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笔记
书名：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 作者：[美]安格斯·迪顿
媒体评论
严格区分了由知识进步造成的不平等以及由政治系统有缺陷造成的不平等
当迪顿教授提出很多人或国家的所谓援助其实更多是满足自己的帮助需求时，可谓一语道破真相。他识别了人们的援助幻觉——即认为通过富裕国家的人们提供资金，可以解决贫困国家人民的贫困问题。
名人评论
迪顿处理的是一些大的话题：全球健康改善与幸福感的提高，令人担忧的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通过外国援助解决贫困问题所面临的挑战。
人类是如何获得健康和财富的，以及为什么一些人获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和健康
前言
我要讲的是人类如何摆脱贫困与早逝、如何改善自身生活质量以及应该如何让更多的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故事。
等到1955年夏天，我终于得以离开那儿，搬到了有树有山，还有溪流以及无尽暖阳的另一处乡村，这成了我的一次大逃亡。
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生活在美国。我的女儿是芝加哥一家卓越的财务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我的儿子则是纽约一家成功的对冲基金的合伙人。他们两个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优质而多样的教育，其受教育的程度、获得的机会以及获得教育的质量，都是我这个学习经历单一的剑桥本科生所不能比的。
有的人摆脱了贫穷，有的人却被落在了后面。运气垂青了一部分人，却远离了另外一部分人。机会常有，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能力或有魄力去抓住它们。所以说，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
健康水平的不平等是财富不平等的映射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衡量标准”的重要——没有衡量标准，我们就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而正确地建立衡量标准，亦是无比重要的事项
引言
不平等经常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一时期富裕起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获得洁净的水、疫苗接种或预防心脏病的新药等救命之方。不平等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发展。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比如印度的孩子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他们会去上学接受教育。但要是既得利益者为了阻止后进者的追赶，抽掉了他们向上行进的梯子，那么这种影响就是负面的。
从《大逃亡》这部电影说起
我所谈及的自由，是指人们有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由，以及有做让生命更有价值的事情的自由。
人类摆脱死亡和贫困的努力始自约250年前，并一直延续至今。无须赘言，这场逃亡将永远持续下去，并要面对诸如气候变化、政治失误、疫情传染和战争等的致命威胁。实际上，在前现代社会，这种生活改善的进程突然被某种致命威胁扼杀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今天的成就，我们当然可以庆祝，也应当庆祝，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的起源
很大程度上，今日全球的不平等是由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就所造成的。
今天的全球化与早先的全球化一样，一边促进繁荣，一边制造不公平。
我在本书中讲述了物质进步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既关乎发展，又关乎不平等。
除了钱，还有健康
毫无疑问，在所有让生命更有意义的因素中，寿命的增长属于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由于受过教育，更富裕的专业人士会最先意识到这一问题，一条贫富人群之间的健康鸿沟也就此被制造出来。
正如物质进步制造了生活水平的差距，健康的进步也制造了健康的鸿沟。
当新的发明或者新的知识出现时，某些人首先受益，而其他人则在一段时间后才能获益。
帕累托法则：只要没有人受到伤害，那么更富有就是更好。
仅仅关注健康问题或者事关人类幸福的任何单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寿命长的国家的人生活一般会更好，但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那么寿命长未必是福。
如果有可能，我肯定会就与幸福有关的自由程度、教育水平、社会自治水平、人的尊严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等方面展开全面论述。
社会进步的动力何在？
不平等也会阻碍发明创造。新发明和创新的生产方式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学家认为，创新的时代会掀起创造性破坏的浪潮，新的生产方法会横扫旧的方法，从而毁灭那些依靠旧秩序生存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为何要重视不平等？
若是政府让所有公民的收入都变得一样，那么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这样的结果是，最穷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得比那些存在收入不平等地区的穷人还穷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和制度是否正确？富人会不会限制穷人对社会运行管理的影响力，以保证自己的利益？
本书的结构
第一部分的三章讨论健康问题。
在富裕国家，死亡率下降的主因与穷国不同，它并非是依靠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而是因为成年人寿命的延长
健康不平等随着健康的进步而再次出现。
