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观从何而来》原文笔记

#原文笔记

罗宾•邓巴

在牛津大学，他探究了行为、认知和神经内分泌机制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了解这些机制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将其用于指导人们更好地应对自己周遭的各类关系，帮助他们克服社交生活中的种种障碍。

通过大量的实验及观察，邓巴提出，人类个体所能维系的稳定关系数量在150左右——人们知道其中的每个人是谁，与这些人保持着一定频率的社会联系，也了解每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如何。这个数字又被命名为“邓巴数”。

《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

在《大局观从何而来》一书中，邓巴更是提出，我们可以运用处理小规模社群的经验来应对无限连接的互联网社会，充分发掘个人魅力，在社交生活中掌握传播、连接的主动权。

前言理解自我，突破思维的局限

拥有大局观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行为。

我们的核心本质，仍旧不过只是自身进化史上小型社群生活的产物。

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从一个脑容量很小的生物，进化为拥有大局思维的全球物种的，我们把这一进程称为露西的旅程。

人文科学所探究的是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语言、思想、叙事、艺术和工艺品，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身处的世界；我们是如何创造了它们，又是如何被它们所塑造。社会科学所追求的是，借助观察和反思，了解支配个体和群体行为的模式

引言社群生活让人类拥有大局观

社群生活是推动大脑进化的主要原因，最终使人类拥有了能够回溯过去、展望未来的大局观。

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还是同一个物种：一种小型的、普通的非洲中新世古猿。

与当下的成果相比，最初的努力总会显得细微而渺小。但渺小并不等同于微不足道。

人类的大脑，或者更确切地讲，人类的脑容量，与基本的社群规模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联系。

● 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是否存在着某种局限，它限制了我们所能够组建的社会群体的规模吗？
● 如果是如此，我们的认知能力又是如何演进以应对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的，我们的社会形态是如何从微小的猎人团体演变为如今的超级大都市的？
● 鉴于我们祖先的脑容量要比我们小得多，当我们讨论遥远过去的社会生活时，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他们？
● 是否真的有可能指明，原始人的大脑是在何时转变为人类的大脑的？

我们所关心的认知问题——我们是如何行动和思考的，这种行动和思考的习惯又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能研究一个人所能够问出的最为宏大的问题（我们是如何成为人类的？）

语言标志着现代人类的出现，这是我们自己的种群，

现代社会中的邓巴数

蜜蜂的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严格的化学信息管理的结果：蜜蜂个体并不是自愿去选择工蜂、雄峰或者蜂王的角色，而是被迫去执行这样的角色，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自身的基因编码以及其他蜜蜂给予它的化学信号的综合影响。猴子则与此相反，它们是受自身心理因素约束的个体，它们会依据特定环境下的迫切需求来调整自身的行为，同时，猴子也能意识到自己所置身的环境。

或者，更确切地讲，社群规模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的体积相关。

某个物种的脑容量为该物种的社群规模设定了一个限制。当一个物种的群体规模超过了该物种所特有的限定时，它们的群体就会崩解，因为这些动物们无法再掌控好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了。

人类所拥有的社会性技能依赖于一种被称为心理阅读或心理化的能力——理解或者推断另一个体的想法的能力。

根据猿类社群规模大小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体积之间的关系方程，能够预测出现代人类的自然社群规模大约是150人左右。

我们可以居住在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但我们个人的社交圈子，也就是由我们真正认识的人组成的小世界，仅仅是由一个150人的小型团体组成的。

实际上，我们记忆中能够叫上名字的面孔，数量大概在1500～2000之间

一般而言，个体的社交网络由朋友和亲人组成，共计150人。每一层级都代表了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每一层级的规模大约都是它相邻内层层级的3倍。4个层级大致相当于密友、至交、好友、朋友。

第一，不同的人所拥有的朋友的数量差别巨大。事实上，数值的波动围绕着150这一标准值，普遍处于100～200之间。第二，这一点让我感到惊奇，150人的社交圈子中，有一半的人属于自己的亲属，而另外一半人才是朋友。

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世界里的人，早已抛弃了那些陈腐的观念，在家园情结和社会流动性之间，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后者，结果就是尽管我们仍旧重视直系亲属，但我们的社交圈却是由朋友关系和工作关系所主导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中，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是旁系亲属成员

