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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作者：(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
序
美国人已经到了一种境界：把无知当美德，尤其是对公共政策领域的无知。拒绝专家的意见，就是在维护个人的自主权，美国人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日渐脆弱的自尊心，隔绝外界的纷扰，再也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你错了。
最重要的，我希望此书能为弥合专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嫌隙略尽绵薄之力，长期看来，这样的嫌隙不仅威胁到亿万美国人的福祉，也会殃及美国民主试验的存续。
引言 专家之死
美国沉湎于对无知的狂热崇拜中，且由来已久。反智主义的压力就像坚韧的针线一般，缠绕在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支撑它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教育是为了让人们成为终身学习者，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或是多么成功。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掌握一丁点儿知识，就成了教育的终点，而非起点。这是很危险的。
互联网不仅让我们当中很多人变得愚昧，也让我们变得刻薄：人们各自隐藏在键盘后面，相互争吵而非讨论，彼此辱骂而非聆听。
过去，公共知识分子（通常与记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而民众又不去询问，只是争论
第一章 专家与平民
华盛顿电——美国各领域顶尖专家周一集体辞职，因为他们的建议多年来被误读、曲解，甚至视而不见，令他们备感挫折。——《洋葱新闻》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不信任他人的专业素养，那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有时候会抗拒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会破坏我们独立自主的感觉。我们唯愿自己有能力包揽所有的决定，如果有人跳出来纠正我们，或是指出我们是错的，或在我们不懂的事情上予以指点，都会令人恼火。这是一些个人的本能反应，但如果这种反应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共同性格，那就危险了。
知识分子总是抱怨同胞的愚钝，不满普通民众对知识阶层和专家的不信任
那些从不关心这个话题的普通读者如果读这篇文章，其目的并不是要从作者这里学到点儿什么，而是去评判作者的观点与自己的一贯认知是否相符。
钻研某些课题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别人也会和他们一样对这些课题感兴趣。但是，说真的，谁需要无所不知呢？
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大众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漠不关心，而是掀起了一种敌意。专家的观点或现有知识日薄西山，一股进击的力量取而代之，主张关于任何问题的一切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这在美国文化中是前所未有的。
疾控中心在2012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生乳制品导致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是灭菌乳制品的150倍。
追根溯源，就是因为普通民众没法认识到，专家偶尔会在一些问题上犯错和专家始终在所有问题上犯错是两码事。事实上，专家正确的概率要大得多，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实问题上。但是公众不断地寻找专家在知识上的漏洞，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无视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专家意见。
沉浸在自我幻想中，敏感而坚决地主张每种观点都应被视为正确的。美国人已经分不清“你错了”和“你很蠢”这两句话。表达异议就等于表示不敬。纠正别人就是在侮辱别人。不承认所有观点都应受到同等重视就是思想封闭，无论这些观点多么不切实际和愚蠢空洞。
佩洛西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此后被广为引用的一番话，她说国会应该通过这个法案，来搞清楚法案的内容。
事实上，对外援助还算得上是一个创造就业的项目，因为大多数对外援助给的是产品，从食品到战斗机，由美国政府购买后赠予其他国家。
问题在于，专家之死更像是一段坏脾气发作的时期，人们幼稚地抵制一切形式的权威，心中还有一股执念，以为强烈坚持的观点就等同于事实。
现在在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成了嘲讽的字眼，而且更甚以往任何时候
这里套用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rter Stewart）描述色情作品的话再合适不过：专家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你一看就知道是。
