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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历史作家张明扬的《弃长安》。
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兴盛到衰败的转折点。这场由河北藩镇发动，持续八年的战乱，终结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沉重打击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和权威，随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时代，逐渐走向衰落。
关于“安史之乱”这个主题，得到App已经制作了不少内容来给大家介绍分析，比如我们听书栏目曾经解读过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罗振宇老师也在启发俱乐部里分析过安史之乱的起因。
但是这本《弃长安》，书名所指的，是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公元756年农历六月，唐朝军队，于灵宝之战败于安史叛军，导致长安失陷这短短十几天的时间。而核心内容，就是这样一个大变局的前因后果，以唐玄宗、太子李亨、宰相杨国忠、叛军领袖安禄山、唐军主帅哥舒翰等历史人物的命运为着眼点，讲述唐王朝为何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前提下，犯了这样一个决策错误，使安史叛军绝地逢生，又把战争延续了七年。
我个人非常推荐这本书的原因，不仅在于作者张明扬写得非常生动，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能够对一个个主人公的挣扎和抉择产生共情，更是因为它把长安沦陷的第一事故责任人，——唐玄宗决策背后的心理活动和政治考量分析得非常精细，从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长期掌握帝国核心权力几十年的政治家，是如何被短期利益所吸引，而忽视了它可能带来的巨大灾难。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我们来看看，李隆基为什么在形势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作出了直接导致长安失陷的决策。接下来，我再结合本书为你详细讲述，长安的沦陷，是如何导致了唐王朝的权力更替。这种权力更替的背后，体现了唐代政治体制中哪些致命的缺陷和隐患。
第一部分
首先，让我们回到天宝十五载，也就是公元756年的春天，唐王朝疆域的北方，已经被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打着奉唐玄宗密诏诛杀奸臣杨国忠的旗号，从河北起兵，一路西进，势如破竹，第三十三天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威胁到了首都长安的东大门：潼关。
不过，潼关优越的地理位置，挽救了唐王朝危在旦夕的命运。从地图上看，在陕西省境内，从北方奔流而来的黄河在这里遭遇了绵延的秦岭，河道转而向东。而位于长安以东大约一百四十公里的潼关，就是黄河与秦岭相遇之处，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进入关中平原的必经之路。如同秦岭挡住了咆哮的黄河一样，潼关也挡住了从河北蜂拥而来、势如破竹的安史叛军。
此时，镇守潼关的守将，是哥舒翰，这位出身突厥的中唐猛将，曾经为了捍卫大唐的西部边陲，在与吐蕃的连年征战中立下赫赫战功。他的头上，是一连串荣耀的头衔：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西平郡王。不过此时，他却因为中风而偏瘫，只能强撑病体，在一线指挥。
哥舒翰虽然此时身染重病，但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内心清楚，自己手下这支队伍，虽然总数二十万，但却是由残兵败将和新兵仓促拼凑起来的队伍，面对凶悍的安史叛军，野战毫无胜算，所以他一到任，就坚守潼关不出，坐等战局变化。
此时，局势对举起反旗的安禄山来说，已经从起兵之初的势如破竹，变得危若累卵。哥舒翰在潼关坚守不出，叛军无法西进一步。同时，来自西北的唐王朝劲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指挥的朔方军，已经攻进山西，从西面威胁叛军的老巢范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756年二月到五月，朔方军在今天河北境内和安史叛军进行了三次会战，大获全胜。上一年年底，洛阳沦陷后，在安禄山后方，担任平原、常山两个郡太守的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就宣布起兵反抗，河北各郡纷纷响应，切断了叛军从范阳至洛阳的运输补给线。从756年的二月开始，在河南，一个小小的县令张巡，率领仓促拼凑的两三千士兵，守住了雍丘，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市的杞县，有力地阻止了安史叛军南下，使其不能切断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大运河，占领富饶的东南各省。
