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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历史学家宋杰的《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爱好历史军事题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地形和气候，以及训练装备、战略战术一样，都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尤其在军事与交通技术落后的前工业时代，地理环境对作战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境内的大江大河，防守方要是用好了，就是进攻方难以逾越的“天堑”：比如《三国演义》里赤壁之战中，曹操83万大军面前的长江。此外，一些地理位置重要的崇山峻岭，只要部署少数兵力，就能变成阻碍优势敌军的最好工事，有个大家熟悉的成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对它最好的形容。
所以说，中国古代历代军事思想家，对地形的应用都十分重视。比如号称“兵圣”的春秋时代兵法大家，吴国名将孙武，就在他的名著《孙子兵法》里专门有两篇，来探讨地理环境的分类，以及对于行军作战、攻守决策的影响，分别叫“地形”和“九地”。所以，在中国辽阔的疆域内，有那么一些地区，就因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变成了我国历代战争中的兵家必争之地。
到了近代，著名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更是指出，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占领它们可以满足很多需要，得到很多利益，可以称之为国土的锁钥，门锁的锁，钥匙的钥。
而在1904年，英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就撰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他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广阔的欧亚大陆，就是整个世界的枢纽地区，因为每一次推动人类历史潮流演进的变革，都发生在这里，然后向外波及。而每一个试图获得世界性霸权的政治势力，也都会试图在欧亚大陆上进行扩张。虽然麦金德的论点充满了当时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偏见，但是，这种试图分析地理空间位置如何影响社会与政治的观点，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洞悉和创新。
本书作者宋杰，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家，在这些中外经典军事与地理著作的启发下，他希望借助这个军事地理学上“枢纽地区”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历朝战争与政治变动中的地理因素影响。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来看看，作者宋杰如何定义“枢纽地区”，要成为军事地理上的枢纽地区，一个地方要具备哪些特征？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境内又有哪些地方，有资格被定义为枢纽地区，经历了哪些兴衰。而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会沿着作者宋杰的思路，结合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些经典战例，来列举几个枢纽地区，在这些军事冲突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部分
在本书一开始，作者宋杰指出，孕育中国灿烂悠久文明的东亚大陆，幅员辽阔，而从秦汉到隋唐，历代中原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基本集中于三大基本经济区，关西、关东和江南地区，也就是今天大致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南丘陵地带。前两者，以太行山山脉至黄河边的潼关为分界，而江南地区与北方，则以长江为分界。而宋元之后，随着经济中心移向东南，古代中国的疆域划分则简化为南北两大部分，以秦岭、淮河为界。