专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对某一学科所掌握的知识远超我们普通人，当我们在人类知识的某一领域需要寻求建议、教育或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会把目光投向他们。
但是，证书还是个敲门砖。证书承载了学习机构授予获得者的认可，是品质的象征，就像消费者品牌想要提升（并且可望保护）产品的质量一样。
天赋能把那些对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有更深层的感觉和理解的人从一众有相关文凭证书的人当中区分开来。
还有一些技能是无法量化的
真正的专家身上还有另一个标志，那就是乐意接受其他专家的评价和指正。
知道并不等于理解，理解也不等于分析。专业知识不是消遣的游戏。
第二章 沟通这件事，怎么就变得如此累心
一切的公开辩论都会沦为壕沟战，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证实别人是错的。理性的意见分歧演变成拙劣的高中辩论，目的就是要赢
我们与生俱来就会去寻找与自身信仰相契合的证据。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就是被设置成这样的运作模式，所以我们在不该争论的时候也会争论。
遇到和你意见不一的人，你可以说他们信息有误，搞错了，不正确，或任何其他的话。但是别说他们愚蠢。
达克效应告诉我们，越愚蠢的人，越是会高估自己，不觉得自己无知。
技能不足或能力欠缺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高估自己，究其原因，更具体地说，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关键的“元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使个体在表现不佳的时候能退一步思考，看清自己表现得怎样，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这个术语是指当我们在主观上认为某种观点正确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信息，只接受那些能够加强论证这一观点的事实，而忽略那些能够推翻这一观点的信息。
无论我们是心怀恐惧还是希望，我们总是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证实自身想法的数据上。我们会记住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而忽略稍显平淡的事实。
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对于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是会感到恐惧的。
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会抽到最短的签，是最倒霉的那一个。
比起在酒吧喝了几杯之后酒驾还一边打电话，反而是一种外来病更让他们担心。
我们会沉浸在非理性恐惧中，但不会沉浸在非理性乐观中，那是因为证实性偏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生存机制。好的事情转瞬即逝，死亡却是永恒的。
任何调查，只要仔细设计，都会遇到“做时尚未知”这个普遍问题：毕竟，若所寻之物乃未见未知之物，我们又如何得知当下求索为何物？
这项研究以外的人在审阅的时候发现端倪，并提出了警示，哥伦比亚教授撤回了文章，而那名学生，本来有着大好前途，即将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师，最终却失业了。
“简而言之，证实性偏见——当我们考虑社会问题的时候尤其有影响力——可能让这项研究站不住脚的地方很容易被忽略。”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都尽可能重复进行实验，然后才会把结果提交给其他人进行“同行评审”。同行评审这个程序要求专家的同事（同行）扮演善意但严格的魔鬼代言人，对结果吹毛求疵。通常同行评审都是“双盲评审”，也就是说研究者与评审人都不知道彼此是谁，这样可以避免个人或机构的偏见影响评审结果。
证实性偏见的本质就是视一切反对的证据为无关紧要的，所以我的证据总是铁律，你的证据总是错误或例外。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因为按照定义来看，这一套解释永远不会错。
如果要解开更复杂的问题，常识就不够了。因果关系、证据属性和统计频率错综复杂，远非常识可以处理的。很多最棘手的研究问题通常都会得出违反直觉的答案，这一点就决定了常识无济于事。
迷信尤其倾向证实性偏见。迷信能够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常识和证实性偏见有时候是相辅相成的。
“奥卡姆剃刀”原理是以一个中世纪修士的名字命名的，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概念：看到一个现象，我们应该先选择最简单的解释。除非必要，我们才逐层递加到更复杂的解释。这也被称为“简约律”，意思就是说，逻辑层次最简洁或假设最少的解释最有可能是正确的。
任何一种古怪且可能性极低的情况都可以是真的，但是，如果明明有更直接有用的解释摆在面前，我们还舍近求远，跳到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那就很愚蠢了。
既然阴谋论如此复杂和愚蠢，为什么在很多社会中都大有市场呢？
