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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冯友兰]]，是中国20世纪最负盛名并赢得国际声誉的哲人，以《[[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等著作，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建立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

关于本书

《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深入浅出地概括了中国哲学的整体发展历程，内容囊括：诸子百家哲学流派的兴衰发展，孔孟老庄的哲学思想的继承发展，中国哲学精神的探讨。堪称“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书”。

核心内容

本书思想核心是：冯友兰先生是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什么。3个方面：社会背景对哲学的影响，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哲学的精神。4种社会背景：农业经济、政治环境、中国佛学、西方哲学。2种发展轨迹：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2万字，我会用大约34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本书的主要内容：冯友兰先生是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形成与发展的，以及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什么。

很多人对哲学类的书都会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哲学类的书都会说得比较深，很难理解透彻。但是冯友兰先生的这本哲学简史是个例外，这本书被称为“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书”。入门书，并不是说这本书的内容说得很浅，而是说冯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了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浓缩了中国哲学的精华。

那你肯定会问，4500多年的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冯友兰先生只用区区二十多万字就能解释清楚吗？虽说只有二十多万字，但是字字都是精华，冯友兰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中，讲解了诸子百家哲学流派的兴衰发展，又从孔孟老庄的哲学思想的继承发展，最后上升到探讨中国哲学精神。所以，这本书的书名虽是中国哲学史，但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史，因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就是这些圣人的经典，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就起源于那里，那里有中国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大智慧。因此，我们说这本书也浓缩了中国文化的精华并不为过。那么，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什么？今天给你讲的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们来说说这本书的作者冯友兰先生。冯先生的哲学著作是20世纪中国学术经典，他也因此被称为“世纪哲人”。1946年，冯先生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之后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一经美国著名出版公司麦克米兰出版，就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入门书。关于这本书，冯先生也有自己的评价，他说：“小史也，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意思就是，这本书只能算小的史学作品，不像大的史学作品那样，把姓名和学派都列出来。就像画一幅小图，画面虽小，但形态和神韵都不缺。《中国哲学简史》虽然篇幅有限，却打通了中国哲学的脉络，充满了睿智与哲思。

接下来，我会从社会背景、哲学思想、哲学精神这三个重点，来给你介绍冯友兰先生为我们梳理的中国哲学。

第一部分

先来看看第一个内容：社会背景。我们会从经济、政治、中国佛学、西方哲学这四个方面来分别讲述它们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是，经济背景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冯先生认为，哲学是人们进行反思的产物。人在思考的时候，经常会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里，人就会用特定的方式去感受和思考生活，同样的，要想了解中国哲学，也要首先看看它所产生的环境。

古代的中国人靠农业为生。在农业国，土地就是财富的根本。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策，都是围绕土地来进行利用和分配的。在中国哲学家的思想里，也有本末之分。本，是指农业；末，是指商业。农业关系到生产，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交换之前，必须要有生产。所以，当时的社会和经济都“重本轻末”。古代中国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分别是士、农、工、商。从排名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出，商人的地位最低。地位最高的士虽然不种地，但是他们的命运跟土地是紧密相连的，收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对农业的反应和看法。加上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就会通过文学或艺术的形式来表达。

比如，哲学文集《吕氏春秋》里有一篇名叫“上农”的文章，就对比了商人和农民的生活方式。文章里说，农民很朴实，容易使唤，他们的土地财产不容易搬运，所以不会弃家逃跑；商人很狡诈，很难使唤，他们的财产容易搬运，所以经常弃家不顾。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那时人们的基本态度：农业比商业重要，农民也要比商人高尚。

农业对中国哲学的启发，主要表现在对自然规律的感悟。《易传》里有段话是这样说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每天太阳下山后，月亮就会升起来；等到月亮消失，太阳就会出来。太阳和月亮的替换带来了明天。冬天走了，夏天就来了；夏天走了，冬天又会出现。冬夏交替预示着岁月变迁。这段话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很大。比方说，老子哲学和《易经》里都提到一个主要论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事物，发展到一定的极端，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段话还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儒家和道家把“毋太过”，也就是不要太过，变成了一种精神信仰。

不过冯先生也指出，农民的眼界也限制了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发展。一般来说，人会通过两种方式得出概念，一种是通过直觉，另一种是通过假设。通过直觉得出的概念，就是直接领悟的东西。在中国，农民对土地和庄稼的看法，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中国的哲学家也顺延了农民的看法，把对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并且坚信不疑。这种方法论的限制一直延续到西方哲学的传入，才被打破。

