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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吴乐旻。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我在2023年2月出版的新书《富种起源》，副标题是“人类是怎么变富的”。
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一名经济学研究者。2007年，我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201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过书。十几年前，我偶遇“增长起源”这个研究课题，侥幸走过一段神奇的思维旅程。这本书，就是这场旅行的一本“游记”。通过它，来与读者分享我的见闻。这本书很荣幸地受到了很多学界同行的好评。比如，兰小欢老师评价这本书是“一本出自经济学者之手的《人类简史》”。国际经济史学界首屈一指的大学者莫基亚教授也多次赞扬其中的内容。
这本书之所以叫《富种起源》，是因为我借鉴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思想，来解释“人类是怎么变富的”这个问题。读完这本书，你会看到，这个问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规律，它的精彩程度不亚于任何个人的财富传奇。
我们知道，人类早在五百万年前左右，就在进化树上与大猩猩告别，直到180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以前，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在温饱线上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淌发生任何显著的进步。一个清代农民的营养水平、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很可能不仅比不上他宋代的祖先，甚至还比不上狩猎采集时代的原始人。
但就在过去两百多年里，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世界范围内的人均收入开始持续稳健地增长，今天已经达到前工业时代十倍甚至几十倍的水平。如果把整部人类历史比作一天24小时，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在其中的23小时59分钟57秒里都静如死水，却在最后的三秒钟陡然飞跃，发生跨数量级的变化。
这个转折是怎么发生的？除了某些促进工业革命的具体因素，比如大学、煤铁矿、大西洋贸易等等，有没有一些底层的、普遍的规律在支配着这种临界现象？这就是我在书中尝试解答的富种起源之谜——人类，这个物种，是怎么变富的？
对这个大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它拆成两个子问题：
第一个子问题是，1800年以前，人类为什么穷？阻碍人均收入提高的瓶颈是什么？
第二个子问题是，1800年以后，人类为什么富？那个主宰人类历史99.9999%以上时间跨度的瓶颈，究竟是如何被打破的？
在今天的解读中，我会主要为你讲解我对刚才说的第一个子问题的思考——也就是人类为什么曾长期处于贫困陷阱。这个问题不仅本身很重要，是经济史学乃至经济学中最基础的问题之一，它也是理解第二个子问题“人类怎么变富”的基础。如果增长的瓶颈都没有认对，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对瓶颈的突破。
也正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早已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研究。甚至，知识界普遍认为我们已经有了公认的答案。但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我却发现，当前学界的主流认知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与真相背道而驰的。贫困陷阱背后的原因远比学者们所笃信的，更加精巧、深刻、暗黑。
接下来，我会分成三部分来呈现我的推理。第一部分，我会介绍学界对贫困陷阱的主流认知。第二部分，我会分析为什么主流认知是错误的。第三部分，我会提出我对贫困陷阱的解释。
