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笔记 #地理 #历史

致我的中国读者

1.3万年前，在如今是美国的地方，甚至北美或者南美的任何角落，都没有人类生存过。直到1.3万年前，现代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才来到美国。直到400年前，绝大多数现代美国人的祖先才开始来到美国——最早的一批来自欧洲，不久之后有来自非洲的，从大约170年前开始又有来自亚洲的。

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在赤道附近的山顶看到雪和冰川，新几内亚岛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地方是安第斯山脉和东非山地）。

不同于种族主义解释，《枪炮、病菌与钢铁》表明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历史轨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环境不同：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陆轴线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异。

中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问题与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问题是一样的，即核武器、气候变化、全球范围内关键资源的枯竭、世界各地不平等导致的种种后果，以及在新冠肺炎之后的新型疾病将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危险

前言 为什么说世界历史就像洋葱一样？

文字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在那之前的历史往往只被一笔带过，尽管在人类500万年的历史中，没有文字的时间占到了99.9%。

开场白 亚力的问题

此类历史发展上的不均等给现代世界投下了深长的阴影，因为有文字、使用金属工具的社会征服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

两个世纪前，新几内亚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用的是欧洲人几千年前在有金属工具后就弃用了的石制工具，所住的村落中也没有集权的政治组织。

“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

人类各族群通过征服、流行病与灭族行动而互动的历史，就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

这个反对理由混淆了原因解释与辩护，是常见的谬误。对历史提出解释是一回事，怎么用这种解释是另一回事。我们努力去理解一件事，往往是为了改变某个结果，而不是为了重复或延续恶行。

各族群间的确存在技术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各族群间有智力的差异。其实，现代那些仍在“石器时代”生活的族群，智力非但不比工业社会里的人逊色，或许反倒更胜一筹。

几乎所有的儿童发展都强调：童年的刺激和活动有助于心智发展，不可逆的心智障碍与童年时的刺激不足有关。

然而，详细的考古研究发现，复杂的灌溉系统并非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同时出现，而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换言之，政治集权的产生另有原因，集权体制建立后，才能建造复杂的灌溉系统。

为什么枪炮、病菌、钢铁站在欧洲人这一边，而不是非洲人或美洲土著那一边？

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史前史。

今天的美国社会是以欧洲为模型打造出来的，土地掠夺自美洲土著，人口中又有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劫持来的黑奴的后裔——当年输入的黑奴共有数百万。

本书可以这么交代：“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

现在世界上的语言有6 000种，其中1 000种在新几内亚。我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时，又燃起了对语言的兴趣，因为我必须搞清楚各种鸟在差不多100种当地语言中的俗名。

历史绝对不像某个怀疑者说的那样，是“没完没了的事实”。历史的确有普遍的模式，解释那些模式，不仅能生产慧见，也是个令人着迷的事业。

第一部分 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

第1章 人类社会的起跑线

比较各大洲的历史发展，公元前11000年左右是个合适的起点

现在世上人类最近的亲戚，就是三种类人猿：大猩猩（gorilla）、黑猩猩（chimpanzee）和倭黑猩猩（pygmy chimpanzee，或称bonobo）。

不过学术史的常态却是：每一个“最早的X”宣布了之后，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人报告发现了更早的X。考古学家通常要花几十年才能达成共识。

5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欧洲人，头骨已和我们相当近似，所以学者不再称他们为直立人，而将他们归入智人（Homo sapiens）。

喉头的演化是关键，这是现代语言的解剖学基础，而人类的创造力又依赖语言。其他学者则认为大脑组织的变化（尽管脑容量没有变化）才是现代语言出现的关键。

不管哪个正确，巨型动物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灭绝都对人类之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巨型动物灭绝后，人类就没有驯化大型野生动物当牲口的机会了，因此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没有土产牲口。

拥有那种技术的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他们约在2万年前到达西伯利亚（当然，有人主张更早的年代）。那一次扩张也许导致了欧亚大陆长毛猛犸象和披毛犀的灭绝。

不管哪个理论接近真相，那些大型哺乳动物消失之后，美洲土著可以驯养的物种就大大减少了。

无论何者为真，在可供人类居住的5个大洲中，南、北美洲的人类史前史都是最短暂的。

人类定居各大洲的时间先后有别，这对后来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吗？假设有位考古学家经由时光隧道回到公元前11000年，他环游世界之后，能否推测哪个大洲上的社会能首先发展出枪炮、病菌与钢铁，各大洲发展出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顺序是什么？要是能的话，他就能预测今日世界的面貌了。