第二个方面是，政治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首先，政治大环境的变化，孕育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哲学家。公元前10世纪，当时的社会由周王朝管理，他是天下各国的“共主”。共主，也就是共同的主人。周王又把土地分给贵族和将领，也就是封土建国，我们今天说的“封建”其实也来源于这里。直到公元前221年，封土建国制度被秦始皇正式废除，一些贵族和官员流落到民间，他们就靠专门的才能或技艺吃饭。这些人再给别人传授学术，就变成了职业教师。

冯先生认为，“百家争鸣”中的家，就是从这些人当中产生的。比如，儒家的鼻祖是文人雅士；道家的鼻祖是隐士；墨家的鼻祖是武士；名家的鼻祖是搞辩论的；阴阳家的鼻祖是道士；法家的鼻祖是搞法术的，这个法术不是巫术，是宣扬治国大法的意思。

第二，各个哲学流派的兴衰，也随着政治的起伏而起伏。秦朝靠法家的治国思想，征服了六国。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就被汉朝取代了。汉朝皇帝很反感法家思想，在建国初期就废除了秦朝的严苛法律，开始推崇“黄老之学”的道家思想。这是为什么呢？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学的说法，合格的君王就是尽量少管闲事。这恰恰是汉初的统治者需要的，因为秦朝灭国就是统治者管得太多。可是，等到汉朝的元气恢复以后，道家哲学就不合适了，这个时候统治者们把目光投向了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有不少关于仁爱和礼义的知识，统治者们需要用它来明确阶级差异，维持社会秩序。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统一国家的政治和思想，汉武帝确定了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

冯先生认为，这期间董仲舒功不可没。因为他不仅创建了考试制度，专考儒家经典，来巩固儒家思想的地位，还为当时的社会新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发展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说，臣子要服从君王，子女要服从父母，妻子要服从丈夫。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的意思分别是，同情心、恭敬、懂得羞耻、明辨是非、忠信。其中，五常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我们再来看看董仲舒的这段话：“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就是，人在天地间成长，上天赋予人道德品质，大地供给人类吃的和穿的，人再通过学习成就自己，三者缺一不可。这段话的核心意思就是，人需要通过文化和文明的洗礼，才能成就一个高尚的人。三纲五常就是文化与文明的根本。汉代以后，儒家的统治地位也基本一直延续了下去。

第三个方面是，佛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在5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也对哲学产生了特殊的影响。那个时候的佛学大师，包括印度来的鸠摩罗什，都在使用道家的术语来表达佛学观念，因为他们认为，道家用语跟他们想要表达的概念有内在联系。比如说，道家用语中的“有为”，意思是有所作为，用在佛教中，就是表达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会在将来产生因果联系。

冯先生认为，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佛教中的中道，就是使人达到顿悟的一种情操和哲思，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不会在意有无、生死和苦乐的。这跟道家哲学中超脱的生死观有点类似。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探究心性本源的禅宗。此外，冯先生认为，印度佛学还为中国哲学贡献了“宇宙的心”的观念。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只有“心”，没有“宇宙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哲学中的“心”是指内在思维，它需要依靠人的感官来感受周围的一切。比如像荀子说的：“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意思是说，人体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心灵位于胸中，它统领着这五官。而“宇宙的心”已经突破了感官对心的限制，它指的是，宇宙里的一切现象都是人心动的表现。说通俗一点就是，一个人所有的言行都是受他的心牵引，他的心决定他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

在这以后，哲学家们就把“宇宙的心”当作一个争论的主题，主要围绕世间万物，是不是由宇宙的心创造的话题展开。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哲学家们，就形成了新儒家。新儒家又根据这个争论的结果，分成了两个学派。心学学派认为，世间万物就是由宇宙的心创造的。心学代表王守仁的观念是，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心是宇宙存在的原因，也是理存在的基础。通过认识本心，再将本心与宇宙合为一体，这种认识在冯先生看来，是禅宗的继续。理学学派认为，世间万物不是由宇宙的心创造的，而是由气组成的。理学代表朱熹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是理。比理先存在的是气，气是个体事物形成的原因。通过认识事物的本质，然后再慢慢地观察事物的美，在冯先生看来，这是顿悟的一种形式。