要说明的是，我在书中呈现的观点，并非没有争议。但我相信，它能启发你重新审视漫长的文明史——从狩猎采集，到刀耕火种；从金戈铁马，到机枪坦克；从王冠落地，到火箭上天。就像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说的，“当你发现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那些决定一个帝国兴衰的力量，能够被打印在纸上的一系列数字和符号所诠释和预见，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呢？”如果，你觉得眼前的世界因为过分熟悉而有那么一点儿无聊，或许，本书所揭示的历史法则，能让世界在你眼中重新变得陌生、新鲜而又不失合理。这就是我们这趟思维之旅最大的价值。
第一部分
好，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这场思维之旅的起点，看看对于贫困陷阱这个问题，学界的主流认知。我会用一个寓言版的经济学模型来为你讲述。
现在，请你把整个社会想象成一个小岛。岛上有10棵椰子树，一天能产出10个椰子。假设每天一个椰子就能养活一个人。人口的变化取决于人均拥有的椰子：人均椰子大于1个，人口就会逐渐增加；少于1个，人口就会下降。这个逻辑也可以简称为“富生穷死”。那么，在这种逻辑下，如果椰子树从10棵变成了20棵，虽然短期内每个人可以享用更多的椰子，好像是“变富了”，但长远来说，岛上人数也会增加到20个人，每个人每天仍然只有1个椰子吃——也就是又变穷了。这个逻辑也可以简称为“人多就穷”。
从史前社会，到工业革命前，尽管椰子岛上的椰子树已经增加了许多倍，按理说，财富总量已经大大增加，但是岛民的人均收入和平均生活水平却没有多大的变化。椰子岛上有个经济学家，叫马尔萨斯，他意识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还把我们刚才说的“富生穷死，人多就穷”这套机制，提炼了出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所以后来，这种人均收入的停滞现象，就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解释马尔萨斯陷阱的这套机制，就被称作马尔萨斯机制。
现在，我们把这个椰子岛换成现实中的经济体。在马尔萨斯看来，因为“富生穷死”机制的存在，所以技术进步、市场扩张和制度革新这些因素，虽然能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短时间内让人均收入提升，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又会回落到原来的水平。因此，技术进步、市场扩张和制度革新这些因素不会对人均收入产生长远的影响。
那么，哪些因素能改变长期人均收入呢？只有卫生条件、生育文化、暴力程度这几个因素。一个社会如果肮脏多病、节制生育、暴力横行，它的人数会减少，但是同时，活着的人，人均收入会上升；而且这样的社会需要更多的人均椰子才能支持人口的平衡。于是，不健康的社会反而会享有更高的均衡人均收入。比如，在历史上，黑死病肆虐欧洲的几个世纪里，虽然人口大量死亡，但存活下来的人因此拥有了更多的土地，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当然，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毕竟生者还要承受丧亲之痛，他们的高收入是以亲朋好友的死亡为代价的。
所以，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绝望地说：“跟这个机制——也就是富生穷死机制——比起来，所有其他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怎样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
有趣的是，马尔萨斯刚说完这个话，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后来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历史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但这丝毫不影响马尔萨斯的学术地位，因为他最核心的贡献就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解释。两百多年来，他的解释一直被奉为圭臬。
因此，当经济学家试图解释现代经济增长时，他们总是默认：马尔萨斯机制就是当初遏制增长的瓶颈，只要弄明白，工业革命期间，这个瓶颈是怎么被打破的，就足以解释富种起源。
刚巧，马尔萨斯模型有一个现成的“魔改版”，经济学家们就把它利用上了。你看，马尔萨斯当年假设出生率随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上升，但现代社会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人均收入提高后，出生率反而下降了。这就意味着，一旦人均收入高过某个门槛，马尔萨斯的假设就被打破了，出生率不会再随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上升、阻碍人均收入增长，反而是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下降——进一步助推人均收入增长。于是，理论家就围绕这个机制来构建形式化模型，结合其他促进工业革命的因素，来解释富种起源。
