杆制作的纸张，价格相对贵了一些，但携带十分轻便。作者说，蜡板和莎草纸就是古罗马时期的社交媒体，而帮助贵族传递这些信件的奴隶们，就是古罗马时期的宽带，他们将贵族们发送的信息连成网络。

这么说可能还是有一点抽象，我们来举个例子。在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演说家马库斯·西塞罗就是个社交媒体迷，即便没什么事儿，也要和朋友通个信，问候一下近况。朋友们接到西塞罗的蜡板，就直接在空白的地方回复他。你想想看，这不就是现代社交媒体的回帖功能吗？如果通信的内容特别有价值，收信人还会让奴隶抄写下来，转给其他朋友阅读，激发进一步的讨论，这简直就是转推功能嘛。

还有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在古罗马的社交媒体中，出现了类似于今天意见领袖的人物。这个人就是罗马帝国的奠基者尤里乌斯·恺撒。他在罗马城的公共广场上立了一块木板，每天定时张贴《每日纪事》。《每日纪事》会公布元老院的议案、演讲等内容，和今天的报纸有点类似。罗马人看到上面发布了什么重要信息，就会通过蜡板和莎草纸告诉朋友。这样一来，恺撒就成了社交媒体系统中的大V。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为什么社交媒体在人类历史这么早的时期就出现了呢？作者的答案很简单：社交是人类的本能。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我们要请出著名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

脑科学的研究者很早就发现，在进化过程中，人类的新大脑皮层占据了脑容量的80%，比其他哺乳动物要高出很多。于是，科学家们就开始猜测，人类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大的新大脑皮层呢？其中，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解释最令人信服。他发现，一种动物的新大脑皮层大小和它的群体规模存在惊人的联系。比如长鼻猴的新大脑皮层占脑容量的67%，一群长鼻猴大概有14只；黑猩猩的新大脑皮层占脑容量的76%，一群就有54只。相比之下，人类新大脑皮层占据了脑容量的80%，群体的平均规模也达到了148人。148这个数字，也被称为著名的邓巴数字。

人类群体的平均规模比黑猩猩大了将近三倍，从社会角度看，它既是好事，也是麻烦。说它是好事，因为相比起其他哺乳动物，人类可以建立规模更大、复杂性更高的协同合作。不过，说它是麻烦，则是因为，人们需要处理的群体关系就更加复杂了，仅像动物一样发出叫声，显然是没办法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分享和交流。于是，人类发明了语言。

作者认为，语言之所以得到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分享和社交。换句话讲，我们需要通过语言，更高效率地在社会群体中传递信息，其中既包括建立信任，也包括处理纠纷，还包括说闲话。学者还发现了一个可能让你觉得有点吃惊的事实，在人类的所有交谈中，这一类社交信息竟然占据了将近70%之多。

这还不算结束。语言虽然可以比较精确的传达信息，但它却受到了声音的限制，两个人站的太远，就没办法听到彼此说了什么。为了消除这种限制，更好地社交和分享，人类又发明了文字，以及承载这些文字的媒体，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蜡板和莎草纸。在满足人类社交需求方面，它们和微博、微信的作用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在社交需求方面，不管是古罗马人，还是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

说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点内容。社交媒体并不是21世纪的新发明，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归根结底，是人类对于社交活动的本能需求。

第二部分

听完第一点，你可能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说社交媒体贯穿了整个人类史，那我们又该怎么看待报纸、广播、电视这些大众媒体呢？好像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些媒体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在本书的第二个重点中，作者就说道，相比社交媒体，大众媒体其实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且还与人类的社交需求背道而驰。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大众媒体。相比起社交媒体，它主要有两点不同之处。第一，大众媒体是一种一对多的传播，比如由电视台制作出一档节目，最后播放给所有人看。第二，大众媒体是一种缺少反馈的传播。我们听了一期广播节目，想要立刻给出反馈，播音员也很难听得到。这样说来，大众媒体就可以被定义是一种对大规模社会公众单向传递信息的媒介。

斯丹迪奇说，大众媒体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段插曲，此言有何凭据呢？只要我们稍微做一下计算，这句话其实也并不难理解。第一批大众商业报刊诞生于19世纪初，广播则诞生于20世纪初，电视在二战之后，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逐渐普及。这样算下来，大众媒体的历史，前后加起来也不到200年，不过是社交媒体的1/10。不仅如此，从21世纪开始，报纸、广播这些大众媒体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在我们的生活中，社交媒体重新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其实，斯丹迪奇从心底就不太看得起大众媒体，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历史短暂，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大众媒体有悖于人类的社交需求，因为大众媒体的本质，是强迫和操纵。为了理解这两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听两个故事。