尽管非洲起步得很早，但是最早的美洲土著最多只要1 000年就能赶上非洲土著。此后，美洲的广大面积（比非洲大50%）、较大的环境多样性会让美洲土著拥有领先优势。

可见，在公元前11000年的时候，实在难以预言哪个大洲的人类社会将发展得最快，几乎每个大洲都有潜力。以后见之明，我们当然知道欧亚大陆跑了第一。然而真正的理由却不是我们的考古学家所想的那么简单。本书后文要探讨的，就是那些真正的理由。

第2章 历史的自然实验

然而，生性爱好和平的莫里奥里人开会决定不再反击，打算以和平、友谊和共享自然资源作为和解的条件。

强者凭恃着优势的武器、工具征服手无寸铁的弱者。

因此，波利尼西亚的历史可以视为一种帮助我们研究人类适应过程的自然实验，而其他地区的人类定居，往往由一拨又一拨彼此无关的拓殖者分批完成，会造成很多影响我们研究的复杂状况。

结局清楚显示出环境如何在短时间内对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战斗技术造成了影响。

波利尼西亚的环境变量至少有6种：岛屿气候、地质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破碎化程度、隔绝程度。

波利尼西亚人维持生计主要靠以下几种方式的不同组合：渔获，采集野生植物、贝类、甲壳动物，捕捉陆栖鸟和在繁殖季节的海鸟，以及食物生产。

一个政治单元的面积，可能大于或小于一个岛屿的面积。几个邻近的岛屿有可能组成一个政治单元，而一个地势崎岖的大岛上也可能分出许多彼此独立的政治单元。因此，政治单元的大小不仅和岛屿面积有关，也受岛屿地形的破碎化程度和隔绝程度的影响。

一般而言，政治单元越大，人口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繁复

原材料的多寡显然会影响到物质文化的发展。

可见，波利尼西亚诸岛的经济专业化、社会复杂程度、政治组织和物质产品皆大异其趣。这种种差异和人口多寡、密度都有关，也和岛屿面积大小、地形完整程度、隔绝程度有关，也关系到维持生计、发展食物生产能力的机会。

第3章 卡哈马卡的冲突

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变迁发生在新大陆，亦即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消长：欧洲人大举在美洲殖民，美洲土著在其征服之下，数目大为减少，大部分的族群甚至完全消失。

在此后欧洲人和美洲土著的交往中，1532年11月16日发生的事件极具戏剧性。那天，在秘鲁高原上的卡哈马卡，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和西班牙征服者的首领皮萨罗相遇了，这是他俩第一次会面。

皮萨罗的武力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枪炮、刀剑和马匹。而阿塔瓦尔帕的军队作战时没有骑乘任何动物，武器也只有石头、铜器、木棒、狼牙棒、斧头，加上弹弓和其他拼凑起来的武器。这种悬殊决定了美洲土著等族群与欧洲人交锋时的命运。

较有免疫力的入侵族群把传染病带给其他没有免疫力的族群。天花、麻疹、流感、斑疹伤寒、腺鼠疫等已在欧洲蔓延的传染病，反倒成了欧洲人征服世界各地族群的助力。

将西班牙人带到秘鲁的一个相关因素是文字。西班牙有，印加帝国则无。比起口传，文字能把信息传递得更远、更准确、更详尽。

文字使西班牙人得以继承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丰富知识。

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基于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的军事技术，来自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欧洲的海事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以及文字。

第二部分 食物生产的兴起与扩散

第4章 农民的力量

食物生产对枪炮、病菌和钢铁的发展而言，是间接的前提条件。

农业族群因此获得了第一种军事优势：在人数上超越狩猎—采集族群。

简言之，作物和牲畜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食物，人口密度因而大为增加。食物盈余，加上（一些地区）可运送盈余食物的驮畜的出现，发展出定居、集权、社会分层、经济复杂、技术创新的社会的条件就具备了。作物和牲畜的有无，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帝国、文字、钢铁武器最早在欧亚大陆出现，而在其他地方较晚甚至没有出现。再加上马匹和骆驼在军事上的作用，以及源自动物的病菌的杀伤力，食物生产和征服之间的主要链条就完整了。

第5章 历史上的有与无

地球上的大片地区从未发展出食物生产技术，理由很简单：生态条件欠佳，那些地方至今仍难以生产食物。

为什么农业发轫于这些似乎是边陲的区域？为什么今天最肥美的农田和牧场没有着先鞭呢？

考古学家利用碳14测年法来断定生物遗骸的存在年代，从而测算出食物生产的年代。碳是建构生物的基本元素，自然界中含有少量放射性碳14原子，这种原子会衰变成没有放射性的氮14。宇宙射线在大气中会不断制造放射性的碳14原子。植物吸收大气中的碳，而已知碳14和更常见的碳12之间有基本固定的比例。食草动物吃植物，食肉动物吃食草动物，沿着食物链，所有生物体内的碳元素中，都含有固定比例的放射性碳14原子。生物死亡后，就不再从外界吸收碳元素，体内已有的放射性碳14原子仍继续衰变，半衰期约5 700年，生物死后大约4万年，其体内碳14的量就低到难以测量，或者难以和晚近时期混入的少量含碳14的遗存分辨了。考古遗址中遗存的年代，可以通过测量遗存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来估算。