但是，我在研究中发现，马尔萨斯机制并不能解释马尔萨斯陷阱。当年制约人均收入增长的瓶颈，其实是另外一个机制。现有的理论因为误判了瓶颈，最多只把握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次要因素。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来重新认识富种起源。
第二部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踏上旅程的第二段路，看一看，马尔萨斯的解释，问题出在哪里呢？
让我们重新回到椰子岛。这个岛上的椰子，既是经济福利的化身，又是人口增长的来源。在现实中，它对应的是那些“生存品”，也就是能促进我们生存繁衍的商品——最典型的就是粮食了。除了这些生存品以外，现实中还有许多商品，虽然能给人带来幸福感，却不会让人口数量有明显的变化。比如食物的精致程度、钻石项链、游戏机、马戏团、衣服的花纹，等等。这部分商品，我在书里给它们起名叫“效用品”。这里的效用，指的就是个体的幸福程度。在这个寓言故事里，我用玫瑰花来指代效用品。
再补充几句。在现实世界里，很多商品到底更像椰子，还是更像玫瑰花，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做判断：同等货币价值的两样商品，哪个对人口增长的贡献大，哪个就更偏向于椰子，另一个就更偏向于玫瑰花。比如，粗粮馒头跟牛排相比，是粗粮馒头更偏向于椰子；但如果牛排跟别墅相比，显然是牛排更偏向椰子，别墅更偏向玫瑰花；但是，所有这些跟吃穿住有关的东西，要拿去跟钻石、鲜花这些观赏品比，也都是更偏向椰子的。而这些观赏品，还有游戏、音乐、美术、文学这些虚拟商品，就都属于是最典型的“玫瑰花”商品了。
好，再说回我们的椰子岛。刚才已经说了，在这个岛上，玫瑰花代表的是那些，能让人感觉幸福，却不影响人口的商品。一开始，岛上每天出产10个椰子、10朵玫瑰花，所以10个居民每人每天能消费一个椰子、一朵玫瑰花。
此时，如果玫瑰花的产量翻倍，变成一天20朵，长远来说，人均消费就会变成一个椰子、两朵玫瑰花，每个人享受到的福利也就随之提高。
那么，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情形不一样了。你看，之前我们说的是，如果技术进步、市场扩张和制度革新让椰子增产，人均福利（或者说人均收入）会有短暂的上升，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口增加，人均福利又会回落到原来的水平。这就是马尔萨斯对贫困陷阱的描绘。但是，如果岛上产生了一种能让玫瑰花增产的技术呢？它会增加人均福利，但是却不会让人口增加。那么，长远来看，它就永久地增加了人均福利！马尔萨斯机制约束不了这一类的变化。
【注：我这里使用人均福利（效用）而非第一部分中的人均收入，看似有标准不一之嫌，但是，马尔萨斯模型中之所以用收入的概念，只是因为收入是对效用的一个近似，而效用才是经济学谋求改进的终极对象。传统模型是欲用“效用”而不得。倘若定性分析允许我们对效用的增减得出清晰的结论，我们当然要优先使用效用（福利）这个概念。】
好，我们再更具体地说说，在这个椰子岛上，人均福利可以怎么变化。最开始我们就假设这个岛上每天一个椰子就能养活一个人，所以长远来说，岛上的人口数量，就等于椰子的产量，因此人均福利水平完全取决于每个人有多少玫瑰花，也就是玫瑰花与椰子的比例。我们可以把这个比例简称为“花椰比”。“花椰比”越高——也就是玫瑰花数量相比于椰子的数量越高，那么人均福利就越高。
那在我们这个椰子岛上，要整体提升岛民的“花椰比”，有哪些方式呢？主要是两种，一是让玫瑰增产——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大家多工作，多种玫瑰，升级玫瑰种植技术。还有第二种方式，是让椰子减产。为什么椰子减产能提升人均福利呢？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岛上每天一个椰子就能养活一个人，那么长远来说，岛上的人口数量，就等于椰子的产量。所以，椰子减产，就会让人口减少，那在玫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福利就会得到提高。