先说强迫公众。第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广受尊敬的 BBC。不过，在二战时期，当德国军队即将打到英国的时候，一位英国听众却给德国人写信说，你们快点打进来，把 BBC 干掉吧。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BBC 当时的老板瑞斯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他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一定要用 BBC 好好地教育老百姓。于是，BBC 就一天到晚播放古典音乐和枯燥的教育节目。不是说这类内容不好，但谁也不能一天到晚接受教育，我要想听点流行音乐怎么办？瑞斯说，不行，BBC 决不能播放这种下里巴人的东西。那个英国听众之所以写信，就是因为听了一个礼拜的贝多芬，实在受不了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像笑话，但仔细想想，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主动权一直是掌握在BBC的手里，相比之下，老百姓就像哑巴一样，没什么提意见的机会，只能被动接受。

接着，我们再说说操纵舆论。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美国19世纪赫赫有名的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公民凯恩》，这部电影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在19世纪末期，威廉·赫斯特在美国拥有庞大的报纸产业链，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有次，他往古巴派了一位摄影记者，说如果美国和古巴要是开战了，你就给我拍点照片传回来。不过，这位无辜的摄影记者却只发了封电报，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能不能回来啊？赫斯特立即给他回了一封电报，就一句话：你给我照片，我给你战争。

除了用报纸煽动战争情绪，赫斯特还在1901年唆使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了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可以说，赫斯特是声名狼藉，他甚至被称为“美国新闻界的希特勒”。

让我们稍微总结一下。通过上面两个故事，我为你解释了，为什么作者认为大众媒体与人类的社交需求背道而驰。不过，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社交媒体发展的好好的，怎么就插进来这么一段插曲呢？或者换个说法：大众媒体是怎么突然出现的呢？作者在这里为我们提取了三个关键词：技术、资本、政治。

从技术角度看，19世纪以来，印刷术的改良，以及电报、广播、电视等传播技术的出现和普及，为大众传播提供了成熟的土壤。不过，光有土壤还不够，还要有愿意在上面种东西的人，这就是资本和政治。

对于资本家和政治家来说，不论是发财致富，还是控制舆论，大众媒体这块土地的能量和效率都要比社交媒体高出不少。我们刚才定义大众媒体时，说了两个关键词：一对多和单向传播。一对多就意味着，一份内容可以卖给许多人，这样一来，就实现了资本的迅速积累。单向传播则意味着，不论是读报纸、听广播还是看电视，公众都基本没有表达的空间，只能被动接受，这就为媒体操纵舆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这里多延伸一点，其实作者提取出来的技术、资本、政治这三个关键词，也影响了现在社交媒体的崛起。

说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二个重点内容。相比社交媒体，大众媒体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前后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大众媒体与人类的社交需求格格不入，它不仅切断了人们的日常交往，还强迫受众接受它的价值观，甚至操纵舆论来实现它自己的目的。

第三部分

这本书的前两个重点，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在人类历史中，社交媒体才是常态，大众媒体只不过是一段“我们走过的弯路”。那么，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中借鉴一些经验，来更好地把握社交媒体的现状和未来呢？这就是本书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现如今对于社交媒体的一些争议。在这本书里，作者主要谈了三个我们经常会有的担忧：第一，社交媒体会不会让错误的观点得到传播？第二，社交媒体会不会浪费人们的时间？第三，社交媒体会不会让现实中的人们更加疏远？我们就通过对比历史的方式，重新思考一下这三种担忧。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社交媒体会不会让错误的观点得到传播？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认为，因为任何人都能在网上发表意见，那么社交媒体中就难免会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偏见。斯丹迪奇为这种担忧在历史上找到了一个先例。在17世纪，人们非常害怕印刷小册子会被用来散布错误观点，《失乐园》的作者、著名诗人弥尔顿还因此惹上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当时，弥尔顿写了一本小册子，宣称离婚是合法的，这在现在看来完全不值得一提，不过，当时的教会却难以容忍这种观点，禁止弥尔顿出版。在法庭上，弥尔顿做了一段精彩的演讲。他认为不管一种观点是不是正确，它都有传播的权利，在真理和谬误的斗争中，正确的观点自然会经受住考验，最终取得胜利。这次演讲后来被整理成了一本书，就是著名的《论出版自由》，这本书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了精神指南，还成为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论基础。斯丹迪奇认为，社交媒体同样提供了一个观点交锋的平台，经过讨论，正确的观点自然会脱颖而出，所以我们不必担心。

第二种担忧认为，逛社交媒体就是浪费生命，让人没有时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工作和学习。这种担忧在历史中也早就出现过。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人特别热衷的社交媒体，就是咖啡馆。不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花一便士买杯咖啡，在里面就能和别人天南海北聊一晚上。当时就有人说了，这不就是浪费时间么？不过，我们要知道，牛顿正是在咖啡馆中，和朋友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万有引力定律”。同样，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部分也是在咖啡馆中写出来的。所以，斯丹迪奇就说，那些担忧社交媒体可能浪费时间的人先不要忙着下结论，因为推特建立的“全球咖啡馆”可能正在酝酿着新颖的思想、出人意料的讨论。