不平等也有其好的一面，这一次，是它使得教育、创新以及创意活动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繁荣。然而它也有黑暗的一面：富豪的主宰给民众福祉带来了政治和经济威胁。
我坚信，作为有幸出生在“正确”国家的人们，我们对于减少世界上的贫困与疾病，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
如何衡量发展与不平等？
没有数据的佐证和支撑，任何人的任何行动都不可以宣称是有成效的。
国民幸福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但是宣称钱不能让人过得更好，这种观点就未免过于偏激了，至少钱让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
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各方面综合考虑之后做出的总体评价，而快乐则是一种情绪、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感觉，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
收入并非是人们评价生活状况时唯一考量的标准。
收入对生活的影响，在穷国要比在富裕国家大。
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 000美元，钱对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在收入上同样比例的差异，导致了在生活总体评价上同比例的绝对变化。
同样倍数的收入增长，无论对于穷国还是富国，都会对生活总体评价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
第一章 人类福祉现状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是挣脱贫困和死亡的逃亡。
由于一大部分人被甩在了其他人的身后，与300年前相比，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
我使用“福祉”这个词来指代所有对人类有益，以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事物。它包括物质的丰富，比如收入和财富；也包括身心的愉悦，即健康和快乐；还包括在民主和法律制度下得到的受教育机会和参与公民社会的能力。
健康与财富
健康是讨论福祉问题的起点。人得先活着，才能去想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身体不健康，或者任何的生存障碍，都会严重限制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从人的生存谈起。
一个国家越穷，其健康数据就越糟糕。
健康并不仅仅意味着人能活着或者活得寿命很长，它更重要的含义是活得好。
一般而言，欧美人要比非洲人高，也比中国人和印度人高。如今，成年后的孩子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要高。全球健康与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全球不平等，从人的身高差距上就可见一斑。
健康差距往往是物质生活水平差距和贫困与否的反映。
在美国，有14%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但是，美国的贫困线是每日人均生活费15美元，比那些贫困国家高很多。
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但是论人均收入，中国仅是美国的20%。也就是说，1个美国人的收入大体相当于5个中国人的收入之和。
较高的人均预期寿命、良好的健康状况、人民免于贫困，而又有民主法治，这些是一个理想国家应该具备的几个主要特质。
全世界的预期寿命和收入状况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意义不同。国民生产总值包含本国居民在国外创造的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则不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不包括外国人在本国创造的收入，但这一收入包含在国内生产总值内。
但即使是在富国之间，更高的收入还是对应着更高的预期寿命。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看是有益的，但是在短期内的确造成了人均收入和人均寿命的下滑
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医疗保健上投入的资金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当高，但是所取得的成果，却成为收入和健康之间并无紧密关系的明证，更说明医疗支出和健康水平之间没有关联
低收入人群也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健康保障，而花很多钱也可能没有好的结果。
渐进的改善被灾难中断
发生在1958~1961年的中国“大跃进”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在这一时期，错误的工业化和粮食收购政策导致数千万人口被饿死，同时，新出生人口的数量也减少了数千万。在这几年中，气候条件并无太多异常，这场大饥荒纯粹是一场人祸。
南非的问题在于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极端不平等
除了各个国家都变得更加富有和健康之外，预期寿命和收入曲线本身也在随着时代前进而上移。
幸福的增加到底应归功于收入增长还是知识增长？这是将贯彻本书始终的一个话题。我的观点是，与收入增长相比，知识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虽然收入本身非常重要，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幸福组成的其他要素起到促进作用，但收入却绝不是幸福的最终决定因素。
全球贫困与不平等
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只让富人得利。
这种不平等是在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吗？是每个人都从增长中受益了，还是先富的人群持续领跑，将那些缺乏运气的人进一步甩在了身后？
穷国的增长速度比富国更快这个说法无法从这张图中得到证实；而穷国追赶上了富国，以及贫富不平等在缩小这样的结论，就更无从得出。
人们如何评估自己的生活？