一部好的阴谋论惊悚小说受人喜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迎合了我们的英雄主义情怀。英勇的个人遇上一个大阴谋，不惜与强大势力对抗，拯救普通人，这与很多古老的英雄传说如出一辙。
阴谋论之所以和专家之死有重要的联系，是因为阴谋论对这样一群人有很深的吸引力：他们很难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但又没耐心去听一些平淡的解释。阴谋论还迎合了一些有强烈自恋倾向的人：如果自身的境况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就算问题有了结论，以他们的智商也理解不了，又或者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错，那他们宁愿去相信一些绕来绕去的废话，也不肯接受这些现实。
要应对证实性偏见很难，要解决阴谋论根本就不可能。
这种理论是针对专家的最终堡垒，因为任何一个专家只要上来反驳，事实上就等同于参与了阴谋。
刻板印象的关键在于其对事实检验的结果无动于衷。刻板印象不受任何现实的干扰，而且能巧妙利用证实性偏见把一切特例变成无关紧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措辞的时候更加严谨，最终的表达就不会那么令人激愤，也会明显更准确。
专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要能平心静气，即使遇到最有争议的问题，也保持淡定。从癌症到核战争，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专家都必须能冷眼旁观，然后用超然、客观的态度去解决。与这些话题保持距离感，才能进行自由辩论，并且考虑各种替代方案，这样才能不被恐惧这样的情绪所控制而产生偏见。
在这样一个被海量数据淹没的时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咀嚼过原始的内容，而是知道这个内容的存在，并且有一个立场，能够参与相关的谈话。我们正在危险地滑向一种无知浅薄的新形态——把东拼西凑的见闻包装成博学。
失业救济，没有助长懒惰之风，而是一棵救命稻草，或许是一个老实人被彻底击垮前的最后一线生机。
通过观察，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简洁地总结道，当事实与我们的价值观冲突时，“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设法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否认证据”。
如果民主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让专家和平民共同解决复杂的问题。不过，首先他们要克服彼此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提高教育水平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但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教育，至少大学这个层次的教育反而是造成问题的一个原因。
第三章 高等教育：顾客永远是对的
受上天眷顾已兼具天赋与美德的人，应当接受相称的自由教育，并且有能力捍卫同胞们神圣的权利和自由。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文凭既不能证明你接受了教育，也不能证明你接受了培训，最多就是出席。最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文凭只能证明你按时支付了学费。
大学生活本不应该是一段舒适的经历。大学生要抛弃孩提时代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开始吸收更高深的知识，幸运的话，可能受用一生，所以其复杂性可想而知，他们就要接受由此带来的焦虑、不适和挑战。一张大学文凭，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哲学的，都应当表明持证的人真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掌握了某一个学科，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了一个广泛的理解。这绝非易事。
在美国文化中，“孩子被宠到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自己蠢”。
青少年应该先想一想他们究竟为什么想去上大学，找到与自己的能力最匹配的学校，然后只申请这些，再去参观发给他们录取通知书的学校。
打造一个美观的学生中心或提供大量活动，这都无可厚非，但有时候就显得本末倒置了，就好像病人选择一个医院做冠状动脉架桥术，全是因为这家医院的东西好吃。
进入大学只是教育的开始，不是终点，尊重一个人的观点不等于同等尊重这个人的知识。
名不副实的夸赞和徒有其表的成功让学生养成了一种脆弱、不堪一击的傲慢，如果有老师或雇主第一次打破那层幻想，他们就会猛烈还击，这样的习惯在成年后也是很难改变的。
电子邮件还是让人错生出一种亲密感，腐蚀了有效教学所必不可少的界限
过去，教授可以指望学生顺从，但现在他们的专业知识似乎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服务，而学生就像任何消费者一样正在花钱购买这种服务。所以，学生可能就无惧冒犯老师，敢催促老师，甚至问出一个暴露自己判断力糟糕的问题。
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邓宁所说：“过去我们对无知的理解就是知识匮乏，这让我们相信教育就是天然的解药。但是教育，就算我们拿捏得当，还是会让人产生不切实际的信心。”