什么情况下椰子会减产呢？一种情况是被动减产，比如发生了天灾，椰子地被破坏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主动减产。比如，岛上的文化偏好发生变化，岛上的居民开始更喜欢玫瑰，不在意椰子，所以主动地砍去椰子树，改种玫瑰花。这样虽然会导致人口减少，但是对于幸存者来说，每个人都能拥有更多的玫瑰花了。在现实中，一个社会的文化偏好从椰子转向玫瑰，意味着生活方式从艰苦朴素转向奢侈淫逸。俗语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为了“细腰”这种效用品而放弃了生存品，是一种“玫瑰花”文化的极端表现。
到这里，我在椰子岛中引入玫瑰花，只是对马尔萨斯模型的一个小小改进，它可以解释像古罗马和宋朝这样工商业繁荣的古代社会为什么能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但是它却引出了一个难解之谜。
你看，在一个经济体中，工商业相对于农业，一般来说是更接近于玫瑰花的。从学理上说，有很多机制都可以保证，即使在古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工商业的技术进步速度，也应该比农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要快得多的。所以，真实世界的“花椰比”本应该有一种持续增长的趋势，使人均福利即使在古代社会也能持续稳健地增长，让人类早早地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但现实中，这并没有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呢？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天下的商品中，本就没有玫瑰花，当然也就无所谓花椰比的持续增长。第二种可能，玫瑰花和椰子之间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而保持着平衡的增长。椰子增加几倍，玫瑰花也增加几倍。椰子减少几分之几，玫瑰花也减少几分之几。
先考虑第一种可能性：不存在玫瑰花，也就是说，只带来愉悦却不促进生存的效用品其实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只存在生存品。这其实就是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隐含假设。
这种可能性存在吗？表面看，人类的偏好主要由基因决定，而基因的首要目标就是生存和繁衍。所以偏好与生存相一致，效用品可有可无。马尔萨斯似乎歪打正着，只是忽略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经济部门而已。
但其实，效用品很多，很重要，并且具有深刻的生物学基础。最关键的一点是，效用品即使是为了生殖利益而被消费，它满足的也是个体的生殖利益，比方说，它能帮一个个体吸引异性。一个小伙子，有越多的玫瑰、钻石，展现越高的才艺、审美，自然就越能吸引女孩的青睐。
但是，效用品虽然符合个体的生殖利益，却不符合群体的生殖利益。什么意思呢？因为每一朵“玫瑰花”，都要耗费本来可以生产椰子的资源。一个小伙子家里堆成山的玫瑰花和更多更好的配偶，代价可能是其他五个小伙子找不着对象、没地方种椰子、吃不饱饭、生不了娃。换句话说，玫瑰花其实是把本来可以用来支撑更多人口的资源，转移到了个体之间的争奇斗艳上。这一点和椰子、面包、御寒的棉衣这样的生存品是不一样的。生存品既满足个体利益，又支持着整个族群的生存和繁衍。
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以族群的生殖利益来衡量，玫瑰花是一种囚徒困境，人人都内卷在性选择的竞争之中。但如果以幸存者的福利来衡量，玫瑰花又是一个带着“祝福”的诅咒。如果群体和个体之间不存在生殖利益矛盾，那么人类就不会有玫瑰花这样的效用品。因为我们压根不会进化出欣赏它们的器官和欲望，没有音乐、美术、科学、文学，生活的意义只剩下蚁群般的集体“生存”。可以说，这世上我们所眷恋的一切，所称为文明的所有，都拜生殖斗争所赐。生殖斗争，才是经济福利的生物学基础。
总之，我想表达的关键点是，只要人类不是工蚁，存在群体和个体之间生殖利益上的矛盾，玫瑰花就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经济部门。甚至，我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度量了这个部门的大小，发现即使在一个典型的马尔萨斯经济里，经济中也有90%的生产活动可以划入玫瑰花，而不是椰子的类别。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玫瑰花部门。
福尔摩斯有句名言：“当你排除了一切不可能，剩下的，无论多么匪夷所思，也必定是真相。”给定马尔萨斯陷阱存在，第一种可能性，玫瑰花不存在，已经被排除了，那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玫瑰花和椰子之间因为某种原因保持着平衡的增长。椰子增加几倍，玫瑰花也增加几倍。椰子减少几分之几，玫瑰花也减少几分之几。所以古代社会的人均福利才会始终没有明显变化——也就是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在书里，我把这种现象简称为“平衡增长”。显然，只有解释了这个平衡增长，才算解释了马尔萨斯陷阱。