在美国，追求幸福是《独立宣言》所标榜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我的出生地——信奉加尔文教的苏格兰乡村，有这样的追求会被认为性格过于懦弱。
适应性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生活在绝境中的人倾向于相信，眼前的生活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所以会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而那些生活奢靡的人，已经适应了富足的生活，因此哪怕是少了些许奢侈用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
经济增长对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是有好处的
许多人口学家、宗教领袖以及其他否认物质是幸福之基础的人士，都对伊斯特林的这一观点表示了赞同。
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印度的2倍，然而其国民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却低于印度。
人的健康水平并非一定与其收入成正比，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并不是经常和收入高低完全对应
情感的愉悦
事实上，悲伤、痛苦与压抑几乎是人们要获得美好生活的必修课程。
这张图和生活总体评价图差别很大，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张图显示出人是否幸福和收入水平并无必然关联
收入超过了一定的水平（约70 000美元一年），虽然使得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提高，却不会让人觉得更幸福。钱只能让人在一定程度上觉得幸福，没有钱而心里感到幸福也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人类的幸福有多个维度，它们彼此关联但又绝不相同。
亚当·斯密则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对财富的追求不但是一项值得尊敬的个人活动，也同样使得整个社会受益
大逃亡未必能带来永久的自由，它通常只是暂时地让我们远离周遭的丑恶、黑暗以及混乱。
第二章 从史前至1945年
任何由健康因素所带来的限制性影响，取决于人的工作性质或者想要从事的工作类型。
假设生命是有意义的，活得越久就越好，那么一般而言（尽管不是必然），活得长的人，就是健康状况更加良好的人。
生存与死亡的基本概念：以美国为例
他们假设人们在未来的每个阶段所面临的死亡风险和出生时的风险一样，并以此计算出人的预期寿命。
所谓时期指标指的是，将一个时期内的死亡风险假设为永远不变，然后基于此来计算预期寿命。
死亡的老龄化”，是指死亡人口从儿童向老年人的转移，使得预期寿命对死亡的年度变化不再敏感。
经济学家维克托·富克斯曾经建议，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或可以根据来参加他葬礼的人数做判断，这或许不是一个很严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确能完全剔除掉年龄的影响权重
穷国的死亡率下降主要集中在儿童身上，而富国的死亡率下降人口则主要是老年人。
现在看起来这种对女性的不公平，反而为女性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吸烟就成为决定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最重要因素。
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与他们在整个世纪大多数时候所面对的不平等，譬如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甚至投票与选举权的不平等遥相呼应。
尽管美国在医疗上的花费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两倍，美国人却不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口
在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时期，人的死亡风险是最高的。
记住死亡率的耐克形走势，对于理解生存机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变化以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等问题，至关重要。
史前时期的出生和死亡
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的身体是为了适应哪些情况而自我改变，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今日人类的健康状况。
所有这些，听起来好像是每年体检时医生跟我们说的：多运动，少吃肉，多吃水果和蔬菜，多吃粗粮，不要经常一个人趴在电脑前，要多和朋友出去参加活动。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生活的舒适程度是在随着时间推移而稳步向前，也不能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一种处处皆如此的普遍状态。
人类在史前所取得的进步同近年的进步一样，都没有被平等地享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如果有了农业之后的世界的确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话——就是一个更不平等的世界。
一旦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某个使得生命存在价值的基本生存点，那享有这种生活的人越多，说明这个世界越美好。
启蒙时代的生与死
新知识首先导致健康的不平等，继而又推进总体福祉的提高。
1800~1945年：营养、预期寿命增长以及卫生学
总而言之，一个更好世界的出现，也同时制造出了一个有差别的世界；在一部分人取得大逃亡的同时，不平等也随之出现。
人类健康改善的根源在于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营养水平的改善和生活条件的优化。
在整个历史中，一旦出现营养短缺，人类就会以避免长得过壮过高来自己调节适应它。长得矮小，是童年时代饮食摄入不足的一种结果，同时，矮小的身材也意味着消耗更少的热量就可以维持生存。与长得高大的人相比，身材矮小者更能适应食物短缺的生活。