辨识最初驯化地的第二个方法还是利用地图，在图上标示出某种作物或家畜在各地第一次出现的年代，年代最早的地点也许就是最初驯化它们的地区。

族群更替最明显的例证，源自两种证据：一种是体质人类学，由于新来的族群与土著有明显的形态差异，人骨就足以说明一切；另一种是物质文化，侵入的族群带来的不仅是农作物与牲口，还有陶器。

在食物生产方面取得先机的族群，在迈向枪炮、病菌和钢铁的路途上，领先群雄。其结果就是历史上一连串“有”与“无”的冲突。

第6章 下田好，还是打猎好？

事实上，只有今天那些富裕国家的公民，才会觉得生产食物的行当付出的劳力较少，日子比较舒适，不受冻馁，人活得长。他们从未下田、五谷不分，农业离他们很远。世界上的食物生产者里很大一部分是个体农民和牧民，他们的日子不见得比狩猎—采集族群好。

实际上，生产食物的行当是逐渐演化出现的，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还有一个错误的二分看法是，食物生产者积极管理土地，而狩猎—采集者只是收集土地上的野生动植物。

花最少的时间、最小的精力，尽可能获得回报。同时，他们也要降低饿死的风险：适度而可靠的回报，比起大起大落的生活模式更有吸引力

狩猎—采集的生活形态可以逐渐转变为农牧生活形态，一种食物生产系统也可以逐渐转变为另一种食物生产系统。

第一个因素是可获得的野生食物越来越少。

第二个因素是，随着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变多，驯化植物的回报越来越多

第三个因素，是生产食物的技术（例如采收、处理和储藏）不断改进。

只有当地理或生态屏障将食物生产者拦在外面，或使得适用于当地的食物生产技术难以传入的时候，狩猎—采集者才有可能一直到近现代都在适于农牧的土地上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第7章 杏仁的前世今生

驯化植物也许可以定义为：栽种植物，（有意或无心）使它们发生遗传变化，变得对人类食用者更有用。

为何有些植物比其他植物容易被驯化，或者让人更想去驯化？为何橄榄树在石器时代就被驯化了，橡树至今威武不屈，连顶尖的农学家都束手无策？

就植物而言，无意间促成“驯化”的并非只有人类，还有其他几千种动物。

野生植物开始演化成作物的早期阶段也不涉及意识，植物演化出一些吸引人类采食而有利于种子传播的特性，人类并没有去培育植物的意识。和土豚的排泄场所一样，人类的茅坑可能是最早那批无意识育种者的试验场。

因此，茅坑加上痰盂和垃圾堆就成了人类最早的农业研究实验场所。

作物种子和野生始祖种子味道的一个明显差异是苦味。很多野生种子味苦，难以入口，甚至有毒，就是为了不让动物嚼食。这样看来，天择的运作方向在种子和水果上正好相反。植物的果实越香甜，就越为动物所青睐，种子因而得以传播出去，但果实里的种子味道欠佳，不然就会被动物嚼得粉碎，永远不能发芽了。

果实的大小和味道就是狩猎—采集者选择野生植物的最明显标准，其他标准则包括果肉丰美与否、有籽无籽、种子是否含油、纤维长短。

农民倒转了天择的方向：从前成功传递下来的优质基因反倒成为劣质，而劣质基因却摇身一变成为优质基因。

达尔文的“天择”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中，一些个体在生存和繁衍方面比同一物种内的其他个体在行。事实上，生存和生殖能力的差别已经是一种自然的选择。环境发生改变后，另外的个体可能会在生存和繁衍方面做得更好，从而得到“自然的青睐”，而这个种群也会发生演化。

这些树木得靠复杂的农业技术（嫁接）来培育，在农业起源一段时间后，中国发展出了这项技术。即便知道嫁接的道理，实践起来也劳心费力，而这道理更是得来不易，是不断努力试验挣来的，没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运气。