第四个方面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20世纪初，第一批西方哲学家来到了中国，其中就有杜威和罗素，他们讲的都是自己的哲学，虽然给学生们开了眼界，但涵盖的知识面太窄了。了解一门哲学，要了解它所赞成和反对的各种观点，否则就不能真正地理解它。因此，在冯先生看来，这段时期风行的西方哲学，最多只能算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不能发展成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但是，西方哲学给中国哲学带来了逻辑分析方法。

在这之前，佛家和道家都在用一种“负”的方法思考问题。负的方法，就是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比如，在《老子》和《庄子》里，并没有说出“道”到底是什么，只说了它不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相反，是“正”的方法，它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在冯先生看来，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分析古代的哲学观念，也是一种进步。比如，冯先生用逻辑分析法来解释墨家的辩论法，《墨经》里有一句对“故”的解释，故是故意的故：“故，所得而后成也。”意思就是，某件事发生的原因，就叫缘故。他们把这个故，分成大故和小故。“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按照现代逻辑学的翻译，大故就是必要充分条件，小故就是必要条件。但墨家并没有看出充分条件，也就是：有之必然，无之或然或不然。因此，冯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建立新的逻辑学，才能完善中国的哲学体系。

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第一个内容：经济、政治背景、佛学、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我们来总结一下：冯先生认为，经济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早期哲学家最直观的感悟，都来自于对农业的看法和反应，继而延伸到对自然规律的讨论。政治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君主决策，都能影响各个哲学流派的兴衰和发展。佛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产生了禅宗，并贡献了“宇宙的心”的观念。中国哲学家将“宇宙的心”继续讨论下去，就形成了新儒家。西方哲学的传入，不仅让中国人开了眼界，还给中国的哲学研究带来了逻辑分析方法。

第二部分

我们在开头说，冯先生认为哲学是人们反思的产物。前面说的第一部分是影响这种反思的社会环境和种种因素，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种“反思”本身，也就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冯先生把中国哲学思想分成两个方向：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介绍。

第一个是，历史哲学的发展轨迹。说到历史哲学的起源，我们得从阴阳家的五行说起。五行我们都知道，水火木金土。关于五行最早的记载文献，是来自《洪范》，但冯先生认为，《洪范》里记载的五行，观念还比较粗糙，因为只涉及到具体代表的事物，还没有上升到抽象的概念。

冯先生认为，阴阳家的第二篇文献《月令》，对五行的理解，更近了一步。《月令》其实是一本历书，主要是告诉人们，每月应该根据自然规律做什么事。这篇文献里面，提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因为夏天热，能让人联想到火，所以火代表夏季和南方；冬天冰雪连天的，冰让人联想到水，所以水代表冬季和北方；春天万物生长，新树发芽，所以木代表春季和东方；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一片金黄，所以金代表秋季和西方。土是五行的中心，处在夏秋交替的位置。阴阳家从时间和空间上解释完了五行之后，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顺序理了一遍：按照春夏秋冬的四季更替，五行相生相克的顺序也排列出来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

然后，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创建了新的历史哲学，他用五行时间上的更替，来解释朝代的更替和历史变化。比如，他认为黄帝代表五行中的土，被代表木的夏朝灭国。代表木的夏朝，被代表金的商朝灭国；代表金的商朝，被代表火的周朝灭国；代表火的周朝，又将被代表水的朝代灭国。这样就完成了整个循环。邹衍的观点对后世人的影响很大，直到辛亥革命，皇帝的正式头衔仍然是“奉天承运皇帝”。这里的“奉天承运”，就是按照五行更替的规律来转运。

对于邹衍的观点，董仲舒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朝代的更替，是根据三统（统治的统）的顺序运行的。哪三统？黑统、白统、赤统。用颜色来表示不同的社会组织，在古代还是很常见的，比如满族的八旗制度，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八种。为什么要坚持“三统说”？董仲舒的理由是，新的君王建立新的朝代，是因为他受命于天，所以他得做出一些新的改变，比如：迁都、改国号、换衣服颜色等。冯先生认为，“三统说”的观点有些牵强，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持，所以并不能取代邹衍的“五行更替说”。