儿童死亡率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主要应归功于通过公共卫生措施对疾病的防控。
细菌致病理论的发现、传播以及应用，是英国和世界其他各地儿童死亡率下降的关键原因。
知识或许是免费的，但要把知识变成现实，却要花大量的金钱
当工人阶级得不到投票权时，他们就没有获得干净的水的资格，而当这前一项的不公正被消灭之后，后一项的不平等也就被消灭了。
新的发现都建立在先前科学进步的基础上。
第三章 消灭传染病
在低收入国家，教育水平的提升几乎是人口总体健康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原因。
创新与经济增长，哪个因素对改善健康的作用更重大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
这种事实说明，经济增长并不会带来健康水平的自动改善。在中国，政策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从结果上看，中国实际上是在用一个方面的发展和另外一个方面的发展进行交换。
第四章 当代世界的健康状况
当交通和通信变得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廉价，一个国家的健康创新几乎会瞬时影响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
。衡量“存在于世者”的健康状况，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身高。身高这一指标，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时期是否遭受了营养不良或者疾病的折磨有着非常灵敏的反应，它是对预期寿命这个健康指标的重要矫正和补充
老年人也在逃亡：富裕国家人口的健康现状
吸烟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直接的愉悦，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吸烟都是一种廉价且具有交际性的消遣。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烟草公司将吸烟与女性解放成功地联系在了一起，可是最终美国女性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
对这一发现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即便是在富裕国家，绿叶菜、鸡肉、蛋等也只有在春天的时候才会价格便宜供应稳定；而这意味着还在母亲肚子里等待着秋天出生的婴儿可以获得足够的营养。
如果我们以这些改善不能有效提升人类预期寿命为由而轻视其重要性，显然是没有抓到重点。
全球化时代的健康问题
全球化促进了疾病的传播，但也为医疗的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
医药的专利制度使得药物价格高昂，因此也受到了大量质疑，但是专利制度是否真是问题所在却仍存争议。这里还涉及一个政府缺乏药品引进能力的问题，毕竟世界卫生组织清单上所列举的核心药品基本都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
身体的变化
但是，如果整个群体都身材矮小，则说明这个群体在童年时代或者青春期存在营养不足的问题。出现营养不足，一种原因是因为食物匮乏，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人们的生存环境不够健康，各种疾病虽然没有夺走人的生命，却严重阻碍了其生长发育
是人类的认知功能会随着人体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总体而言，长得矮的人就是不如长得高的人聪明。
第五章 美国的物质生活状况
在18世纪，不平等多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地主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然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却发生在国与国之间。
美国的经济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不是一个衡量人类幸福与否的好指标，即便只是作为衡量收入高低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也有其局限性。
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到底价值何在？答案是，除了让我们摆脱贫困以及物质匮乏，新的商品与服务还把很多之前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而这些新的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美好。
越来越便捷的交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个人自由，拓宽了居所的选择范围，增加了娱乐活动的空间，让人们可以和亲朋好友更加方便地聚会，而这也正是那些反物质主义者所大力倡导的。
美国的贫困问题
贫困线本身的确需要看起来合理，且易于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接受。
美国人真实的贫困境遇是，人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充分参与社会活动，家庭和儿童没有足够的收入过上邻居或者朋友们那样体面的生活
战后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一段是增长相对较快且被广泛分享的时期，另一段则是经济增速放缓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的时期。
没有统计就谈不上统治，没有政治也就不会存在统计。统计中的“统”也是统治中的“统”，这不是偶然的。
美国的收入分配
收入的变化情况可以从发展、贫困和不平等这三个角度加以考察。发展事关人均收入及其变化，贫困事关底层人的生活，而不平等则主要是指家庭或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劳动市场的不平等
收入分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政治、人口特性，包括历史也在起作用。
收入分配的演变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发现，也不取决于劳动力与资本的斗争，而是技术发展与教育之间的一场竞赛。