在这种形势下，安禄山能控制的，不过是一条支离破碎的狭长地带，从河北范阳绵延到河南、陕西交界。而唐王朝，似乎已经如同熬过寒冬的参天大树，重现生机。摆在安禄山面前的，似乎只剩下举旗投降与彻底崩溃两条出路。
然而，形势在一夜之间逆转。这是因为唐玄宗，这位已经年过七十、在位四十多年的老皇帝，迫不及待地要转守为攻，收复洛阳。
从玄宗的角度看，反攻的理由非常充足。
首先，安禄山起兵反叛以来，势如破竹，唐玄宗急需一场军事上酣畅淋漓的大胜，来鼓舞全国百姓和官员，挽回自己遭受严重打击的政治威望。虽然此时唐军已经在河北连战连胜，但肯定不如收复洛阳听起来振奋人心。
其次，是现实经济上的考虑。当时，长安周边的关中平原，经过历朝历代的过度开发，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植被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即使在丰收之年也很难满足首都长安和周边人口的需求。到了隋朝和唐朝，稍有天灾，整个长安的皇室和文武百官，就得暂时跑到洛阳去吃饭。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方便来自东南地区的粮食送到洛阳，保障首都乃至关中地区的供给。
只要洛阳这个南北粮食运输的枢纽，还在叛军手里，就等于首都长安的营养输液管，被叛军卡住。此时，漕运被切断，江南送来的粮食等物资，只能转道秦岭运输，成本和时间大大增加。所以，早日收复洛阳，让大运河重新开工，也是玄宗极为关注的问题。
第三，是安禄山的造反，让玄宗对所有领军大将的忠心都开始产生怀疑。在此之前，潼关前线唐军的两位主帅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因为监军宦官边令诚的谗言，而被玄宗亲自下令处斩，理由是不战而退，丧师失地，完全不顾仓促聚集的唐军，野战完全不是久经沙场的安史叛军对手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此刻的哥舒翰，又以手中二十万大军全是败军和新兵为理由，拒绝主动出击，这无疑又拨动了玄宗那根敏感的神经。
第四个让李隆基急于命哥舒翰出兵潼关的理由，则更微妙。因为宰相杨国忠收到了密报，说哥舒翰手下的大将，骑兵统帅王思礼曾经进言说，局势之所以坏成这样，就是因为杨国忠专权乱政、贪污腐化，我们干脆发动兵变把他杀了算了！
这时，一条前方来的情报，给坐立不安的杨国忠打了一剂强心针：根据前方唐军探子的消息，由于安禄山四面受敌，兵力捉襟见肘，导致潼关到洛阳之间，叛军的兵力只有崔乾佑麾下的四千多老弱残兵。杨国忠如同一个溺水的人，不顾一切地抓住了这根稻草，根本不想去核实它的真实性。在杨国忠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迅速敦促哥舒翰出兵潼关，收复洛阳，然后大局一定，就迅速说服玄宗，解除哥舒翰的兵权，拔掉这只老虎的爪牙，如此一来，自己的宰相位置，应该就可以稳如泰山了。
杨国忠这个自私而轻浮的想法，不幸和唐玄宗内心的意愿，一拍即合。
所以，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唐玄宗开始不断派出信使前往潼关，催促哥舒翰赶紧出战，收复洛阳。对于这种违反兵家常识的决定，在前线与安禄山叛军交战的各路唐军将领，从郭子仪，到李光弼，都对玄宗上书，苦苦劝谏，但毫无效果。
终于，在六月四日，哥舒翰无法抵抗玄宗的严令，被迫率兵出关。四天之后，唐军在灵宝附近的西原和叛军崔乾佑部展开决战。狡猾的崔乾佑之所以把战场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地势险峻，南北分别是险峻的高山和湍急的黄河，中间是一条长达七十里的狭窄山道，兵力占优势的唐军无法正面展开，只能以一字长蛇的纵队进入山道。叛军的第一条战线故意以老弱残兵为主，稍作抵抗后就纷纷撤退，引诱唐军一窝蜂进入山谷追击，结果遭遇了两面山上埋伏的叛军弓矢和滚木礌石的攻击，死伤惨重，挤作一团。叛军射出的火箭还点燃了预先埋伏在谷地中的大量柴草，挡住了唐军前进的视野。此时，崔乾佑手下精锐的少数民族同罗骑兵也投入了战斗，从侧后向唐军发动冲击。于是，这支组建不久，以新兵为主的唐军迅速分崩离析，撤退变成了溃败，二十万大军，最终逃回潼关的不过八千人，哥舒翰被哗变的部下劫持，送往洛阳，成为阶下囚。