总体上说，一旦中原王朝控制力衰落，地方势力就会依托这几大传统经济区和自然的地理分界线，进行割据，军事冲突也往往在地理分界线附近展开：比如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骑马民族的冲突，就比较固定，一般会围绕长城沿线，也就是所谓的400毫米降雨线展开，沿线的陕西榆林、山西大同、河北张家口、山海关等地，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说完了农耕文明与骑马民族的冲突，我们再来看看，在华夏文明内部的分裂与统一战争中，有哪些枢纽地区。作者宋杰说了，首先，它们通常坐落在刚才提到的三大经济区之间的边缘地带。这是因为，在这里屯驻大军，既可以御敌于境外，维护自己的经济生产与民生免遭对方袭击破坏，也可以借此为跳板和前哨阵地，进攻对方。比如三国时代的孙吴，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都要定都南京。这是因为，南京既有长江天险保卫，又有所谓军事枢纽之地淮南作为前哨防线与缓冲区。但另一方面，如果以战略枢纽地为首都，反而等于把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推到军事冲突前线，比如北宋建都开封，但此处虽然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但距离辽金边界不远，一旦北方草原民族突破山西北部防线南下，则无险可守。
其次，要成为枢纽地区，还必须有可以倚仗的地理优势。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有利于展开兵力进行会战，但却不利于防御。防守一方要想阻止敌军，要么依托地形海拔，居高临下，要么依托江河阻隔。所以，豫西依靠独特的山峦地形，淮南荆襄依靠纵横的水系，就成为古代战争史上的枢纽要地。
成为枢纽地区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要临近水陆交通干线。这是因为古代交通运输技术落后，大规模军队要想调动，能够选择的路线不多，只能沿着几条有限的交通干线移动。所以，如果能够抢占这些干线上数量有限的要点，就可以卡死对手的行军和补给路线，并以逸待劳，迫使对方来攻击自己坚固的防御阵地，付出巨大代价。
作者宋杰举例说，从秦汉到隋唐，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中部。那么要想从陕西以东进入所谓的关中地区，无论走水路还是陆路，都必须经过豫西山区中的三门峡至潼关、孟津这条窄窄的路线。所以，豫西山区这一块小地方，如果被关西势力掌控，就是战国时期秦国享有的战略优势：战局不利时，固守函谷关；战局有利时，则以此为前进基地，大军水陆并进，入侵关东。反过来，如果是关东势力，比如安史之乱中的安史叛军占领了此地，那么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区则无险可守，唐王朝就只能逃至四川避难。
由于华夏文明核心区，也就是东亚大陆，它的境内山脉，丘陵河流纵横分割，冷兵器时代部队的行军路线严重受限，也很难进行远距离迂回作战。所以，比起北方民族的南下入侵，在中国古代的内部战争中，参战各方的战线比较短，进军路线也选择有限：谁能捷足先登控制这些枢纽地区，谁就能利用险要的地理位置，组织后勤，建立防线，以逸待劳，增大取胜的把握。
具体来说，如果是东西对立的形式，那么战争往往在关东地区与关西地区展开，两者之间的豫西走廊， 也就是以洛阳为中心，东至荥阳，西至潼关这一地区，就成为了兵家必争的枢纽之地。中国历史上的秦末农民战争、楚汉争霸战争、董卓之乱、隋末李唐集团的崛起，以及安史之乱，都是如此。但如果分裂格局状态是南北对峙，那么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淮河汉水流域，尤其是淮南、荆襄地带，就变成了枢纽地区，争夺的要点：比如三国时代魏与西晋的南下统一之战、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和隋的对抗，以及北宋与南唐、南宋与金元的军事冲突，都以此地为主战场。
第二部分
好，我们已经了解了枢纽地区的定义、必要条件，以及枢纽地区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就随着作者宋杰的叙述，走进刀光剑影、鼙鼓动天的中国古代战争史，通过案例，来了解枢纽地区扮演的这些重要角色。