到了法家，历史哲学又有了新的进展。法家哲学家认为，虽然一年又一年地重复季节变化，但是人们总要从过去的经验里总结出教训，这样才能更好地向前看。然后，他们就创立了“历史退化论”，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在过去，想要拯救未来，就得掀起复古的运动。冯先生认为，这种观点进步的地方在于，法家的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了，时代发展产生的变化，他们想要做出改变。明确这种观点的，就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他提出：“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意思就是，不要墨守成规，要结合当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冯先生认为，这是历史哲学中，早期革命思想的萌芽。

说完了历史哲学，我们来说第二个，政治哲学的发展轨迹。冯先生认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主要是在讨论两个方面：国家起源和治国之道。

最早讨论国家起源的哲学家是墨子。墨子，我们都知道，他是墨家的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就是“兼爱”，就是说爱人不分阶级差异。那么，墨子是怎么看待国家起源的呢？他认为，在国家建立之前，人们都是处于一种没有组织的涣散状态，上天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就创建了国君和国家。也就是说，是上天创建了国家，国君就是天子，他具有绝对的权威。国君的权威表现在，他可以根据统一的标准来实行政治制裁，强制人们改变涣散的状态。当人们变得有秩序以后，国君再推行“兼爱”，这个就是墨子提出的治国之道。冯先生认为，墨子的国家起源论能反映出，墨子时代政治局面的混乱，墨子希望可以通过一种强制手段来实现统一。墨子的治国之道，在通过强制的手段强调服从和纪律，这也发展了墨家的职业道德，因为早期墨家来源于武士。

按照墨子的说法，国家会出现，是因为它有存在的必要，可以改变混乱的现状。跟墨子的观点不同，孟子认为国家肯定会出现，因为它是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伦的产物。那么，如何引导社会关系往良性的方向发展呢？得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来管理国家。在儒家的政治哲学观念里，只有圣人才是真正的君王，因为圣人拥有最高的精神成就。当一个圣人当了君王，他的治国之道就是王道。什么是王道？就是用道德来教育老百姓，治理国家。怎么实行王道呢？“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君王在自己的国度里给老百姓普及教育，让他们都懂得人伦的道理。冯先生认为，孟子推崇的治国之道，其实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只是儒家核心思想“仁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道家学派也支持，圣人当君王。但他们提倡“无为而治”，君王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只需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做他们能做的事情就行了。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就是说事物发展到一定的极限后，就会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君王应该顺着老百姓，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冯先生认为，这样以来，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乱了。除非，这种“无为”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法家也意识到了这点，于是他们提出，要通过法律来管理老百姓。进行法治的第一步，就是立法。先把法律条文明确地记载在书里，颁发到各个官府里，再向老百姓公布。一旦有了法律条文，老百姓的行为就受到了管束。怎么确保老百姓都能遵纪守法呢？法家的人又想到了第二步，制定一些奖惩措施，奖励守法的人，惩罚违纪的人。可是老百姓那么多，怎么监督得过来呢？法家人就想到了第三步，提拔一些官员为民服务，君王只需要监督他们就行了。冯先生认为，法家的治国之道才算真正地做到了“无为而治”。

政治哲学到了宋代又有了新的发展。新儒家理学派的代表朱熹认为，世界万物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那国家也有它存在的道理。如果君王能够按照国家存在的道理，来治理国家，那么国家一定会繁荣的。比方说，我们建造一座房子，得按照建筑原理来造。如果想另辟蹊径，按照直觉或者经验来造，那这座房子肯定不行，因为它不符合客观原理。在冯先生看来，朱熹提倡的治国之道，有点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按客观规律来办事，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内容：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这两个方面，来阐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在冯先生看来，历史哲学启蒙来自于阴阳家的五行学说，邹衍用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解释朝代的更替和历史变化。董仲舒用三统说，来解释朝代更替，所以新朝代要在服装颜色和国号上，做出一些新的改变。在法家的历史哲学中，他们开始懂得用变化的观点看历史发展，这是早期革命思想的萌芽。冯先生认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哲学家讨论，国家起源和治国之道两个方面来展现。墨子是最早讨论国家起源的哲学家，他认为，国家和君王都是上天为了平息混乱的局面而创建的，君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实行兼爱。孟子认为，国家是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只有圣人才能当君王，君王要用道德去治理国家。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但是真正地实现这种治国之道的却是法家，因为他们推崇法治。只有老百姓遵纪守法，君王才能做到无为而治。