什么原因导致了平衡增长呢？马尔萨斯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学术文献中也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更谈不上找出背后的原因。但这个原因必定存在，而且非常强大，又极端隐蔽。不强大的话，就压不住玫瑰花部门天然的增长优势。不隐蔽的话，那这个原因早就被发现了。一种既强大又隐蔽的机制，会是什么呢？穿梭上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跨越所有种族与文明，两个部门的增长时快时慢，却像被一条看不见的橡皮筋连在一起，在长期中保持着同步的加速和减速。这条橡皮筋是什么呢？
第三部分
当年，我刚刚接触马尔萨斯理论不久，就意识到了上面说的平衡增长之谜。我为了解开这个谜，尝试了许许多多种方法，也嚼碎了很多经济学文献。经过将近三年的尝试和失败，我终于在偶然中顿悟到了一个能够解释“平衡增长之谜”的视角，那就是：“淘汰奢侈，传播贫穷”的达尔文机制。
现在你可能对这个说法有点困惑，没关系，一会儿我们会详细解释。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视角，此前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被专门提出过，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原创的理论视角。但它并不是一个臆想出的空中楼阁，在书里，我也详细展示了它的理论推导过程，计算机仿真结果，实证证据、历史案例和科学方法论的依据。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第六章里读到它们。在今天的听书解读里，为了用最短的时间，完整讲述这个观点的逻辑，我们还是先回到那个种满椰子和玫瑰花的岛上，借这个简化的思维模型来说明。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地区的均衡人均福利取决于它的花椰比。花椰比越高，人均福利就越高。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人们在地区间移民，会发生什么呢？人往高处走。人类总是倾向于从人均福利低的地区向人均福利高的地区移动。既然人均福利取决于花椰比，这就意味着，移民倾向于从花椰比低的地区，向花椰比高的地区移动；或者说，倾向于从椰子相对较多的地区，向玫瑰花相对较多的地区移动。移民是有定向性的。
在持续的定向移民中，玫瑰花地区会不断接受移民，就像一个漏斗一样，不断地吸收周围的盈余人口，而在其内部，死亡率大于出生率，依靠吸收移民来维持人口平衡和扩张，吸收，吞噬，吸收，吞噬，直到两个地区间不存在产出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为止。这个人口漏斗的移民模式，既是理论推导的结果，也有实证数据的支持。
比如，在书里，我列出了16到19世纪欧洲的城乡移民数据作为例证。在1500年到1800年间，欧洲城市每年的人口死亡率要比出生率高出千分之三，按理说，它的人口应该是负增长的。但事实是，当时的城市人口，却以正千分之三的速度稳步增长——也就是人口在扩张，而这靠的就是周围农村每年相当于城市人口千分之六左右的持续移民。可见，在前工业时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城市就扮演了人口漏斗的角色。
我这里虽然因为数据的局限，只能拿城乡移民来举例子，但椰子地区向玫瑰花地区的移民要比城乡移民广阔得多。在广袤的大地上，村庄与村庄之间，气候区与气候区之间，内陆沿海之间，大洲的两端之间，从几十公里到上万公里的尺度，这样的移民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
这对经济形态的演化意味着什么呢？
古代社会缺乏书籍，没有互联网，移民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主要方式。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从椰子地区到玫瑰花地区的移民过程，或者说，从椰子地区到玫瑰花地区的移民过程， 就让椰子地区的制度、技术和文化更容易被传播、扩散开来。而相反，玫瑰花地区的那些制度、技术或文化，就不太容易传播开来。
而进一步地，我们会发现，这也是一个“思想竞择”的过程。淘汰与玫瑰花相关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与椰子有关的技术与文化，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淘汰奢侈与富裕，传播俭朴与贫穷。