直到近世，由于保护网和温室的发明，人类才打败画眉，生产出合乎自己所求的草莓和树莓。

古人采集野生植物当食物或其他用途，不管有没有一套有意识的选择标准，野生种演化成作物的初步阶段都没有意识的介入。人类在野地里，从许多变异个体中选择中意的，就创造了“驯化”的情境，在人类园圃里，个体之间相互竞争，受到选拔的个体与在野地里受天择青睐的不同。

第8章 是苹果的问题，还是印第安人的问题？

现代世界作物年产量的80%是由十几种植物贡献的。这十几种“重量级”的作物如下：谷物有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豆类有黄豆，块根或块茎类为马铃薯、木薯、甘薯，糖分的来源则是甘蔗、甜菜，水果如香蕉。

肥沃新月地带的一个优势是气候，该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冬季温和、潮湿，夏季漫长、炎热而干燥。在这种气候条件之下，胜出的植物是那些能熬过漫长干季，雨季来临时得到滋润就能快速生长的植物。

肥沃新月地带的第三大优势，就是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比例很高，这些植物偶尔也行异花传粉。

第二，在地中海气候区中，欧亚大陆西部的气候最为多变，每一季、每一年的差异都很大，这种气候差异有益于植物群的演化，特别是一年生植物。

第三，肥沃新月地带的地中海气候区的海拔高度和地形多样。

农业最早在肥沃新月地带发端，主要是“八大始祖作物”之功，它们是属于谷物的二粒小麦、野生单粒小麦、大麦，属于豆类的兵豆、豌豆、鹰嘴豆、苦野豌豆，属于纤维作物的亚麻。

肥沃新月地带早期农民的作物和家畜满足了人类基本的经济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衣物、犁地和运输。

反倒是肥沃新月地带独特的气候、环境、野生植物和动物等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合理解释这种情况。

在食物生产兴起前，人类大抵以野生物种为食，因此掌握的关于野生动植物的知识特别丰富。最早的农民承袭了这样的知识——几千年来和大自然亲密生活、观察而累积下来的经验。因此，有价值的物种似乎不大可能逃过早期农民的眼睛。

世界各地的原生作物产量相当不同。

动物性蛋白质的短缺，或许是新几内亚高地传统社会吃人肉习俗的终极因。

新几内亚的食物生产业无法宏图大展，和当地族群无关，问题出在当地的生物区系和环境上。

因此，和新几内亚一样，美国东部本土粮食生产的局限不是当地土著的错，完全是生物区系和环境造成的。

由于食物生产业的兴起涉及食物生产和狩猎—采集生活形态的竞争，我们不免会想，一些地区的食物生产业发展迟缓或等于零，会不会是因为自然资源异常丰富，靠狩猎—采集即可过活，而不是因为可驯化的物种少？事实上，在大部分食物生产迟缓或是根本没有的地区，狩猎—采集的资源格外贫乏。

北美土著不能驯化苹果，问题在于北美整个野生动植物的组合。这个组合的发展潜力有限，也是北美食物生产起步晚的主因。

第9章 斑马、不幸福的婚姻与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开场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部小说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巨作，托尔斯泰的意思是，婚姻要幸福必须具备许多要素：两性的吸引，在金钱、教养儿女方式、宗教、姻亲等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只要有一个遗憾，婚姻就可能触礁。

这些不同是通过两种方法制造出来的：第一，人类只选有用的个体出来繁殖，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有繁殖机会；第二，物种对人择压力做出了演化反应，也就是朝着人类期盼的方向演化

野生始祖的分布不均就是欧亚大陆的族群得以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重要原因。

为何大型家畜多集中在欧亚大陆？部分原因就是这块大陆拥有最多的候选动物，先天上最占优势，近4万年来也没有动物灭绝的惨事。

第一，非欧亚族群很快就接受了在欧亚大陆被驯化的动物；第二，豢养宠物是人类的天性；第三，历史久远的14种家畜驯化起来都很快；第四，其中一些家畜在不同的地方被驯化过多次；第五，现代进一步驯化动物的尝试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欧亚以外的地区缺乏大型的本土家养哺乳动物，关键在于当地本来就没有可供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而不是族群的问题。

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可能变成家畜，然被驯化的寥寥无几。大都就差那么一点，最后还是失败了，注定永远是野生动物

而4 500年前，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已基本完成。在那之前，世界上那148种有可能被驯化的大型动物想必已有无数人尝试过驯化了，最后驯化成功的只有那些，古人已尽全力，没有漏网之鱼。

现代的驯化实验失败更加证明，许多物种无法被驯化不是因为古人才智不足，而是物种本身的问题。

一是饮食习性。动物摄取植物或其他动物的肉，食物链之间的生物量转化效率很低，通常只有10%。

三是人工环境中繁殖的困难。

六是社群结构。几乎所有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其野生始祖都有三种社群特色：群居；群体中有明确的层级统制结构；群体的生活范围有重合，并不占地盘、分彼此。