有些人急切地想要误导周围的人，通常都会说自己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这样就不会被看轻。但还有一件事比发现他们在撒谎更让人沮丧，那就是发现他们说的是实话。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默认专业”，当一个学生不知道学什么就选这一类专业，或是一些学生在要求很高的课程上跟不上，认清了自己的能力后，就转到这些专业。
既然课堂里的座位是一种商品，而不是通过竞争赢得的特权，那学校努力减少上大学给客户带来的不愉快体验，也就不出人意料了。
至于专家之死，不难看出，多少也是受到课业负担变轻和学分标准变松影响的，因为平均学分绩点高的毕业生不一定有相称的教育水平或学业成就。
当教育的意义在于确保顾客开心，学校对测评的依赖，迫使弱一些或缺乏保障的老师沦为跳舞的小熊，努力取悦学生，这样才能保住这个课（和教授的合约）能延续到下个学期。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老师迎合学生和分数膨胀的恶性循环，还很顽强。
面对专业知识，情绪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攻防手段，当你用愤怒和怨恨筑起一道护城河，所有的推论和知识很快都会淹死在里面。
对于四面八方的教职员，这个教训是显著的：一个顶尖大学的校园不是探索知识的地方，而是一个奢华的家，租赁期4～6年，每次入住9个月，入住的都是精英家庭的孩子，他们冲着教职员吼叫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呵斥殖民时期豪宅里笨手笨脚的仆人。
如果他们大学四年一直对自己的教授和学校如此不尊重，那就别指望他们以后会尊重其他公民。如果我们不能再指望大学毕业生在美国生活中引领理性辩论和讨论，分辨知识和感觉，那我们已经危机深重，专家亦无良策。
第四章 我来帮你“谷歌”一下 ——无限的信息是如何把我们变愚蠢的
也许互联网是能让我们所有人变聪明的，但实际上它却让我们很多人变愚蠢了，因为互联网不仅是好奇者的吸铁石，还是轻信者的落水坑。互联网把每个人都变成了即时专家。你有学位？呵呵，我有谷歌搜索！
网络上有源源不断的事实可供搜索，人们以为这些事实堆砌起来就是专业知识，就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以为照葫芦画瓢，就可以拥有良好的知识素养。
从某些角度来说，互联网的便利性是莫大的福利，但仅限于接受过调研训练、明白自己在找什么的人。
真正会让你受伤的，不是你不了解的那些事，而是事实并非你了解的那样。
人们上网，不是为了让自己的不良信息得到纠正，或让自己珍视的理论被推翻。他们想让这个电子数据库来肯定他们的无知。
思想的自由流动，的确大大推动了民主，但也裹挟着风险，因为无知或邪恶的人会变通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宣传谎言和谬论，哪个专家出手也消灭不掉。
当专家和其他职业人士还在坚守枯燥严苛的逻辑和事实准确性，一个机器就能用1 600万像素的显示屏给出迎合读者口味的答案，人实在是无法与机器抗衡。
人们想要迅速找到答案的心理，就是在给这个向大众兜售不良思想还要让大众为获取错误信息买单的产业推波助澜。
名人滥用自己的名气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互联网会放大这个效应。
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博学之道：你就一直上网浏览，直到你得出你想要的结论。你用点击最终求得了证实，认为有一个网站这么说就代表这个观点是合理的，这两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误把外包的知识当作内化的知识”
外行不会总是错的，专家也不会总是对的。
大量错误的猜测汇总到一起，却脱胎换骨成一个很正确的猜测，这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现象。
集体的猜测胜过个人，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一大群人做出猜测，猜测的总量就很庞大，有助于消除一定程度的证实性偏见、误解或若干其他的错误。
有一句话应该是英国作家阿拉斯泰尔·库克（Alastair Cooke）说的：“专业就是即便你不喜欢也会尽全力去做。”业余爱好者的热情是不稳定的，无法取代专家的判断。
就像麻省理工的文章所指出的，维基百科的词条倾向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以男性感兴趣的内容为主”，所以在一些确切的——更重要的是，无争议的——信息上，维基百科成功地以稳定可信赖的格式汇总了大量资讯。
一旦牵扯到政治，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集体的智慧是存在的。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众的选票说了算。互联网制造了一种假象，让人觉得很多人的观点就等于“事实”。
“逆火效应”，也就是说，无论有多么清晰的迹象显示他们是错的，他们还是会加倍努力地维持自己内在叙事的前后一致
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匿名媒介。由于互联网的存在，远程辩论成为可能，平等蒙上一层廉价感，这些正在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专家和平民都不能幸免。
第五章 “新”新新闻学的种种