首先，我们来看看战国时代军事地理上的最重要枢纽地区，也就是当时战国七雄中的韩国和魏国。它们的领土疆域，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南北部、陕西东部和部分河北地区。这里，被当时人称为“天下之枢”。为什么呢，首先这里是东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控制了当时中国境内几条重要的水陆干线，比如我们在上一个部分中提到的豫西地区，是连接当时关东和关西两大经济区的重要渠道。同时，如果你想在当时的战国时代，来个南北方向的远足之旅，那么魏国和韩国的疆域，也是必经之路：比如，我们从最北边的燕国，也就是河北北部到辽宁西部这一块，想去南方的楚国。那么，要走畅通的大路，就必须先经过魏国的邺城，也就是今天的邯郸，再进入韩国国境，经过它的都城，今天的河南新郑，一直往南，就抵达了湖北河南边境，楚国修筑的边境长城，也叫方城。
此外，韩魏两国的疆域，是早期华夏文明最早发展起来的农业核心区。尤其魏国，水系丰富，利于土地灌溉，粮食产量丰富，人口稠密，还能生产许多当时宝贵的战略物资，比如盐，还有铁矿和铜矿。
所以说，经济价值和战略地理价值兼备的韩国和魏国，就变成了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强国争夺的焦点，尤其是西方的秦国、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这三个超级大国：它们都很清楚，谁能获得韩魏的依附，就能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中脱颖而出，压倒对手。
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对这两个词非常熟悉：连横，合纵。连横是指，处于西方的秦国，争取与东方诸侯国结盟，一起针对自己的敌人，这样一种外交政策。而合纵则恰恰相反，是指几个战国诸侯结成联盟，共同抵抗西边的秦国，或者最东端齐国霸权的外交战略。但是，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位于中央的韩国、魏国两国的立场，最为重要。韩国和魏国由于时刻要处理非常复杂的周边外交关系，所以也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外交家，比如连横战略的发明者张仪，和同样担任秦国宰相的范雎。
作者宋杰说，因此秦齐楚三大国对韩魏两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有时对其直接开战，希望夺取这两国境内的交通要道，有时又对其进行拉拢，希望它们加入自己主导的军事政治同盟。
例如，公元前313年，秦国就联合韩魏两国，与齐国楚国宋国作战，秦魏联军在今天的豫北平原打败了齐军，俘虏齐国大将军声子。秦国和韩国的联军，又联合攻击楚国，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俘获楚国将领七十余人。第二年，秦韩魏三国联手，秦军在蓝田再次击溃楚军，韩魏两国袭击楚国后方，迫使楚国屈服撤军。
根据史书记载，这两场大战，就让楚国损失兵力超过15万。楚国著名诗人屈原，就写过一篇《九歌·国殇》，描绘蓝田之战的惨烈，缅怀牺牲的楚国将士。这首诗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战士手持锋利的长戈，身披坚固的犀甲；双方的战车交错，短兵相接，轮轴都碰在了一起；旌旗遮天蔽日，敌众如云，双方射出的飞箭如雨，战士们奋勇争先；损毁的战车双轮塌陷，被挽具缠住的马匹倒下嘶鸣，杀得天昏地暗神灵震怒，全军将士捐躯于茫茫原野。
那么，为何在最终的角逐中，秦国战胜了齐、楚，最终夺取了韩魏两国，一统天下呢？作者宋杰认为，齐楚两国在战略选择上出现了致命错误。首先他们惧怕与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劲的韩魏军队正面交战，不敢直接夺取战略枢纽地区豫西与豫北，以便阻挡秦国东进，而是努力在淮河流域扩张领土，打击弱小的宋国、卫国等诸侯国。这样做，虽然让齐楚两国疆域得到了扩展，但同时消耗了宝贵的战略资源，而且夺取来的土地，对制霸天下效用不大。其次，与秦国和韩国接壤的楚国，政治目光短浅，既没有主动出兵攻击韩国，夺取豫西通道，作为抵御秦国的屏障，也没有援助韩国，让它成为替自己抵抗秦国东进的缓冲地带。