在平时，每天傍晚，潼关的烽火台就会点燃烽火，从潼关到长安沿途的各烽火台见到这个信号，也会纷纷点火通报平安，宛如一条稀疏的星河，表示潼关依旧在唐军掌握之中，长安城里的百姓可以安然入眠。然而，六月初九这一天，唐玄宗登高远眺，从傍晚直到深夜，始终没有看到来自潼关的平安火。这个恐怖的异象，让玄宗的意识被恐惧和寒意占据，他终于明白，最为担忧的灾祸，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第二天，已经变成惊弓之鸟的唐玄宗，召见了宰相杨国忠。善于揣摩上意的杨国忠立即提出了“幸蜀之策”，建议玄宗前往地势崎岖险峻，又是自己经营多年地盘的四川躲避，这个提议得到了玄宗的迅速同意。十一日，杨国忠在朝堂之上，正式通报了潼关失守的噩耗，文武百官一片哗然。担任监察御史的著名诗人高适挺身而出，建议死守长安，将皇宫中的库房打开，以钱财招募百姓中的忠义敢死勇士，并发给盔甲武器，编成军队守城。但大家已经被近在咫尺，逐渐逼近的安史叛军吓破了胆，无人对此表示支持。
随后，唐玄宗先是召集百官，假惺惺地表示准备御驾亲征，但实际上不过是为自己准备放弃长安前往四川避难而放的烟雾弹。接下来，他密令禁军将领陈玄礼整顿禁军，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还挑选了良马九百匹，作为沿途替换的坐骑。
于是，在六月十三，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唐玄宗一行就隐秘而匆忙地离开了长安，大批宗室贵戚和朝廷重臣，都还被蒙在鼓里：早朝的钟鼓依然鸣响，卫兵也仪仗俨然，直到兴庆宫大门开启，内侍宫女蜂拥而出四散奔逃，文武百官才知道皇帝已经离开了长安。骚乱很快扩大，变成了蔓延到整个首都的纵火与抢劫。
由于事出突然，出了长安，沿途没有任何地方官吏迎接收留仓促出逃的皇帝。在当时人撰写的民间野史中，看着身边和自己一样流离失所的百姓，唐玄宗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一位叫郭从谨的民间老人，借着向逃难的玄宗进献食物的机会，大胆地向皇帝进言说：安禄山包藏祸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陛下就是熟视无睹，还杀掉那些揭发他谋反的忠臣。当年贤臣宋璟当宰相的时候，情况可不是这个样子，大臣们都能直言进谏，天下也因此太平。这一番忠言，听得唐玄宗是追悔莫及。
此时，在唐玄宗一行身后，长安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六月十九日，安禄山部将孙孝哲领兵进入长安。残暴的孙孝哲按照安禄山的命令，一边纵容兵将大肆劫掠，一边对未能离开而滞留在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以及平时与安禄山有怨的朝廷重臣，进行了血腥的杀戮。
这场浩劫，平等地降临在每个大唐子民的头上。根据作者推断，诗圣杜甫也在此刻不幸成为叛军的俘虏，被看管在长安。这期间，这位诗人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第二年春天，仍困留长安的他又写了《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第二部分
仓皇离开都城逃难的玄宗，完全没有想到，他失去的不仅仅是长安，还有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向隐忍而孝顺的太子李亨。
政变与骨肉相残，是唐代中前期宫廷政治的主旋律。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唐代中前期，皇帝与皇子的关系，核心关键词就是骨肉相残。唐高祖李渊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权力交接，就是通过一场血腥的玄武门政变。随后，唐太宗又废掉了太子李承乾。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时代，又有两名太子，李弘和李贤死于非命。随后，以优柔寡断著称的唐中宗李显，也处死了发动政变的太子李重俊。
而唐玄宗李隆基本人，早年也是在刀光剑影的宫廷政变中起家的：公元710年6月，二十六岁的李隆基，就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剪除了韦皇后势力，拥立自己的父亲相王李旦登基，为唐睿宗，自己则成为太子。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李锦绣认为，从此父子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睿宗联合妹妹太平公主试图打压李隆基，而李隆基则反戈一击，再次发动政变，迫使太平公主自杀，唐睿宗宣布退位禅让。这一段腥风血雨、父子相残的岁月，对玄宗的心态与政策影响极大。在整个执政期间，玄宗对内，严防太子与各位皇子；对外，则严格监视重臣和统兵大将，尤其防止皇子们模仿自己，与文武大臣交往勾连，坚决要把皇子夺权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在玄宗严重的猜疑和铁腕之下，骨肉相残的悲剧达到了顶峰。开元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37年，唐玄宗主导了一幕“一日杀三子”的人伦惨剧，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位皇子在一日之内被玄宗下令赐死，最终生母早死，性格柔弱，毫无政治资源的李亨被立为太子。