想到这一点时，我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解答“平衡增长之谜”的关键。因为，当我们聚焦每一个地区内部时，我们会发现，由于玫瑰花相对侧重于个体的生殖利益，大家会竞赛一样地争先恐后去制造它、升级它，它的技术进步率会天然地快于椰子（我在书中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三节提供了详细论证）。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定向移民，会让椰子导向的制度、技术和文化，更多地扩散开来。这两股力量，一股会提升人均福利，一股会拉低人均福利。那么，从古代社会的全局来看，这两股力量之间，能不能恰好抵消呢？
我通过数学建模和计算机模拟发现，情况果真如此。一丁点的移民就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力量，牢牢地压制住玫瑰花天然的增长优势，使玫瑰花与椰子在全局上恰好保持平衡增长，维持人均收入的普遍低下，让人类社会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
好，到这里，我们可以从那个种满椰子和玫瑰花的岛上，回到现实世界了。前面说了，在书里，我把玫瑰花称作效用品——效用指的就是个体的幸福程度。我把椰子称作生存品——准确地说，是促进族群生存的产品。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一项技术、文化或制度能不能站稳脚跟并传播开来，不仅取决于它本身先进与否、魅力几何，也取决于它到底是生存品导向还是效用品导向的。无孔不入的移民，还有作为极端移民形式的战争，会带来技术、文化和制度的更替。这种更替，会让生存主义文明得以扩张；同时，也会让效用主义文明萎缩。比如农业革命后，农耕部落对狩猎采集部落的代替；比如战国七雄中秦国的胜出；比如从海上民族到迈锡尼，从匈人 到哥特到罗马，从蒙古到女真到辽到宋的文明食物链，这些案例的本质并不是落后战胜了先进，而是俭朴淘汰奢靡，勇武淘汰纤弱，生存品文明淘汰效用品文明。而且，这些表层的政权更迭还只是冰山一角，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潜移默化、难以察觉的短距离移民，它们其实是推动生存品文明淘汰效用品文明的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它们在广袤的大地上、无数的场景里，日日夜夜都在发生。这整个逻辑，概括来说，就是我在这部分一开始提到的“淘汰奢侈，传播贫穷”的达尔文机制。
也正因为这个逻辑的存在，所以，即使在每一个地区内部，效用品技术的增长都天然地快于生存品技术的增长，但是生存品技术在传播上的优势，却能够抵消它们在增长上的劣势，以至于从长期看，在世界范围内，生存品技术和效用品技术几乎就是平衡增长的。与之相呼应，在文化上，即使每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越来越偏向于效用品的天然倾向，但是在文化上相对倾向于生存品的民族更具有繁衍的优势。他们通过移民和战争不断淘汰骄奢淫逸的近邻，以至于从长期看，整个世界范围内，人类对效用品的偏好仍然是比较节制的。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古代人均收入较高的社会就是独高的秀木，而吹倒秀木的狂风正是移民与战争。使人口扩张的技术文化特别容易传播开来；使人口萎缩的技术文化往往局限一角，逐渐湮没无闻。最后，我们能观察到古代社会中那些最受重视的技术，往往都倾向于促进生存品的生产和消费——这个很好理解。同时，那些延绵持久的古代主流文化，很多都含有刺激人口增长的目的。比如，古代的祭祀文化。我们乍一想的话，把资源投入祭祀，就意味着家庭口粮减少。看起来是一种浪费生存资源的文化，但仔细研究会发现，它本质上也是为了族群人口的增长。长辈相信自己死后，仍能享用子孙的香火，这就增强了他们的生育动机；而且他们不怕子孙跳票，因为受祭祀文化影响的子孙也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祭祀来让过世的祖先保佑自己。在文化与文化的竞择中，这种能够刺激生育的祭祀文化流传了下来，而还有一些一味装神弄鬼、耗费了资源却不能刺激生育的祭祀文化渐渐湮没无闻，最终形成了汉民族以祖先崇拜为核心要义的传统祭祀文化。
再有，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朝堂之上常有“本末之争”：是更重视农业这个本还是更重视商业这个末。舍本逐末，往往是被批判的一方。在我们很多现代人眼里，古人的这种本末观好像缺乏理性：因为鼓励商业发展，才能推动人均福利的提高；而人均福利，难道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吗？