一般而言，人们在心中将亲人置于朋友之上。如果你并没有太多的家族亲属，或者，你与他们产生了纠纷，那么，你就会用朋友来填补亲人所留下的空缺。你也有可能会用你最喜爱的肥皂剧角色或宠物来填补这种空缺，甚至你最疼爱的盆栽植物都可以，假如你真的觉得自己同它之间存在友谊的话。

认知负荷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我们的记忆信息，并依照已知信息采取行动的心智能力

史前岁月的社群生活

史前历史被划分成了三时代系统——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新考古学最伟大的倡导者之一是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他揭示了考古学证据的局限性。宾福德指出，选择性保存会扭曲历史记录，并且我们再现古人类过去生活的方式很容易创造出“现代神话”。

从人族到人类的10步进化

心理状态源自心智计算，然而行为主义者却认为，因为心灵本身不能被直接观察，所以它甚至不应该被拿来公开讨论。

从来不犯错误的人只会一事无成。

事实上，直立行走是将人族动物与其他类人猿真正区分开来的唯一特征。

考古学联手心理学，破解社群的奥秘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去阐释，我们是如何以及为何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并最终演变为现在的样子的，而非将我们自身与其他物种人为地割裂开来。

心理学家提供实验科学的视角，而考古学家则采用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只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小小的分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曾探寻过许多其他求取生存的途径。其中的一些，如尼安德特人和许多不同种类的南方古猿，曾经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也非常成功，但最终还是在气候变化和生态竞争面前败下阵来。

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尽可能多地关注于心理学的研究，我们还会考虑到认知和社会行为的相互影响，以及我们的祖先所使用过的工具和手工艺品。

01 社会化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友谊模型：人类被不同层级的友谊关系所包裹，在不同层级的关系中，我们与相关个体的感情深度和联系频次也会有所不同。5、15、50、150以及500，这些不同层级的数字几乎就是密友、至交、好友、朋友以及熟人的代名词。

灵长目动物进化史上最伟大的创造就是社交活动，然而群居生活的代价绝对高昂。群体的规模越大，你每天为寻觅食物所走的路程就越远，因为每只动物都会有自己大致恒定的觅食区域。

群居生活使得灵长目动物更有可能从猎物成长为猎手。

人类群体的3倍法则

在小规模的传统社会里，这种多层关系发起于各个家庭，各个家庭再组建起营居群，营居群再组建成社群。

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层级分明的群体组织都有着特定的规模，并且其规模的大小依照3倍系数递进。换言之，每一个更大的群体组织的规模都是其下一级群体组织的3倍。部落的规模3倍于巨型营居群，巨型营居群的规模3倍于社群，社群的规模3倍于营居群（见表1-1）。

人类被不同层级的友谊关系所包裹，在不同层级的关系中，我们与相关个体的感情深度和联系频次也会有所不同。5、15、50、150以及500，这些不同层级的数字几乎就是密友、至交、好友、朋友以及熟人的代名词。

至关重要的是，150人的社群与超出这个层级之外的群体之间似乎存在很大不同。在由150名个体组建起的社群里，我们彼此共享一种基于信任和责任的互惠关系。我们有过一段共同记忆，我们认识这些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他们同样也熟知我们。那些落入150人层级之外的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熟人，他们和我们的关系非常普通，并不涉及互惠的义务，也不涉及为其排忧解难的责任。这种根本性差异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施惠于他人的意愿。

我们有两种认识世界的视角，一个是将世界作为整体从高处俯瞰，一个是自下而上地观察个人的社交世界。

要在17世纪的战场赢下战争，意味着要解决两个互不相容的问题：最大化战场上的作战人数（你的军队规模越大，你越有可能夺取胜利，至少大多数时候是如此），同时保持不同的作战队伍之间的协作能力（随着军队规模的增大，士兵之间的协作能力会急剧下滑）。

一般而言，1个班12个人左右，3个班将组成一个40～50人的排，3个排将组成一个150人左右的连，3个连将组成一个500人的营，3个营将组成一个1500人的团，3个团将组成一个5000人的旅，而3个旅将组成一个15000人的师。当然，实际的划分可能会有细微不同。

在所有现代军队中，一个连的人数在120～180人之间。连队被视为军事组织中的基本单元，它是可以作为独立实体单独行动的最小组织单位，连队的士兵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家人。

时间和共情对亲密关系的重要意义

我们把自己40%的社交资本投给了我们内心最重要的5个人，他们每人平均分得我们8%的社交资本。我们将另外20%的社交资本投给了15人层级之内的其余10人，他们每人平均分得我们2%的社交资本。50人层级之内的其余35人，平均每人能够分得我们0.4%的社交资本；而处于最外层级内的其余100人，平均每人至多能分得我们0.25%的社交资本——相当于我们每年只和他们见一次面。