证明把膳食风尚背后的伪科学变成新闻头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毕竟沃在2016年被《时代》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位女性作家”之一，所以“她”的作品还是值得一看的。除了一点，伊夫林·沃（1966年逝世）是男性。
虽然资讯比从前更容易获取，但人们却越来越不了解周围的世界，甚至还在流失对世界的兴趣。
就新闻业而言，简短来说，其实就是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碰撞，让人们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对他们没什么好处，这个解释放到很多现代创新上都说得通。
今天，无论你是什么口味和政治观点，总有一处新闻来源适合你，只是为了推高收视率和点击率，新闻和娱乐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刻意模糊掉。
富足和技术降低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进入新闻业和创办新闻机构的门槛，那结果可想而知。媒体增多意味着竞争更激烈，竞争激烈意味着要明确划分受众群，把他们归到特定的政治和人口结构群体中。新闻业的机会多了，记者也就多了，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报道重要问题，似乎也没那么要紧了。这一切的竞争都是在回应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希望一切都变得更简单、快捷、美观和娱乐化。
我们只是需要更多地照顾到观众的意愿。我认为，一直以来报纸的传统就是我们来确定主题，读者想看什么，我们说了算。我认为我们需要稍微放低一点儿姿态，问问民众的想法，多给民众一点儿机会参与对话。
娱乐、新闻、权威见解和公民参与的大融合制造的是一团混乱，让一知半解的民众产生幻觉，以为自己了解了很多。在无穷无尽的网页里穿梭，让人们以为自己在学习新的东西，同样，在电视屏幕前待上无数个小时，浏览了成百上千个滚动新闻标题，会让公众误以为自己理解了这些新闻。更糟糕的是，与众多媒体的日常互动，让他们不愿意去学习任何需要耗费太长时间或不够娱乐的东西。
《国家杂志》的研究还向时间压力“致敬”，特地加了注解说道，完整阅读这份研究需要45分钟，简单浏览仅需20分钟。讽刺意味明显，又让人忧心。
谈话电台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为之后社交媒体上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奠定了基础。
不过辩论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在意见趋向一致的这群人当中营造出集体感和归属感。
电台主持人不仅攻击既有的政治信念，他们攻击一切，把听众拽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主持人认证的事情才是事实，否则皆不可信。
这群人认为一切皆是谎言，专家不比其他人聪明，甚至要虚伪得多。
“晚间报道”时代和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诞生的另一个产物就是专家在媒体上发表的意见贬值。
辛苦得来的专业知识变得多余了，因为数小时的广播和电视放送或线上讨论板块可以填补这一块……这几十年，对权威的尊重已经在整个政坛日渐式微。资讯盛宴和通信技术给了以前尊重权威的人发言权和自信。
CNN被其他广播新闻网总裁笑称为“鸡面网”（Chicken Noodle Network），是把新闻头条和专题兑水搅拌的一锅粥。
新闻成了开放自助餐，观众可以随时享用。
1991年，司法裁决允许更多摄像师进入法庭后，法庭频道在有线电视上登陆。美国人看了没完没了的强奸、谋杀和其他各种欺诈案件后，就成了伪法律专家。
CNN的新闻已经超过了普通观众一天能消化的量了，而法律频道这样的有线电视频道激增简直成了专家的梦魇。
人们想从新闻网看到的不是数小时乏味的新闻，而是有张力的戏剧性事件。
肯塔基州炸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更名为肯德基（KFC）来回避处理鸡的那个步骤——炸鸡
福克斯的口号“公平公正”是对传统媒体的虚伪极大的讽刺，CNN也不例外，它们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的扩散对专家来说已经是个问题了，而现如今人们认为坐在地铁上盯着手机屏幕就等于紧跟世界大事，故而新闻和互联网的结合产生的协同作用，对于试图与普通人沟通的专家来说，堪比直布罗陀主权问题。
我告诉他们要关注主要的报纸，至少看两个电视台，订阅（在线或其他）至少一份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期刊。
人们还是会被立场一致的电视台所吸引。
年轻观众比年长观众更偏向非传统的资讯来源，不过从资讯转向娱乐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与人口结构无关。
现代媒体提供了如此之多的选择，且迎合各种特定立场，这就是证实性偏见的一场大型运动。这就意味着美国人不仅信息匮乏，还受到信息误导。
受到误导最严重的公民“可能是对自己的观点最自信的，也是某个党派的死忠支持者
当然，人们并不是真的讨厌媒体。他们讨厌的其实是媒体报道或传播的新闻不合心意或观点相左。
形式压倒内容，全力比拼速度，再加上现代大学盛行的偏见，一环扣一环造就了错误信息的三连胜。
这种报道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坚定的意志去做研究并专注于枯燥的细节。正如萨尔坦所说：“你真的得够任性固执，才能坚持研究像［转基因］这样一个话题，因为当你深入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太机械，太无聊，即便这个话题被政治化以后能激起一些热情，也改变不了这个问题的乏味本质。”