人类与大多数动物不能维持幸福的“婚姻”，许多因素都能导致这个结果，只要碰上一个，就幸福不起来：饮食习性、成长速度、交配习性、性情、恐慌的倾向，以及社群组织的几个特征。只有少数野生哺乳动物能和人类结成伙伴，因为它们在上述几方面都满足条件。

第10章 大陆轴线——历史的伏笔

大陆轴线的走向关乎作物和牲畜传播的速度，也间接影响到文字、轮子等发明的传播。

食物生产手段沿东西轴线传播最快，如从西南亚向西到欧洲和埃及、向东到印度河流域（平均每年约0.7英里），从菲律宾往东至波利尼西亚（每年3.2英里）；沿南北轴线传播最慢，每年不到0.5英里，如从墨西哥北上至美国西南；也有每年不及0.3英里的例子，如墨西哥的玉米和豌豆一直到公元900年才成为美国东部作物。

一些作物只被驯化过一次，这方面的证据说明，某种野生植物一旦被驯化，驯化后的作物快速传播到其他地区，同一种野生植物就没有再次被驯化的必要了。然而，若我们发现同一种野生植物在好几个地区被驯化，就可以推断该作物传播的速度很慢，才会使得其他地区的同种植物有被驯化的机会。

紧跟在农业传播之后的则是另一批发明：轮子、文字、冶金、挤奶、果树、啤酒和其他酒类的酿制。

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每一天的长度和季节变化相同，也有着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降雨也差不多，生境和生物群落区（biomes）也大同小异。

这也就是肥沃新月地带的驯化物快速向东西传播的部分原因：这些驯化物早就适应传入区的气候了。

然而，纬度并非决定一切，位于同一纬度毗连的两个地方，未必有相同的气候形态（虽然白昼的长度完全一样）。地形和生态障碍对某些大洲的影响特别显著，因此造成局部传播的困难。

在有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农业社群中，文字主要的功用是宣传忠君思想、编列存货目录和官方记录。

这些反映的是欧亚大陆轴线和美洲、非洲的不同，而大陆轴线的走向早为人类历史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 从食物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第11章 牲畜的致命礼物

这个世界的权力和财富分配为何如此不均？追根究底，我们发现答案就是地理条件的差异。然而，和地理条件相关的食物生产不是近因，而是远因。

在过去的战争中，并非有杰出的将领和卓越的武器就可所向无敌；事实上，胜利者常常是那些把可怕的病菌散播到敌人阵营的人。

基本上，微生物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什么两样。演化选择繁殖效率最高的个体，再帮它们传布到适合生存的地方。

例如美国白人为了消灭顽强抵抗的美洲土著，就送给他们天花患者盖过的毛毯。

这就是预防接种的原则：以注射死亡或效力减退的菌株来使抗体生成，而免除真正的疾病之苦。

成为流行病的传染性疾病有几个特征：第一，传播速度惊人，在短时间内就能攻占整个社群；第二，以“急症”的面貌出现，很快就可置人于死地，但若大难不死，则没多久就可康复；第三，痊愈的幸运者则能产生抗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复发，也许终其一生不会再受到感染；第四，这些疾病往往只在人类社群中发展，致病的微生物无法在土壤或其他动物身上存活。

人口数量是微生物生存发展的一大关键，人口越稠密，越有利于它们的发展。因此，像麻疹这种疾病就是所谓的群聚疾病。

小族群的人口数量少，因此无法抵御外来的流行病，也无法演化出可传染给外来族群的疾病。

为什么农业的兴起会触发群聚传染病的演化？其中一个原因是，比起狩猎—采集的生活形态，农业能养活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人口。第二个原因是，狩猎—采集部落经常搬迁营地，留下富含微生物和幼虫的粪便。但采用定居形态的农民生活圈不出自己的污水排放区，等于为微生物提供了一条侵入人体和水源的快捷途径。

传染病要在动物界传播开来，同样需要数量庞大和密集这两项条件，而且它们不会随便挑上一种动物：理想的目标是数量庞大的群居动物。因此，像牛和猪这种人类社群大规模饲养的动物，身上早有一大群等着登陆人体的微生物了。

代表第一阶段的是数十种宠物或牲畜直接传染给我们的疾病

到了第二阶段，源于动物的病原体已可在人类社群之间传播，成为流行病。之后，此类流行病可能会由于几种原因而消亡，比如现代医学的疗效，或是个人都得过病了，不是有免疫力就是已经死亡。