社会群体的大小会受到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我们将其称为认知负荷

直立行走似乎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既是因为直立行走在能量利用上更高效，又因为更长的双腿也更节省时间

结果表明，两个人的感情亲密度与他们的接触频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你与某人联系的频次越高，你与他的感情就会越亲密

当交往的频次下降以后，被试学生与社交圈之间的感情关系亲密度也会骤然跌落，而这至多在6个月内就会发生。

一言以蔽之，时间就是一切。当你不再为一段亲密关系投入时间时，这段关系也就枯萎了。

感情亲密度和利他主义是相辅相承的。

友谊是非常脆弱的，如果得不到及时强化，它就会迅速衰落。

这是一种被称为亲缘选择的进化过程，我们之所以更加偏袒亲属而非无血缘之人，是因为亲属和我们共享了一部分基因。

我们的亲密关系是一种感性的东西，我们心理上的某些特性很可能是我们管理亲密关系的关键。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共情，另一个则是我们对自己的朋友的理解程度。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讨论动物（包括人类）的精神状态，并代之以研究那些我们可观察、可测量的东西，即它们的行为。

情绪在亲密关系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感到温暖和幸福，而很多亲密关系又都终结在极为强烈的愤怒和沮丧情绪中。

亲密关系破裂的最常见原因是被认定为缺乏关爱，而猜疑和嫉妒则紧随其后。

情绪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处于最底部的是心境情绪，它指的是我们对某些地方和某些人的直觉感受。我们会体验到诸如安全和忧虑的情绪，同时又不一定能够确切地指出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安全的港湾和一处阴森恐怖之地，就是我们对某个地方或某个人的最基本理解。在心境情绪之上是基本情绪。基本情绪对我们的生存具有非凡的意义。恐惧、愤怒和幸福是所有哺乳动物所共有的情绪。它们使我们得以在威胁和危险面前做出情绪反应。

建立更大、更紧密的社交圈就意味着选择压力

意向性立场是指我们理解他人话语中所欲传达的真实含义的非凡能力。语言是一种臭名昭著的油滑之物，它所表达的含义常常是暧昧不明的。

其一是说出具有说服力的谎言，因为他们此时已经知道你会如何对待他们所说的话，并借此向你传达错误的信息。其二是沉浸在真正虚构的游戏之中。

意向性立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度量标准，因为意向性建构了一种层次等级，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系列反射性的心理状态。我信奉某物的事实（我知道自己的心思），等同于第一阶意向性；而我相信你怀有某种信念（你的思想状况），则是第二阶意向性。这是5岁儿童在掌握心智理论后，所能够达到的水平。

我想知道（wonder）你是否猜想（suppose）我想要（intend）你认为（think）我相信（believe）某事是真实的。5个黑体词语就是指称心理状态的术语，哲学家将其统称为意向性。

个体处理意向性任务的能力是否与他们社交圈子的大小相关。

个体处理这些任务的能力与他们所列的最内两个层级的好友数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社交生活触发心理上的愉悦感

个体脑容量的大小与其社交网络规模之间存在相关性。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其中存在清晰的因果关系：那些拥有更大眼窝前额皮质的个体，往往能够处理更高等级的意向性任务，也正因为他们能够处理更高等级的意向性任务，因此他们会有更多的朋友。

我们可以假设，那些拥有更大脑容量（至少是更大的眼窝前额皮质）的个体能够在社交上取得更大成功，并进而遗传下更多的后代，而其最终结果就是代际间脑容量逐渐增大。

社会脑理论提醒了我们，为什么社会生活如此难以应对。社交活动消耗了我们大量的脑力资源，尽管这个消耗过程是内隐的（即本能性的）而非外显的（即涉及意识思维的）。

脑组织是极其昂贵的（每克脑组织所消耗的能量是肌肉组织的20倍），要进化出更大的脑容量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因为大脑的能量消耗巨大，动物们必须寻找更多、更好的食物来为其提供营养，所以大脑需要一个真正合理的理由来为自己所选择的进化路径正名。

在猴子、猿类和人类中，社会联结似乎包含某种双重加工机制。一重加工机制就是认知过程，它允许我们完成诸如心智理论程序中所包含的心理计算问题。

内啡肽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由大脑分泌，效用是对抗身体出现的疼痛和应激状态。心理应激也会导致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在化学作用上与吗啡类似，它能够抑制疼痛，并给予我们快感。