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年轻记者能仰仗的也就是在大学里所接受的新闻学教育，用乔尔·恩格尔的话说，那就是个“均质化过程”，“保证了一致性”，培养的年轻记者一旦出了学校大门，“眼里只能看到自己认同的东西”。
数据现在不再是提供事实，更多的是扮演口号，任何争论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说“他们在新闻里看到过”，那也无可厚非了。
遗憾的是，媒体给的不是药，反而是问题催化剂。
《纽约时报》恰当地报道了这份研究，标题是“美国自杀人数整体攀升，自杀退伍军人占比相对减少”。但《华盛顿邮报》的标题却暗含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退伍军人管理局研究发现，自杀退伍军人增多”。这两个标题都是关于同一份研究的，而且严格来说，它们都是对的，真是不可思议。
劣质报道没有中断，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平行报道
我对读者有四点建议，在获取新闻的时候，要谦恭虚己、混合吸收、少点儿偏激、多加辨别。
第六章 当专家错了
即使所有的专家都一致赞同，他们也可能会错。
把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应用到这里再简单不过了，有一条线从谷仓场院串到太平间。鸡蛋含有大量胆固醇，胆固醇会阻塞动脉，动脉阻塞会引发心脏病，心脏病会导致死亡。结论很明显：美国人需要在饮食中杜绝一切胆固醇。
普罗大众别无选择，只能相信专家。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社会机构和政府机构编织的巨网之中，这些机构的目的就是要确保职业人士能够各司其职。大学、评审机构、执照注册机构、认证机构、州检查员和其他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标准。
做这些更宏观的决策是不需要执照或证书的，如果出错了也不用交罚款或停职。事实上，这里面几乎没有直接的问责制，所以普通人会担心专家的影响力，也在情理之中。
专家失灵有好几种。最无辜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认为的普通的科学失败。
普通人对模棱两可的东西感到不适，他们要的是答案，而非警告。但科学就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论。科学主题本身就是要根据一套细致的规则不断进行测试，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理论会被更优的理论替代。
强调预测就是在破坏科学的基本规则——科学的任务是解释，不是预测——而社会作为一个客户要求预测多过解释。更糟糕的是，普通人很容易认为预测失败就表示专业知识毫无价值。
学术欺诈或行为不端现在看来都成了日常。
科学家用一个非常全面的缩写“FFP”来形容这种行为，意思是“伪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 ication）或抄袭（plagiarism）”。
当真正的专家说谎，他们危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专业，还有客户——社会——的福祉。他们对专业知识的威胁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欺骗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另一种就是当他们被识破时这种行为不端对社会信任的腐蚀。
大多数学术行为不端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不易察觉的，因为太无聊了。
任何科学研究的黄金标准就是看能否被复制或至少被重构。这就是为什么学者会用注释：不是为了防止抄袭——虽然的确有这个作用——而是让同行能够跟随它们的脚步，看看他们能否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科学家篡改数据，那他们的结论就很难被复制，因而会破坏，甚至伪造研究。
正如《纽约时报》2015年所报道的，一项试图复制100项研究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其结果发表在三个顶尖的心理学期刊上，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的结论都没能经受住重新检验。
差劲的研究不等于行为不端。在很多案例中，问题不在于在重做研究的时候导出了不同的结果，而是这些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可复制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结论也许是有用的，但其他研究者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重做这些人类调查。
就复制而言，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障碍与困扰社会学家的如出一辙：凌乱、时间推移、无法精确复制第一次实验时的条件等等。
但学术界“复制危机”的源头不是只有纯粹的欺诈，还有完美复制在物质和时间上存在的限制，以及其他问题，比如对拨款的监管不足，学术机构有发表作品的要求（无论多微不足道），这些给研究者造成了巨大压力，