反过来看秦国，它的大战略非常清晰：历代秦王，都认识到，要想东进中原争霸，则豫西走廊必须在自己掌控之中，不能让它成为其他六国合纵，进军攻击自己的桥头堡。著名战国时代政治家、改革家商鞅在初次面见秦孝公的时候，就直白地提出，魏国对于秦国来说，犹如心腹大患，两者不能并存，只有不断打击魏国，蚕食其领土，才能迫使魏国都城东迁，让秦国独占豫西走廊，以及晋南豫北这块枢纽之地。所以，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军首先不断攻击魏国，把黄河变成了两国之间的界河，再渡过黄河继续东进，分别与韩魏开战。最终，在公元前308年，夺取了整个豫西走廊的西段，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战略态势，为秦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完了战国时代的韩魏，我们再来看看北朝到唐代的兵家必争之地，河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县南部，这里靠近古老的黄河渡口，孟津。当时工程技术不发达，无法搭建今天的钢筋混凝土大桥，那古人怎么过黄河呢？他们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舟桥，也就是用一艘艘木船连接在一起形成的浮桥，来连接黄河两岸的交通。从地图上看，河阳，是水陆交通枢纽，关东平原的政治经济中心洛阳的东大门，还是豫东地区通往四面八方的陆路交通汇集点：从这里往西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豫西走廊，可以直入关中。往南，就是江汉平原，沿着黄河东进，就能直达黄淮平原和山东半岛，往北，就可以直达河北。
由于河阳位置重要，所以这里一共有三座城池，分别位于黄河南北岸和河道中央的沙洲，被称为河阳三城。清代有个历史地理学家，叫顾祖禹，他形容说，如果把当时的中国形容为一个人，那么河阳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腰背。大家知道，腰背是人体重心所在，摔跤的时候，如果不幸被对手抱住了这个部位，那么大概率是败局已定，河阳渡口和浮桥在古代军事地理学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后续的十六国时代，河阳和渡口的浮桥，一直是各个割据势力争夺和破坏的目标。
公元589年，隋朝灭亡南陈，统一了全国，建都长安，而作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的洛阳，就变成了隋朝的东都，也就是第二个首都。后起的唐王朝，也承袭了这一制度。由于中国经济中心自魏晋以来，逐渐南移，所以隋朝在洛阳附近，设立了洛口仓、回洛仓等大型粮仓，储存南方运来的粮食，供应洛阳和长安，以及关中，而河阳附近，也设立了大型粮仓河内仓。
河阳三城里，最先建造的是位于黄河北岸的北城，建造者就是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他当时意识到了这里的战略价值，不但修了城池保卫舟桥，还派遣了精锐的两支禁卫军，羽林和虎贲军，在这里防卫。目的呢，是为了防备来自北方的敌人，保卫自己的新首都洛阳。在北方，有敕勒、柔然等草原游牧民族，还有一些对孝文帝的迁都和改革不满的鲜卑守旧派贵族，他们都是孝文帝的心腹大患。他们一旦起兵，肯定会直至孟津渡口，从这里过黄河，然后发动骑兵冲过一马平川的豫东平原，直抵洛阳城下；或者切断浮桥，让北魏军队难以北上，形成黄河两岸的割据态势。所以，在黄河北岸造一座城池要塞，可以保卫舟桥，维护黄河交通，也利于调兵遣将，把保卫豫东平原和首都洛阳的前线，推到了黄河北岸。
公元528年，北魏孝明帝的母亲胡太后把持朝政，后来索性毒死了孝明帝。于是，大将尔朱荣以此为借口，从今天的太原起兵，进军洛阳。之所以尔朱荣起兵之后，能势如破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镇守河阳三城北城的守将，直接开城投降，尔朱荣的大军顺利渡过舟桥，直抵黄河南岸。前来镇压的北魏军队听说河阳已经沦陷，直接失去了战斗意志，望风而逃。
北魏衰微之后，分裂为东西两魏，从洛阳到河阳这一带，变成了东魏和北齐边境上的战略要地。北齐的开国皇帝，东魏的大将高欢，就下令，在黄河南岸，和河道中央的沙洲再修建两座城池，用来防御南边的南梁，和西边的西魏两个敌人。高欢的战略很明确，自己的根据地在河北，如果西魏或者南梁军队来攻击，黄河南岸的南城，和河道中央的城池，可以作逐次抵抗，为河北援军到来争取时间。如果作战不利，可以直接退往北城，切断舟桥，利用黄河天险挡住敌军北上。此后，在西魏与北齐北周，以及隋末乱世的争霸战争中，各政治集团的军事行动，也基本以夺取洛阳至河阳这个枢纽地区而展开。
到了唐代中期，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在八年的战乱中，唐军和安史叛军，始终在围绕今天的河北、河南至山西、陕西这一条陆地交通要道展开反复的拉锯战，河阳再次成为争夺的热点。