体育锻炼诱发内啡肽分泌，是运动过程产生痛苦的自然结果。在结束一次锻炼活动后，我们会获得一种与摄入鸦片制剂相类似的情绪高涨感，我们会觉得整个世界安好、舒心。

换言之，发笑和音乐表演都是触发内啡肽效应的有效机制。它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这些活动对身体造成了压力。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只有主动的音乐表演才具备该效果：单纯地聆听音乐并不会产生相同的效应，尽管音乐为我们带来的情感痛楚是否涉及内啡肽效应以及其他的神经或神经肽机制，仍未可知。

02 社群生活初始化

如果我们心中并不清楚自己将会发现什么，或者期望发现什么，以及这些发现将会如何揭示人类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在地面上落下铲子，开始发掘工作

第一种态度是将一切社会行为视为有关世界运转的推测、想象和模型，它们不能用考古学的证据来证实。

我们所理解的社群行为

社会组织演变过程的权威划分方式是：从营居群到部落，再到酋邦乃至国家。

营居群社会被划分为简单狩猎-采集者社会和复杂狩猎-采集者社会两种形态。

一个物种的交配体系是其存在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始终都是繁衍驱动了物种的进化。交配体系同样也嵌入了物种的社会系统。

劳动分工是另外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特征，它塑造了人类本身：男性依靠狩猎来为妻子提供食物，与此同时，妻子肩负起养育后代的重任——这是终极的投资冒险合作。

事实上，以解剖结构（例如相对睾丸大小）来衡量交配体系的话，人类恰好处在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目动物（如长臂猿）和一夫多妻制的灵长目动物（如狒狒和黑猩猩）之间。

在灵长目动物社会进化过程中，一夫一妻制是一种沉溺状态：一旦某个物种进入了这种状态，它就会很难再转换回来。在专性的一夫一妻制中，有些东西似乎是不可更改的。这可能是因为，真正的一夫一妻制需要行为和认知上的重大改变，进而带来脑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旦成形就很难还原了。

在我们社会性的核心之中，有两种东西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物质和感觉体验。

感觉体验和物质是资源的核心，它们帮助组建起了新的强大联结，以应对更为庞大的社群规模。

人类已经探索了多种方式来提高兴致，改变社交聚会的氛围。当我们饮酒、听音乐或品尝美味的菜肴时，我们就是在增强产生社会联结的核心资源。

一种被称为“社会”的自上而下的建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古人类进化的“永恒三角”的问题。三角形的三个点分别为饮食调整、社会协作和翔实的环境知识

250万年间的沧海桑田

动物体重与脑重比的指数被称为脑化商数（Encephalization Quotient），简称“EQ”。

如何构建社群和关系网络

面对可预见的食物供应减少，原来的社群会分裂开来，群体间也会以分离取代融合。

我们与我们自身承载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拥有心理化能力，心理化能力能够进行敏锐的社会推理，并给予我们一种心智理论。

心理化能力的产生解放了我们为保持社会化而靠近他人的需求。我们将会证明，如果没有对社会性核心的物质部分的延展，心理化能力是不可能产生的。物质的延展使得自然的存在转变成了文化的存在。这种社会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使得人类可以在人口稀疏、交流匮乏的地区生活

更大的脑和更大社群的优势

社群规模的增大主要能带来两种优势，一是安全，二是安心。这两种优势超过了个体为进化出更发达的大脑而付出的巨大代价

食物是女性渴求的资源，因为有了这些资源，她们的后代才更有可能存活到生殖年龄

社会生活并不单单建立在卡路里之上，还需要人际关系来建构，这种人际关系就显现于物品制作、交换、使用以及保存的过程之中。

03 脑力有限的祖先

社会结构的3项重大变革：1．女性排卵期隐秘化；2．对偶相系；3．食物携带。● 科技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嵌入式”的，科技既是社交的工具，又是为社交发明的工具。

地猿的初级社交

狭隘的达尔文主义者会对这些“年老者”嗤之以鼻——如果她们已经无法生育，那么她们对群体而言就是无价值的。但作为祖母或外祖母，她们的确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们是儿童的看护者，这提高了她们女儿的生殖适应性，因为只有更多投资和保护才能确保儿童的生存。儿童持续增大的大脑，导致他们的婴儿依赖期更加漫长，这就提高了我们祖先的儿童看护溢价。