社会科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尤其难复制，因为它不是基于实验流程，而是专家对独立作品和事件的解读。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任何单项研究，如果没有其他专家的再次审查，鲜少会影响到普通公民的生活。
专家最常犯的其中一个错误是一种假设：假设专家在某些事情上比大多数人都聪明，那么他们在一切问题上也比任何人都聪明。他们视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一种许可证，可以插手任何事情。
跨专业入侵的原因有多种，从无心的失误到才学上的自负。不过，有时候动机很简单，就是名声会带来机会。艺人是最糟糕的入侵者。
多年来，名人开始投身到自己知之甚少的纷争中。他们推波助澜，制造假警报，改变数百万言听计从的粉丝的日常习惯。
而且接触她们那些愚蠢想法的概率，要多过我们去看——或者耐心听取——一个魅力逊色太多的肿瘤医师或流行病学专家。
行动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里每个人的权利。但是，行动主义和一个名人滥用自己的名气是大相径庭的。普通人的行动主义需要对专家的观点选边站，然后去支持自己青睐的政策。可是，当名人用自己的判断取代专家的判断——实际上是在要求人们因为名气而相信他们——这无异于一个微生物学家对现代艺术指指点点，或一个经济学家争论起药理学。
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相信维生素C是一种特效药。他提倡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来击退感冒和任何其他小病。鲍林的主张没有任何实际根据，但就因为鲍林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关于维生素效用的结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将他的专业知识合理延伸到其他领域。
有时候，专家会利用某个证书或成就的光环插手相去甚远的领域，从而影响重要的公共政策辩论。
普通人往往觉得自己在挑战传统科学或社会主流思想方面处于劣势，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带着专家认证这样的光环出来发表看法，人们自然会团结到他／她周围。
公众对这种越界的行为相当容忍，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一些外行人不尊重专家在专业领域内的看法和观点，另一些人却认为专业知识和成就是通用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可以对几乎一切事情发表权威看法。
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而不是预测。
人们记住的还是那些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他们不喜欢这个结果的时候，对多如牛毛的成功案例却选择性失明。
一个声称能窥探未来的专家，总是比一个只能提供有限意见的专家吃香。
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家应该在何时预测，又该如何预测，以及在专家出错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群体智慧》的作者）所指出的，说“认知多样化”是重要的，也就是许多观点好过一个观点，但这并不是说如果“你集结一群形形色色但极其无知的人，他们的集体智慧就会超过一个专家”。
专家提供建议和给出预测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掷硬币中获胜，而是为了指导我们针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做出决策。
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判断，即便是对的，也不如一个虽然错了但条分缕析的观点有用，后者可以用来剖析、检验和纠正。
这种时候就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为专家和外行搭建沟通桥梁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
公众要发挥一个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要了解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问题，还要了解帮他们出谋划策的那些人。
普通人应该扪心自问，比如他们究竟想对这个主题了解多少？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去面对一个会毁掉自己信仰的事实？他们应该更用心地问问信息来源，他们必须考虑到给他们出主意的专家的背景。
我所倡导的怀疑精神包含这些内容：（1）当你同意专家的观点时，并不能就确定相反则不对；（2）当你不同意专家的观点时，一个非专家也不能就此断定哪个观点是对的；（3）当专家们都认为现有的背景知识还不足以给出一个正面的观点，普通人最好也暂时不要做出判断。
结论 专家与民主
有意自己当家做主的人民，就必须用知识赋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
攻击专家其实是战略的一部分，因为相当一部分英国选民对政治知之甚少，而且本能地不信任那些强烈反对脱欧的精英知识分子，所以这些都可以转变成一种资本而加以利用。
特朗普的最终胜利吹响了近期声量最大的一次号角，宣告专家之死将近。