如果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落后于市场需求，教育的价格就会上升，而那些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工人，其收入也会领先于其他工人，于是收入的不平等就会扩大。
一旦教育系统变得足够灵活，能够在技能培训方面实现与需求同步，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增长就将被终结。
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来不是某种从天而降的科学突破所引发的，也不是某个孤独天才的灵光一现，它通常是对经济环境或者社会环境所做出的一种反应。
虽然不平等本身是非常不好的，但它又作为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提高了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
机会平等并不能保证结果总是完全公正。
如果那些着眼于长远且善于自我管理的人同时也善于学习且倾向于将知识收益进行积累，那么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发展速度也会因此更快。
全球化被认为是个人工资收入下降的一大原因。很多商品原本是交给美国本土的低技能劳动力来生产的，然而现在却被逐步地转移到了贫穷国家
医疗服务成本上涨也是大部分劳动者收入没有提高的重要原因。大部分劳动者的健康医疗保险支出是其总体收入支出的一部分，因此，正如很多研究所证明的，劳动者总体收入增加的那一部分最终并没有变成工资，而是转移到医疗支出上了。
因为有如此庞大的服务群体收入仍然处在分配最底层，使得收入最顶层人群和最底层人群无论在收入还是工种上都越来越分化，而中间阶层，越来越空心化。
政治与不平等
移民政策的变化使得合法移民的主流从相对富有的群体转变为相对贫困的群体，随着工会政治权力的衰退，他们发出的政治声音也越发难以为人所知。
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保障情况的鲜明对比，显示出工会力量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影响力的上升。
税收在调节贫富差距上的作用其实并不大，因为贫富差距主要是由税前收入差距拉大所导致的。
收入与家庭
夫妻双方仍然在学历水平上追求门当户对，不过，以前或许仅仅是丈夫拥有高收入，而如今妻子自己也可能是高收入者。“最有权势夫妻”指的就是那些夫妻两人都有顶级收入的家庭，
根源何在，为何急需解决？
富人变得更富，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还是因为富人像那些高学历高智商的人一样，通过普惠大众的新型生产方式创造出了更多财富？
而如果人们不能享有均等的机会，那么我们应该担心的就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了。
事实证明，只有在收入极为不平等的国家，父子两代的收入高低才密切关联；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收入不平等国家，其实也是机会极为不平等的国家
对于其他的经济领域而言，大量最优秀的头脑都集中到金融工程领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因为它使得其他领域的创新和增长潜能受到了抑制。
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做出“太大而不能倒”的承诺，并且让这些机构攫取了巨额利润，这无疑是监管失败的表现。
高收入者收入的快速增长也会因为金钱政治而自我强化。所有的政治规则都是基于富人的利益而定，而非公众利益；富人们利用这些规则又变得更为富有更具政治影响力。
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即便没有影响其他人群的收入，但只要损害了其他方面的福利，那么帕累托法则就不能成为为高收入者辩护的说辞。
在这些社会中，权力的极端不平等致使经济缺乏持续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一条走出贫困脱离病苦的道路也就此被切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较早地开展了具有普遍性的公共教育，而这正是美国经济能够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维护精英利益的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害
如何评估全世界的物质生活水准？
我们还是希望多数的公民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将贫困线视为一个判断能否生存下去的合理数字。但如果我们要对全世界范围的贫困进行评估，就需要确立一条在全世界范围都合理的贫困线
购买力平价汇率（PPP汇率）
廉价土地与劳动力的存在，是穷国物价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全球增长
技术与知识是富裕国家实现高物质生活水准的基础，而这些技术与知识也同样为许多贫困国家所获得。但是，占有同样的技术与知识却无法保证所有的国家都获得同样的生活水准。要想让生产像富裕国家那样运转起来，穷国也必须拥有富裕国家那样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电信、工厂、机械等；也必须具备与富裕国家同样的教育水平。
中国是当前的长跑明星，以历史的标准来看，中国当前的增长所持续的时间之长是极不寻常的。
经济增长、健康发展以及人口爆炸
日益增长的贫困肯定会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沃土，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出现，所以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竭尽所能避免其可能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人口增加是否会引发贫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而是取决于人口增长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收益对比
全球贫困状况
只要改变统计手段就能实现减贫，这比靠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减贫要简单多了！
真实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把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由贫困线这样一个数字来决定显然是一个错误。