第三阶段的代表是曾以动物为宿主，后转入人体的病原体，并没有（或者说尚未）绝迹，仍在人类社群耀武扬威，杀人无数。

病原体演化的最后阶段就是在人类社群生根，成为人类专属的传染病。

这种病毒演化完全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人类，更不是为了兔子。演变到后来，杀死的兔子数目越来越少，染病的兔子有更长的存活时间，毒性降低的病毒的下一代就得以传播给更多兔子，更加繁盛，不像上一代，虽然毒性高强，但是一下子就和兔子同归于尽了。

小时候，大人告诉我们，北美洲本来只有100万左右的印第安人。这是为白人的殖民强辩，表示这个大洲在白人来到时几乎是一片荒芜。然而，考古学证据显示：当时应该有2 000万的印第安人。可见，哥伦布登陆后，削减的印第安人口高达95%。关于这一点，第一批踏上美洲的欧洲远征军也做了翔实的记录，可供佐证。

为什么致命群聚流行病不能在美洲兴起？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另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回答：这些病菌是从什么微生物演化来的？欧亚大陆的群聚传染病是从牲口身上来的。欧亚大陆可豢养的牲畜不少，但在美洲被驯化的只有5种

少了病菌这个亲密战友（欧亚族群和驯化牲畜长久以来朝朝暮暮相处的结果），欧洲人恐怕难以称心如意地主宰其他大洲。

第12章 蓝本和借来的字母

文字和武器、微生物、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一道，成为现代征服战争的利器。

我们追本溯源，研究文字发展的过程，不仅因为文字本身很重要，也因为可借此洞悉整部文化史。

自己发明文字的族群，没有争议的包括略早于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以及公元前600年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图12.1）；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和公元前1300年的中国可能也已独立创造出文字。至于其他族群的文字，多半是借用或改造自其他文字，或者受到现成的文字系统的启发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字。

文字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这个人类社群必须认为文字有用，而且能供养造字专家。

发明的传播方式有很多。一个极端是“蓝本复制”，将蓝本照单全收或略加修改后拿来运用；另一个极端是“理念传播”，学到基本概念后自己再来研发细节。

另一个局限性是，那些古老的文字根本没有几个人会。文字的知识是少数人的专利，文字是为宫廷或庙宇服务的。

正如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言，古代文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奴役他人提供便利”。文字为庶民所用是很久以后的事，那时文字系统才变得简单，更利于表情达意。

早期的文字满足政府组织的需要（记录和倡导忠君的思想），使用者也是全职的官员，由专事食物生产的农民供养。狩猎—采集社群就没有发展出文字，因为他们没有需要文字的政治组织，也没有社会或农业机制来生产多余的食物供养文字专家。

第13章 发明为需求之母

表现在武器与运输工具上的技术，是族群扩张与征服的凭借。历史最基本的模式就是族群的扩张与征服，因此技术是创造历史普遍模式的主要因素。

另一种观点是，技术发展与个人的发明天才关系不大，整个社会对于发明创新的态度才是关键。有些社会根本无可救药，保守、内向、仇视变迁

事实上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发明是好奇心的产物。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世界史的基本模式，会不会因某些天才没有在某时某地出生而发生有意义的变化？答案很明显：历史上从来没有那样的人物。所有世人熟悉的著名发明家，都既有先驱，也后继有人。他们让人记得，关键在于，在社会有能力利用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他们做出了适当的贡献。

第一，技术的发展是累积式的，而不是英雄凭空创造的；第二，技术发明了之后，才产生用途的问题，而不是先有需求，再有发明。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因素是，比起既有的技术，新技术有较高的经济利益。

接下来的5个因素则与经济或社会组织有关。第一，古时候廉价劳工易找，因此创新发明的动力不强，而在高薪与缺乏劳力的地方，非得创造解决问题的技术不可。

总之，并没有哪个洲是所有社会都保守或所有社会都进取创新的。任何一个大洲，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既有保守的社会，也有创新的社会。即使是同一地区，对创新的态度与立场也会随时间的变迁而变化。

当地发明与采借两者的相对重要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发明特定技术的难易程度，以及该社会与其他社会的接近程度。

一项用途广泛的发明问世后，通常会以两种方式散布到其他社会。一种方式是，其他社会的人看见或听说了这项发明，觉得有用，就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是，没有该项发明的社会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而拥有那项发明的社会，有时能控制其他社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当然得采取行动。

文化传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供“蓝本”供人复制，另一种是通过笼统的理念来激发创造灵感。

日本人放弃火枪，中国人放弃远洋航行船只（还有机械钟、水力纺织机），都是著名的技术逆转事例，在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的社会中最容易发生。