人类进化的最古老观念之一就是：直立行走带来了双手解放，使得人类得以手持棍棒和其他武器，携带食物。

我们认为科技从一开始就基本是社会嵌入式的，也就是说，科技既是社交的工具，又是为社交而发明的工具。

早期人属在工具上的突破性成就

● 工具自社群生活中产生。● 工具的作用与主要的生存活动无关。● 科技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体外之物”对黑猩猩的生活有重要作用。● 99%的黑猩猩工具不会遗存下来，无法形成脉络清晰的考古学记录。

社群生活占据主导地位，工具只是社群生活中偶然的副产品，是一种附带现象。● 制作工具的材料是“脚手架”的核心部分，我们的社群生活自此产生。

承袭的本质就是个体借由一种只能被视为交际行为的接触，从他人那里学习经验

人类的核心能力就是生活于想象之中；或者就像我们将要表述的，人类的核心能力是探索第四阶之上的意向性的可能性。

任何工具都会不可避免地承载起一些理念，而这些理念构成的思想就是我们所有交际和社会网络的核心。

04 人之为人的3项关键要素

手斧、火、语言，3种元素是紧密联系的，这种联系的基础是大脑、身体、物质和环境的协同进化。

火，烹饪、生火与社交活动构成的社会史

人类不善于消化块茎中的淀粉，而过多的肉类蛋白甚至会毒害他们。火的一个重要优点因此得以发挥作用：烹饪破坏了食物成分的结构，包括块茎中的淀粉结构和肉类中的蛋白质结构，使得它们更容易被肠道消化吸收。火同样也杀死了有害的微生物。

正是火延长了社交活动的时间，改变了准备和进食餐饭的模式，刺激了劳动分工，并最终使人类从中受益。火催生了劳动分工以改进效率，提高了食物的热量回报，给予人类温暖，并使人类免遭捕食者的侵害。

语言，闲谈、思考与猜想的硬性证据

社会脑理论认为，脑容量在更新世的大幅度增长与社群规模的改变相关。而社群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语言的需求。脑容量的改变是逐步发生的，语言的进化也很有可能是渐进式的。

人类是为八卦而生的，我们有理由相信，50万年或更早前的人类与我们相同。语言是我们向他人学习，影响他人参与我们社交计划的传统方式。

交谈群体有一个为数4人的自然上限，罗宾·邓巴在多年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笑声群体的自然人数上限似乎是3人左右。

心智理论（或称第二阶意向性）代表了一个关键的分界线，这是一种能力，意识到另一个个体拥有与你相似的心思，能够信仰你所相信的事物。

并将其应用于没有关系的人，使得他们变成“我们”而不再是“他们”。普遍的亲属称谓是一种社会化技能，人类学家艾伦·巴纳德认为，它在人族先辈中根深蒂固。亲属称谓使得无法自然产生的（即遗传关系的）社会类属被责任网络结构创建起来，以满足生存需求。

科技增量，大脑扩容

感官是情感的基石，音乐和宗教的情感张力因为人类对感官的掌控而被放大。

音乐作用于感官，并用新的方式放大了感觉体验，以产生更为稳固的联结。社会联结因而可以促成更大的社群，在必要时，也允许更长远的分离。

符号、具象艺术、装饰陈列以及染色材料开始流行起来。最终结果是，人类自身成了一种复合产品：暖衣蔽体、身披甲胄、缀饰珠玉、扎发、喷香、刺青、彩绘；这种复合创新不断增量，进而催生了文化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

从人族到人类的3项共同特征

语言的作用是解决庞大社群的梳毛问题。

形式各异的音乐创作是效果良好的内啡肽分泌触发器。我们的实验表明，音乐创作所涉及的体力劳动是极为关键的：被动聆听音乐不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关键点在于，音乐活动还包含另外一种属性，它对内啡肽的分泌有重大影响：音乐活动是高度同步化的。与个体的单独活动相比，整齐划一的表演似乎提高了内啡肽的分泌水平。这是放大既有机制以应对社会化问题的完美

换言之，随着现代人自赤道向北方（和南方）迁移，他们增加了视觉系统的体积以保持视力的大致不变。也许，尼安德特人栖居北部地区的时机选择太早，以至于未能演变出智人具备的完整的社会脑功能。

头脑发达的古人类所拥有的欢笑、音乐以及之后的完整语言，接通了第三种内啡肽机制：宗教仪式。许多宗教的习俗，诸如禁食和忏悔被精心设计成以使身体承受压力，从而引发内啡肽的激增。