第三部分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内容：哲学精神。

冯先生认为，想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就得先搞清楚大多数中国哲学家试图解决的问题。比如，道家一直在致力解决“全生避害”的问题，意思是一生都在躲避伤害。冯先生把先秦时期的道家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杨朱代表第一阶段，老子代表第二阶段，庄子代表第三阶段。杨朱的方法是逃避，通过隐居来避开人世间的恶。老子的方法是，找到变化中的规律，按规律办事，让事物变得对他有利。庄子的方法是，顺其自然地看待生死，追求精神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解脱。杨朱和老子的方法在冯先生看来，还是存在漏洞，因为很多事情是没法预料的，不可能全部躲得开。只有庄子的方法，才最终解决了全生避害的问题，因为他用的是一种超现实的生死观，企图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道家想要解决的全生避害的问题，在冯先生看来，其实就是出世哲学的问题。探讨出世哲学问题的还有阴阳家和名家。阴阳家一直在研究五行学说，他们希望可以通过五行来揭示自然规律，并试图把这些规律，跟人类行为联系起来，让人学会听天由命。名家一直在探讨名与实的问题，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并试图发现一个通过人类感官理解不到的世界，也就是超乎形象的世界。

与此相对，儒家一直想用“仁爱”的思想理念，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创建一个互尊互爱的理想社会。孟子希望人们能“善推其所为”，把这种仁爱推广到更远的社会成员身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仅要尊敬自己的长辈，还要尊敬别人的长辈；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孩子，还要爱护别人的孩子。儒家想要解决的道德伦理问题，在冯先生看来，其实就是入世哲学的问题。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既可以解决出世哲学的问题，又可以解决入世哲学的问题？可以，培养一种理想人格就行了。这种理想的人格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就是通过不断地自我修养，使内在品质达到高尚的境界；外王，就是把身心修养推广到社会领域，创造出崇高的社会价值。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使人拥有“内圣外王”的人格。在这里，冯先生引用了他的同事金岳霖的观点：“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说详细一点就是，哲学家需要德才兼备，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修养自我，这种修养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与世隔绝，而是要把他的哲学信念运用到生活当中，以身载道。

在这方面，有个人做得非常好，他就是汉代的东方朔。东方朔其实很有政治抱负，他毕生梦想就是成为“天子大臣”，可是汉武帝不信任他，他自然也就得不到重用。再加上他又目睹了一些封建专制的黑暗和不公，他就开发出一种处世之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归隐山林只是表面上的隐居，高超的隐士恰恰生活在最嘈杂的朝廷之中。东方朔在朝廷间避世，并不是意味着不关心朝政，他仍然会为了老百姓谋取福利，敢于直言进谏。这种大隐的处世之道，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最好的展现。

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第三个内容：哲学精神。我们来总结一下：道家一直在努力解决出世哲学的问题，儒家一直在解决入世哲学的问题，这两种问题可以通过培养“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来解决，通过自我修养使内在品质达到高尚的境界，再把身心修养推广到社会领域，创造出崇高的社会价值。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使人拥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总结

说到这里，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就为你介绍得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讲过的内容：在冯先生眼中，中国哲学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以及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什么。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要追溯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背景、佛教和西方哲学这四个方面。农业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最直观的，因为古代哲学家最初的思想启蒙都来源于对农业的看法和认识。政治背景决定各个哲学流派的兴衰和发展。佛教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并衍生出禅宗思想。西方哲学的传入，给中国带来了逻辑分析方法。

中国历史哲学的萌芽，来源于阴阳家的五行学说。邹衍用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解释朝代的更替和历史变化。董仲舒用三统说，来解释朝代更替。法家懂得用变化的观点看历史发展，这是早期革命思想的萌芽。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主要是讨论了国家起源和治国之道。墨子认为，国家和君王都是上天为了平息混乱的局面而创建的，君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实行兼爱。孟子认为，国家是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只有圣人才能当君王，君王要用道德去治理国家。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但是真正地实现这种治国之道的却是法家，因为他们推崇法治。此外，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使人拥有“内圣外王”的人格，通过自我修养使内在品质达到高尚的境界，把身心修养推广到自身以外的社会领域，创造出崇高的社会价值。

撰写：戴亚伶
脑图：摩西
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