定居生活是人类技术史的关键，因为定居生活让人可以累积不易携带的财产。

欧亚大陆（包括北非）的人口约是美洲的6倍、非洲的8倍、大洋洲的230倍。人口越多，发明家越多，相互竞争的社会也越多。光是这张表，已足以说明枪炮、钢铁在欧亚大陆上发源的主因。

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是推波助澜的主力，而不是欧亚族群的智力。

第14章 从人人平等到盗贼统治

政府和宗教是人类历史普遍模式的四组近因之一，另外三组是病菌、文字和技术。

然而，“人人平等”并不代表所有成员都有同样的威望，或人人参与决策。“人人平等”指的是：游群中并无正式领袖，谁更有魅力、力气更大、更聪明、战斗技能更强，谁就是领袖。

酋邦在7 500年前兴起后，人类开始学习面对陌生人的第一课：如何面对经常遇见的陌生人，不互相残杀？

盗贼和政治家有时只有一线之隔，这个区分主要是看贡品、税收用于统治者自身和平民的比例。

第四，统治者寻求公众支持的另一个厉害做法，就是利用意识形态或宗教给人民洗脑，让他们服从自己的统治。

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国家是围绕政治和领土的界线组织的，而不像游群、部落和原始的酋邦那样主要围绕亲属关系。

但国家和酋邦还有两个相同的潜在优势：第一，决策的权力集中，可集中调动军队和资源；第二，利用官方宗教和爱国情操使军人愿意为国捐躯。

第二种说法是大家最熟悉的，也就是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众人衡量自己的利益后，达成共识，认为国家带来的福祉超过其他较为简单的社会形态，因此自愿选择国家。这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并考察历史记录便会发现，根本没有哪个国家是在那种超然的氛围中通过众人的理性远见建立的。小的政治单元才不会自愿放弃主权与大的政治单元合并，只在被征服或受外力胁迫时才不得不如此。

食物生产至少从三方面塑造了复杂社会的特征。第一，食物生产可以季节性地为复杂社会提供劳力。

从冲突解决、决策、经济和空间等方面来考虑，大型社会的权力必须集中。权力集中有利也有弊，信息、决策和财物的分配操控在少数人之手，便容易造成偏私，这些人会为自己和自家亲属谋利——这已是今日世界大家司空见惯的事。

战争的威胁或战争是促使社会合并的主要因素。

食物生产及社会间的竞争与兼并，都是终极因，征服的各种近因（病菌、文字、技术、集权政治组织）都是从终极因发展出来的，其间的因果链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全部涉及密集的人口与定居的生活形态。

第四部分 环游世界

第15章 亚力的族人

新几内亚湿地提供了一个明白的例子：在狩猎—采集产值比较高的环境中，农业没有竞争力，居民会维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

新几内亚被人口稀少且彼此分裂的现实妨碍了其发展，另一个限制新几内亚发展的因素是地理的隔绝，外界的技术、观念因而难以输入。

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极为独特的特征，那就是这块大陆上的气候，基本上不受季节周期调控，而是受南半球的厄尔尼诺现象支配。厄尔尼诺现象不以年度为循环周期，也无规则的周期，不定时地出现长期干旱，又不定时地大雨滂沱、洪流横行，在澳大利亚是常态。

欧洲拓垦者来到澳大利亚后，屠杀了当地土著，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再将剩下的人驱赶到沙漠中，所以我们才会有澳大利亚土著是沙漠族群的印象。只有原来就生活在艰困地区的土著，才能逃过人散族灭、社群崩溃的命运。

几百人的小社群在隔绝的情况下，不可能生生不息；4 000人的社群倒可以存续1万年以上，可是由于明显的文化缺失和注定失败的发明环境，最后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单一且落后的物质文化

地理在文化与技术传播过程中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于是，几乎所有在适于欧洲人开垦的土地上的土著社会，都被消灭了。只有那些生活在对欧洲人无用土地上的土著社会，才相对完整地存续了下去。欧洲人只花了1个世纪，就将土著花了4万年创造出来的传统摧毁了。

在澳大利亚创造了社会的人，是澳大利亚土著。没错，他们创造的社会没有文字，没有生产食物的技能，也没有工业民主体制。可是，他们的社会是从澳大利亚环境的特色中生长出来的。

第16章 中国——东亚之光

中国一直维持统一国家的面貌，使我们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忘了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