我们应该关心那些更穷困的人，但绝不应该以任何的分界线为界，对处境相近的一类人给予截然不同的对待。
物资援助与全球贫困
援助绝非消除贫困的良方，恰恰相反，它其实是阻碍穷人改善生活的一块绊脚石。
·道德冷漠：富人对穷人漠不关心。·缺乏理解：人们关心穷人，但是并没意识到为消除贫困做点儿事其实很简单。·援助本可以是有效的，但是它被误用了，当前的援助是无效的。·援助通常是无效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是有害的。
彼得·鲍尔在1971年就做出了重要的论断：“如果除了资本以外，其他所有发展条件都已经具备，那么资本会迅速在本地自发生成，或者通过商业合作方式从国外流入国内的政府或私人部门，然后通过税收增长或企业的利润增加而进一步增长。如果发展条件并不具备，那么援助将成为仅有的外部资本来源，而它必然是不会有产出的，因此也是无效的。”
当受援助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都具备之后，援助就不是必需品了；而当其内部条件不足以支持经济发展时，援助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并且援助还有可能使某些不利于发展的内部条件固化，起帮倒忙的作用。
只有当援助被需要最少的时候援助才是有效的，而援助者总是坚持让那些需要最多援助的人获得援助。
援助的真相
在今日之世界，援助之所以没能消除全球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实它根本就没想要消除贫困。
在援助这件事上，一种是向那些治理良好的国家提供援助，援助能够在这些国家发挥作用，但这些国家又并不急需援助；另一种是向那些治理无能的国家提供援助，然而在这样的国家，援助能起的作用有限，甚至还有作恶的风险。
援助有效吗？
援助不是人对人的，大部分援助都是政府对政府展开，而且很多援助的目标也并非是为了让人们脱离贫困。
经济发展才是解决贫困的最为可靠持久的方法。
在埃及、多哥和扎伊尔等国，援助并不是用来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为了保障那些得到援助国认可的政权可以继续执政——即使这样做会伤害到这些国家的民众。
发展项目的效果
批评者指出，非政府组织有强烈的瞒报失败与夸大成功动机，毕竟它们除了分配资金，也同样要去募集资金。
如果一种项目或模式复制不是以对作用机制的具体研究为指导，那这样的简单复制就不能解决问题；
在很多贫穷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属于最为人所青睐的职业。
一个援助项目可能本身是成功的，但是当其规模被扩大至全国范围时，就可能遭遇失败。完美的项目评估与全国整体上的援助失败并不矛盾。
一个国家越小，一个政府越无能，以及援助的金额越巨大，这样的政府转向就可能产生越为严重的后果。
在谈论项目的评估时，一定要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援助这件事，一定要思考援助给一个国家带去的整体后果。
援助与政治
受援国的政府会将本国的那些贫困民众作为“从援助者那里榨取钱财的人质”。
对外援助之所以会让贫困状况恶化，是因为它会导致受援政府更加漠视穷人的需求，从而给穷人带来伤害。
如今我们都把殖民主义看成是坏东西，因为它牺牲了别人使我们自己受益，而把援助看成是好东西，因为这是牺牲我们（尽管非常轻微）而帮助了别人。但是这样的理解太过肤浅，也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种自我陶醉。其实当年殖民主义的口号也是帮助别人，并号称是为那些尚未充分开化的群体带去文明与启蒙，而这或许只是对抢夺与剥削的一种掩盖而已。
时至今日，倘若人道主义的言辞还只是政治家收买人心的口号，而援助也只是为了体现我们在减贫方面的道德责任感，我们需要自问：这么做有没有伤害到那些受援助的人？如果我们正在做伤害他们的事，那么援助就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而不是在帮助“他们”。
医疗援助是否有所不同？
垂直项目的成功往往伴随着水平项目的失败，而后者最主要的失败，通常就是不能构建一个完善的基本医疗体系。
缺乏基本医疗资金与对医疗支出的贪腐是贫穷国家经常同时出现的两大现象。
我们能做些什么？
对于穷人的需要及期待，以及他们的社会是如何运行，我们拥有的常常仅是极为贫乏的理解，这导致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以我为主，简单轻率，对受援者造成的伤害往往大于对其的帮助。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保证没有挡住这些贫穷国家发展的道路。我们需要让贫穷国家自我发展，不予干预，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不要再做那些阻碍它们发展的事情了。
为液压流动式的援助所忽略的就是我所说的：这样的援助资金会瓦解当地的政治体制，使得当地的发展更为艰难，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援助不见得非要提供贷款，提供建议也是一种形式。
例如，如果世界银行的建议会给美国制药业所认可的某些意向造成实质性的阻碍，美国政府则几乎肯定会对世界银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施加压力。不难理解，若想让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美国容忍其相关政策和决定，世界银行就不能动真格地去帮助穷人。虽然这听起来太过愤世嫉俗，但全球贫困问题之所以迟迟难以解决，其中很多就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障碍。
移民对减贫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国际贸易。
不要想着把自己未来收入的多少多少捐出去，也不要老想着雄辩地劝服别人增加对外援助；而要去影响自己的政府或者自己去政府工作，让这些政府不再施行伤害穷人的政策。我们要支持各项国际政策，以使全球化更有利于穷人，而不是对穷人造成伤害。在我看来，要帮助那些仍未挣脱贫困的穷人实现大逃亡，这将是最好的方法。
后记
这种财富的不平等让跑在前面的人截断了落后者追赶的道路
日渐扩大的主要既得利益群体会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追逐自身利益，而这样的寻租行为将会导致富裕国家的衰落
总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而新的人类逃亡也会和以前一样带来新的不平等。但是，过去的一切困难与挫折，都在后来的发展中得到了解决。所以，我期望，眼前的这一切挫折与艰难，也都将在未来被战胜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