安禄山起兵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当时天下的经济、交通中枢洛阳。而从河北进军洛阳，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河北直扑河南安阳，然后向西南挺近，夺取河阳，从孟津利用舟桥渡河后抵达洛阳。这条路，是唐代河北到东都的最便捷路线。而第二条路线，是从安阳附近的滑县过黄河，先到开封，再西进洛阳。这条路线由于向东迂回了一个大圈，比较远，多出大概200里路程，但是沿途唐军的抵抗会比较弱。安禄山考虑再三，权衡利弊，选择了第二条路线，导致唐军虽然斩断了河阳舟桥，但依旧不能阻止叛军南下。
公元759年9月，安史叛军卷土重来，时任朔方节度使、坚守洛阳的唐朝名将李光弼，拒绝了手下要求他全军西撤潼关的建议，而是坚壁清野，收集物资，然后率领麾下两万人，前往河阳三城。虽然叛军史思明部随后占领了洛阳，但一来，洛阳已经是一座空城，没有给养，二来李光弼驻扎河阳，始终如同一把对准叛军后心的利刃，所以叛军不敢继续西进长安，只能掉过头来攻击河阳，苦战达2个月之久。这一场硬仗，双方可以说是斗智斗勇，比如史思明得知，河阳三城之间，通过浮桥运送物资，调动兵力，于是出动大批火攻战船，试图焚毁浮桥，让三城变成孤立据点。李光弼则命令唐军准备了几百条长杆，末端用巨型木料支撑，杆头上装着用粗布包裹的铁叉，让叛军的火攻战船无法接近浮桥。史思明见此计失败，又试图出奇兵至孟津渡口以北，切断李光弼的补给粮道，结果计划再被李光弼提前料到，最终叛军的攻击不仅未能达成目的，前来偷袭的叛军大将李日越，还因为无功而返，怕受处罚，投降了唐军。
最终，在当年11月，唐朝从西北调来的援军抵达，在三门峡附近，构筑了完备的防线，安史叛军再度进犯关中的计划彻底破产。
不过，到了唐末与五代时期，中国政治中心自长安洛阳东移，主要水陆交通干线也逐渐转移至华北平原和江淮平原，河阳三城与孟津渡口的战略地位也随之衰落，逐渐从刀光剑影的舞台上淡出。
结语
好了，到这里，这本《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地理枢纽》的主要内容，就基本为你介绍到这里。作者宋杰说，自己撰写此书的初衷，就在于探讨，“地理空间”这个人类历史活动的舞台，随着时间的迁移，究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政治与军事冲突，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提出，历史研究复杂浩繁，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四把钥匙，而历史地理，就是其中一把。在本书中，作者宋杰一共罗列了韩魏、合肥、汉中、河阳等十二个从春秋战国，到宋元时期的战略枢纽地区，对它们在军事地理学上的重要性，和围绕它们展开的战争与政治冲突进行了叙述。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些枢纽地区的战略价值和重要性，也随着古代中国疆域的扩大，政治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线的迁移而不断升降浮沉。
总体来看，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东西对峙，逐渐让位于南北对峙。曾经煊赫一时的枢纽地带，如豫西走廊和洛阳，就在唐代之后逐渐衰落，而江淮地区的重要性，则不断上升。同时，在宋元时代之后，随着火药热兵器大规模投入战争，让传统冷兵器战争中的“据险而守”，逐渐失去了意义，导致了传统意义上所谓兵家必争之地的逐渐消亡。宋元以来，大军集结在某个固定地段内，长期依托地形与城市进行攻守作战的情况已经不多见，实力较弱的一方，往往采取流动作战，避实就虚的方略来与对手周旋。
同样，火药热兵器的出现，以及明清这种发达的大一统官僚帝国的诞生，也结束了中国传统疆域内长期分裂的局面，除了元末、明末出现过短暂的农民起义与割据势力之外，中国的疆域内也没有出现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那样的长期政治分裂局面，从而让淮南、荆襄等东部枢纽地区，逐渐失去了军事上的重要性，而单纯作为交通枢纽或经济核心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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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朱步冲
转述：徐惟杰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来源：https://deda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