第三种担忧认为，社交媒体会让现实中的人们更加疏远。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学者雪莉·特克尔就写过一本书，叫《群体性孤独》，她认为社交媒体鼓励人们在网上与素不相识的人打得火热，却忽略了真实生活中的家人和朋友。如果你对这个观点有兴趣，也可以在每天听本书中找到这本书来听听。不过，斯丹迪奇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不管是古罗马的蜡板、莎草纸，还是宗教改革中的政论小册子，社交媒体一直是加强社会关系的手段。如今这个时代，随着城市郊区化和全球移民的浪潮，从地理位置上讲，家人和朋友之间的距离其实是更远了，正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我们才能够和他们重新取得联系，不仅如此，社交媒体还让很多本来不认识却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起。这样看来，社交媒体不但没有让现实中的人们更加疏远，反而不仅增强了旧关系，还创造了新的关系。

当然，我们对于社交媒体的现实争议，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三个问题。斯丹迪奇用这些例子，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面对新技术的理性态度。要知道，在历史上，几乎每一种新媒体出现时，人类都会本能地产生恐慌。比如，你可能想不到，在20世纪初电话刚刚普及的时候，很多美国人都担心，电话不但会破坏家人的感情，还会让朋友之间越走越远。这和我们对于社交媒体的恐慌，几乎是如出一辙。斯丹迪奇进行的历史对比，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太阳底下无新事，只要以平常心来看新的媒体，我们就有理由对它保持乐观的态度。

说完了社交媒体的争议，我们继续通过历史对比的方式，聊聊社交媒体的未来走向。斯丹迪奇认为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盈利模式。受到大众媒体这条弯路的影响，如今互联网中的社交媒体在盈利模式上仍然以广告为主，换句话讲，微信朋友圈和湖南卫视一样，对用户来讲都是免费的，也基本都是靠把用户卖给广告商来赚钱的。那么，社交媒体在未来有没有可能摆脱广告的束缚呢？斯丹迪奇认为，如今已经有一些社交媒体尝试对部分用户进行收费，还有个别社交媒体采用彻底地收费制度。比如2012年创建的 app.net，资金就全部来自用户的使用费，它们宣称出售产品而不是用户，要建立一个没有广告的、更加纯粹的社交媒体。虽然这家公司没有获得成功，不过在斯丹迪奇看来，这也许是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在盈利模式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就是开放化。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如今，一旦一个社交媒体发展壮大了，它往往会把自己封闭起来，鼓励用户只使用自己的产品。比如有一段时间，在微信朋友圈中，我们分享腾讯公司的 QQ 音乐很方便，但却不能直接分享另一家音乐网站中的歌曲。斯丹迪奇认为，这种半开放状态也许还会维持很长时间，但如果我们回顾互联网的历史，另一种可能是，我们今天的社交媒体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平台之间的开放、分散与合作也许同样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总结

说到这儿，本书的主要内容就已经讲得差不多了。通过了解上面这些分析，我们领略了斯丹迪奇通过历史对比研究互联网的独特风格。不难看出，斯丹迪奇是社交媒体坚定的支持者。客观来讲，这种观点的确有一点偏激，大众媒体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比如，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大众媒体就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著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就说，在人类历史上，“民族”这种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印刷技术，换句话讲，就是报纸、杂志这样的大众媒体。如果你对这个观点感兴趣，可以在每天听本书中找到这本书，听听这位泰斗级人物，是如何解释印刷技术和现代民族意识的关系的。

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这本书的三个重点内容。

这本书最反常识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如今使用的社交媒体，本质上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它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蜡板和莎草纸，这样算来，社交媒体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将近2000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归根结底，是人类对于社交活动的本能需求。

接下来的第二个重点内容告诉你，在人类传播史中，大众媒体只不过是一段我们走过的弯路，因为大众媒体与人类的社交需求背道而驰，它的重点并不在于双向的交流，而在于强迫和操纵。

如果说本书的前两个重点帮你纠正了一种传统的媒体历史观，那么，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重点，就是通过历史对比的方式，来思考社交媒体的现状与未来。从现状角度来看，作者帮我们梳理了三种对社交媒体常见的担忧，他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不要轻易认可那些新媒体带来的社会恐慌，而是要保持更加理性的态度。从未来走向的角度来看，作者提醒我们说，盈利模式的多元化，以及社交平台的开放化，可能会是社交媒体在未来最重要的两个发展趋势。

撰稿：董晨宇

脑图：刘艳

转述：徐惟杰

来源：https://deda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