讲故事是构建大型社群凝聚力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在这个情境下，第四阶与第五阶意向性之间的差别将更容易被理解。拥有共同的世界观使古人类能够交流观点和意见，他们可以讨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或者可能是怎样的。在传统社会中，故事往往就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媒介。

情绪联结，社群生活丰富多彩

搜索假说认为，情绪为我们的行动设定了边界，并提供了有效的、不假思索的判断。

让现代人脱颖而出的是一种独特而极为强大的能力，那就是借助选择来控制和刺激情绪。其中，必要的联结并不存在于大脑的边缘系统，而是接入了大脑新皮质。

制造独特的另一个特征是“附加价值”。我们的意思是，物品可能获得附加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会比物品原本的功能更为重要。

墓葬文化，生者与逝者的合作

人类学家温迪·杰姆斯将人类描述为“仪式动物”。

06 利用小社群的经验处理大社会的问题

人类生活在一个人口庞大的美丽新世界中，自身却只配备了适用于远古生活环境的社会技能和思维框架。

2007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2011年，全球人口超过70亿人。

农业革命的本质是，粮食的生产允许人类维持住更大的人口数量。

危机与机遇并存

理性思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成果，而关系思维则存在于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再发现和挖掘

在人类的进化史上，我们只花费了“片刻”的时间便从700万人口发展到了70亿人口，但管理我们社会生活的核心认知结构却始终未变，即便我们已经从石器时代跨入了数字时代。

社会脑的核心本质是关于群体规模的。社会认知是昂贵的。哪里的生态环境青睐于庞大群体，哪里的大脑就会承载更大的压力，这就是认知负荷。

邓巴数150”仍旧是个体所能认识和处理的人际关系的上限。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生活在5人核心小组、15人互助小组以及50人的营居群中。

科沃德得出的结论是：物质文化本身就是形成大局观的催化剂。猎人和农民毕竟都是相同的人种：智人。

发掘个人魅力

魅力型领袖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魅力型领袖提供了领导力；另一方面，他们提供了一个焦点，群体成员可以围绕焦点聚拢。

宗教信仰的一个特点，无论个体皈依了怎样的信仰，宗教都可以唤起强烈的情感承诺，似乎精神世界能够对人类的心智实施独特的情绪控制。

不论个体的意愿如何，一位魅力型领袖都能够说服所有人去一致行动。从长远来看，如果行动一致的净收益超越了各谋其利的净收益，那么魅力型领袖对群体而言就是有益的。

劫掠本身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以损害他人来为自己谋利。

世俗的魅力型领袖通常也会有标榜其身份地位的排场，如侍从和招摇的举动，这些与宗教领袖的教士、仪式和举行仪式的场所相似。两者所寻求的都是迫使追随者服从公共规则，以促成更加有效的协作。这样的合作从本质上说并不稳定，因为公共规则从来都无法均等地讨好所有人。一些人总是会觉得自己为公共付出了不相称的努力，并最终感到愤愤不平，甚至觉得自己有权反抗。

掌握传播思想的工具

也许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增加我们所拥有的人际关系数量，即便科技的发展似乎允许我们这样做。制约我们所作所为的，并非时间或记忆力，而是我们心灵中为朋友准备的有限空间。

视频之所以胜出，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同处一室的感觉，一种共同在场的体验。这意味着它的交流节奏较之文本媒介要快上许多：在我讲笑话的同时，我也看到你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这种效应非常强大，那些我们在酒吧觉得滑稽可笑的故事，到了邮件里就会变得索然寡味。

数字世界中还有一件缺乏的东西，那就是触摸。触摸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部分，即便对方是陌生人也是如此。指尖梳毛是我们自灵长目继承的遗产，至今仍旧意义非凡。我们触摸他人的方式，可以比言语更好地表明我们的真实意图

民主运动的根源不在Twitter本身，而在于少量魅力型领袖面对面的人际网络，是这些人将整个运动推到了风口浪尖上。Twitter可以让我们协调出一次聚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它无法组织社会或政治运动。和文化偶像一样，这些运动起因于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个人关系，而这一直都是贯穿我们自身历史的模式。

结语拥有大局观，不受限于当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始终都是那些自人类的黎明时期便干系重大的事情，比如我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我们建立的友谊，以及我们把握住的机会。

通过研究社会脑的远古历史，我们可以证明的是，社会网络必然依托于特定的规模和特定的张力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