语言替代的过程，涉及战争、谋杀、传染病，移民直接或间接地杀死土著，迫使残存的土著不得不采用新出现的优势语言——英语。

这里最早的农作物是在华北发现的，那是两种抗旱力强的粟米，而华南的稻米则说明，华北与华南可能各有一个驯化植物的中心。

欧洲的面积与中国相当，可是地势起伏，又无河流贯通，文化、政治上的割裂至今无法弥合。

第18章 两个半球的碰撞

先从食物生产方式谈起，食物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口数量与社会的复杂程度，因此可以说是欧洲人征服美洲这个历史结果的一个终极因。

美洲广大土地上没有出现食物生产业的唯一原因，就是缺乏可驯化的动植物资源。

两大洲在病菌方面的差异，源自家畜的差异。在人口密集的社会传播的病菌，大多数是由家畜病菌演化出来的。

为什么所有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在美洲都树立得比较晚呢？我想到了四组理由：起步迟；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有限；传播屏障；美洲人口稠密的地区或较小，或孤立，彼此并无紧密互动。

我们已经找出了三组终极因，可以说明欧洲人侵入美洲时为什么占尽了优势。第一，人类早就在欧亚大陆上生活；第二，欧亚大陆的食物生产效率高，原因在于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第三，欧亚大陆内部的地理、生态屏障没有那么难以逾越，不至于妨碍大陆内部的交流。

第19章 非洲是怎么变成黑人的非洲的？

在白人殖民者到达非洲之前，非洲的居民就不只有黑人了，地球上的六个主要种族，有五个在非洲生活，其中有三个是原本就生活在非洲的。世界上的语言，有四分之一只在非洲被使用。其他大洲都没有这么高的语言多样性。

到了公元1000年，非洲已是五个主要人类族群的家园：黑人、白人、非洲俾格米人、科伊桑人，以及亚洲人

亚非语系起源于非洲，其中只有一支散布到近东。《旧约》《新约》《古兰经》等是西方文明的道德支柱，可是那些经典的作者，说的语言却可能起源于非洲。

每位爱喝咖啡的读者都应该感谢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农民，是他们驯化了咖啡植株。本来咖啡只是埃塞俄比亚的土产，后来在阿拉伯半岛流行起来，然后风靡世界。今天咖啡甚至在距离埃塞俄比亚遥远的国度例如巴西、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重要经济作物。

可乐果含有咖啡因，西非人很早就知道咀嚼可乐果可以享受飘飘然的感觉；现在大部分人和可乐果的关系，都是通过美国的可口可乐建立的——可口可乐的原始配方中，就含有可乐果的萃取物。

若其他条件都一样，面积越大、人口越多的大洲，其中相互竞争的社会就越多，发明也越多，于是发展速度就越快。

欧洲人殖民非洲源自地理与生物地理意义上的偶然，具体地说，就是两大洲面积不同、大陆轴线方向不同、野生动植物资源不同。换言之，非洲与欧洲的历史发展不同，终极因是两大洲的族群继承的不动产不同。

收场白 人类史这门科学的未来

我会这样回答亚力：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环境。

第一组因素是环境差异，各大洲上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不同。

欧洲的分裂和中国的统一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朝廷决定搁置的不只是远洋航行：比如，14世纪时放弃发展一种精巧的水力纺织机，硬生生地从工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中国的机械钟制造一度世界领先，却在15世纪晚期之后放弃了制造，不再发展机械与技术。权力集中造成发展停摆，在现代也有类似的事例。

中国的地理条件最后让古代中国付出了代价——只要统治者一个决定，就能阻滞创新，这样的事史不绝书。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地理的障碍促成许多互相竞争的独立小国。每个小国都是一个创新中心。要是一国没有接受的创新被另一国采纳，邻国也就不得不跟进，否则就会落伍或被淘汰。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统一，又不至于妨碍技术与观念的流通。在欧洲从未出现过像中国一样，能够决定全欧洲命运的统治者。

历史科学研究的是近因与终极因的因果过程。终极因、目的、功能等观念在大部分物理学与化学研究中并无意义，但它们是了解生物系统或人类活动不可或缺的。

2017版后记 《枪炮、病菌与钢铁》视角下的富国与穷国

经济学家至少提出过12种所谓良好制度（排序不分先后）：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制度、提供教育机会的制度、强调政府效能的制度、保障契约执行的制度、打破贸易壁垒的制度、激励资本投资并提供相关机会的制度、打击腐败的制度、降低谋杀风险的制度、保持外汇兑换开放性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制度、实行法治的制度，以及畅通资本流动的制度。

换句话说，通常的观点只强调了良好制度，而混淆了近因（因变量）和终极因（自变量）。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弄清楚良好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将良好制度看作事实予以接受，认为它们可以随意地从天而降，落到某些国家，而没有落到另一些国家。为了理解良好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必须探究人类社会所建立的复杂制度的深刻历史渊源，不管这些复杂的制度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