不过，听完我前面的讲述，到这里，你可能也意识到了：古人并不傻，他们甘愿舍弃商业之末，是因为他们追求的首先是族群的生存和繁衍。在激烈的族群竞择中，生存品导向的经济政策能更有效地抵御外族的侵略。古代社会的长期贫困陷阱不仅仅是因为族群竞择淘汰了效用品导向的文明，更重要也更直接的原因，是各个文明面对激烈的族群竞择，主动抑制了效用品，宁可忍受贫苦的生活，也要顽强地生存下去。或者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就是宁可民穷，也要国强。这是在当时的环境中，一种无奈，却必要的生存策略。这与自然界的适者生存是同一个道理。基因如此，思想也是。思想就包括技术、文化和制度。当整个世界都被生存品的技术和文化所主导时，人类的生活水平距离温饱线当然不会太远。
结语
好，我们的思维之旅，就先进行到这里。在今天一开始，我就讲到，“人类怎么变富？”这个大问题里，其实包含了两个子问题：
第一个子问题是，1800年以前，人类为什么穷？阻碍人均收入提高的瓶颈是什么？
第二个子问题是，1800年以后，人类为什么富？那个主宰人类历史99.9999%以上时间跨度的瓶颈，究竟是如何被打破的？
今天的听书解读中，我重点为你讲解了我对第一个问题——增长瓶颈，或者说贫困陷阱——的思考。我认为，遏制人均收入提高的瓶颈，并不是“富生穷死，人多就穷”的马尔萨斯机制，而是“淘汰奢侈，传播贫穷”的达尔文机制。
这个答案，是理解“人类怎么变富”的基础。如果增长的瓶颈都没有认对，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对瓶颈的突破。但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展开书中后面对现代增长起源的解释。只能在这里简单介绍几句。我之所以要接着写现代增长，是因为今天的知识界错把马尔萨斯机制当做增长的瓶颈，所以他们的解释都围绕着怎样突破这个可有可无的次要瓶颈。而真正的增长瓶颈——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达尔文机制”——究竟是怎么被突破的，既没有人意识到过，也没有被解释过。这本书剩下的1/3篇幅，也就是第三部分“鱼跃”，正是要挑战这个新的难题：“达尔文机制”这个封印到底是怎么打开的？它这个“淘汰奢侈，传播贫穷”的逻辑，为什么失效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知道，人类后来怎么突破了增长的瓶颈，有了今天的繁荣。
在书里，突破“达尔文机制”的关键因素，我一共找到了4个，这里简要说一说：一是贸易代替移民，二是知识媒介的改变——书籍代替言传身教，三是效用品大爆炸，四是制度竞择中的竞择逆转。其中，制度竞择的重要程度最高，按照这个理论，过去五百年间人类文明史的主线，是从过去的“竞穷”转向后来的“竞富”，从一个族群越穷越有生存优势转向越富越有生存优势，而且这种转折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的，部分受到自然规律的主导。因为与马尔萨斯陷阱的达尔文解释相吻合，这个机制很可能是人类突破增长瓶颈的关键。如果你有时间，欢迎你进入这本书中，继续我们的旅程。
我今天的讲解是非常简略的，或许不能让你完全信服，毕竟这是要推翻“马尔萨斯机制”这样一个，有着两百多年生命、成千上万学者靠它安身立命的经典理论。《富种起源》这本书最精彩的也不是个别惊人的结论，而是结论背后的推理和论证。只有读了这些论证，我们才能体会，无论多么匪夷所思的命题，也是科学上的“不得不如此”，所谓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富种起源》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就像钱颖一老师在这本书的推荐语中提到的：当年，达尔文是受到马尔萨斯启发，发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机制，并写出了《物种起源》，而如今这本书，是运用达尔文式的竞择机制，修正了马尔萨斯的错误，最终回答了马尔萨斯提出的问题。大自然，以简洁的规则幻化出万象；学者的使命就是看破纷繁世相背后的法则。这些法则殊途同归，又往往表现出深刻的同构。从这段学术传奇里也可见一斑。我为这本书，起名为《富种起源》，既扣合主题，也向我心目中的英雄——达尔文致敬。
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很高兴能跟你分享我的研究发现；也很期待，你能跟我分享你的看法，或者说说你的不同见解。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撰稿：吴乐旻
转述：徐惟杰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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