根据达克效应，知识或能力越低的人越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或无能。
通过秘密外交和活动来赢得民心，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民主政府历史的重要部分。
特朗普和罗兹，采取的方法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利用公众的无知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专家和民众的关系，就像民主社会里的大多数关系一样，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但信任崩塌，专家和外行就变成了敌对势力。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民主社会就会进入一个死亡螺旋，也就意味着衰落近在咫尺，要么是陷入暴民统治，要么是走向精英技术官僚统治。
现在公民脱离公共政策已经形成恶性循环，而文化水平直线下降、固执的无知野蛮生长成了其中的一环。人们所知有限，对于自己是如何被管理的更是不甚关心，至于他们的经济、科学或政治结构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也好像事不关己。但是，当所有这些过程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的时候，公众就会感到被疏远。故而公众备感挫折，不知所措，他们开始逃离教育和公民参与，转而去追求其他东西，这又会反过来削弱公众的能力，如此循环，渐次加强，尤其是当公众逃离的欲望很容易被任意数量的娱乐产业满足，就更严重了。
不是一切有钱的人都有权，也不是一切有权的人都有钱。知识分子和政策专家几乎都不是有钱有权的。（相信我。）
后见之明的好处就是，话怎么说都可以，那些批评听起来就好像如果事先咨询普通民众的智慧，这种令人痛苦的选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样。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美国人只有在出问题的时候才去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或外国援助这样的问题，其余时间里，只要国家事务照常进行，他们就开心生活，根本意识不到每天在运转的那些政策和流程的存在。
专家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知者不能每次出错的时候都只是躲在民选官员的背后，让公众不要来烦自己，只去惩罚决策者。专家搞砸的时候，代表公众听取他们建议的领导人需要宣布自己的失败，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普通人通常并没有兴趣去找拥有优异记录的专家，他们大多只对那些不费力气就能接触到并且立场一致的专家感兴趣。
第三，一个政策从概念到实施，专家是不可能全程指导的，这个事实往往会让公众感到困惑和沮丧。
当公众不再去区分专家和决策者，而只是想在政策圈找个人为糟心的结果顶罪，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日益精进的政策，而是专业知识的进一步政治化
这一点很关键，因为普通人太容易忘记管理他们生活的这个共和国政府，原本的设计就不是让大众来决定复杂的问题，当然，也不是让一小撮技术官僚或专家来统治国家，而是提供一个媒介，让了解问题的选民——了解问题是关键词——有能力选择其他人来代表他们，并以他们的名义做出决定。
人们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其实没有定数，而是看自己支持的人是什么主张，就会随之改变自己的心意。
比起候选人的想法或政策，选民往往对候选人本身及其性格更感兴趣。
如果民主党派的政策与特朗普的立场一致，那民主党人士对自己党派立场的支持力度就小多了。
43%的共和党人和55%的民主党人对轰炸一部动画片里的地方都表达了实际确定的观点。
政府行为有一部分是由民意引导的。民意有一部分是由专家的想法引导的。但是民意有可能是——而且通常是——背离专家观点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公众拒绝承认专家的合理性，而且还因为公众也没有能力辨别主流的专家观点是什么。
当信任破裂，公众的无知就可能被愤世嫉俗的人操纵，变成一种政治武器。反智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让民主短路的手段，因为在任何文化中，民主想要保持稳定，都需要公众切实理解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影响。
大众碾碎任何不一样的东西，只要是优秀、独特、合格以及出类拔萃的，大众都要毁灭。任何人，只要与众不同，思维方式独特，都有被消灭的风险。
无知的很多成因都是可以克服的，前提是人们愿意去学习。不过，傲慢、自恋和怀疑的毒害是无可消弭的，而美国人现在恰恰就用这些东西全副武装起来对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努力。
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最终提出要求，不想再继续对那些资讯匮乏的人耳提面命了。
路易斯创作的赛诸葛知道，民主代表一种政府体系，而不是实际的平等状态。民主社会中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平等的，但观点不是；美国社会最好能迅速重建新的基本规则，让接受良好教育的精英与其服务的社会能进行卓有成效的互动，而且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