尽管李亨在太子这个位置上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年事已高的玄宗，对儿子的猜忌却有增无减。在玄宗的默许和支持下，工于心计的宰相李林甫，接连对太子李亨发动打击，意图彻底阻止李亨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史称“天宝三大案”。在三案中，牵连的文武重臣很多，比如李亨的内兄，御史中丞韦坚和玄宗看重的名将——陇右、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两人被李林甫扣上了和太子合谋造反的罪名，先后被赐死；后来，官至陇右等四镇节度使的名将王忠嗣，则因为同样的诬告而被贬官。为了自证清白，太子李亨甚至不得不几次和自己心爱的妃嫔离婚，以求父亲的宽恕。
如果安禄山不谋反，李亨将继续在太子的位置上，挨过一天是一天，期待能够平安熬到接班的时刻。然而，局势的突变，给了李亨一个扭转自己命运的机会。
在安禄山刚刚举兵的时候，玄宗曾经想御驾亲征，让太子监国，也就是留在长安，承担起留守京城，代替自己处理紧急军国大事的责任。然而宰相杨国忠不干了，因为在迫害太子的“天宝三大案”里，自己是李林甫忠心耿耿的马前卒，太子一旦掌握实权，很可能意味着自己的末日。于是，杨国忠使出了杀手锏，请族妹杨贵妃出马，让玄宗打消了这一念头。这个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李亨下定决心，通过非常手段，来夺取父亲手中的权力。
六月十四日，是玄宗仓皇出逃长安的第二天，这一行饥肠辘辘的逃亡队伍，到达了马嵬驿，也就是今天咸阳市兴平县附近。在随行的几千名禁军将士中，饥饿和不满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于是，在陈玄礼的带领下，禁军将士发动了哗变，杀死了杨国忠，并逼迫唐玄宗下令，赐杨玉环自尽，这就是马嵬驿兵变。次日清晨，正当唐玄宗准备起身上路时，禁军再次骚动，声称四川是杨国忠势力范围，不肯前往；随后，一批当地父老百姓又出现在道路两旁，请求玄宗不要继续西行。心力交瘁的玄宗，此时作出了一个让他日后追悔莫及的决定，派出太子李亨前去安抚。
根据史料记载，李亨本来在劝告百姓散去后，准备回马追赶玄宗，但此时，他的两个儿子和心腹宦官李辅国却把他拦住，并提出，如果和玄宗一起前往四川，就等于拱手把整个中原让给了叛军，人心离散，如今的上策就该集结西北各路唐军，从河北召回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收回长安，到时再从四川迎接玄宗回銮，才是真正的尽忠尽孝。对于这一番高论，李亨表示接受，自此与玄宗一行分道扬镳，前往宁夏灵武。七月十二日，四十六岁，已经当了十八年太子的李亨，在灵武称帝，改元至德，尊远在四川的玄宗为太上皇。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近一个月前的马嵬驿兵变，直到此刻，才宣告结束。
尽管后世史书中，相关记载不多，但作者张明扬分析说，在这场长安沦陷后的高层政变中，太子李亨的幕后主导，是有迹可循的。比如，陈玄礼在发动兵变诛杀杨国忠之前，就与李亨联络密切。虽然《资治通鉴》特意强调，李亨此时的态度是游移不定，但很可能这是作者司马光在为李亨辩护，欲盖弥彰。
前面说过，在李林甫迫害李亨的历次专案中，杨国忠都积极参与，随后，杨国忠又搅黄了李亨出任监国的动议，又逼迫哥舒翰冒险出兵，导致长安失守，李亨被迫随父皇仓皇出逃。对于李亨来说，这是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再想想，自己已经被父皇无情压制了十八年，如果此时果断发动政变，既可以铲除宿敌杨国忠，更可以搬掉唐玄宗，这块通向皇帝宝座路上最大的石头。
同时，这场政变，可能还得到了玄宗身边最信任的宦官高力士的暗中支持，他对于杨国忠的专权早有不满。作者张明扬研究史料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禁军哗变，诛杀杨国忠的时候，高力士的表现非常镇定，似乎对发生的一切早有预料，后来出面安抚禁军，代表玄宗谈判的也是他，很可能这一切都是李亨、陈玄礼和高力士事先安排的剧本。
所以说，兵变之后，太子李亨和父亲的分道扬镳，是势在必行，很可能那些出来挽留玄宗的当地父老百姓，也是李亨预先安排的。张明扬在书中说，这个行动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民意为幌子，既可以实现自己另立山头的野心，也可以彰显出自己的被动无奈，避免父子公开决裂。
此后，时光飞逝，在漫长而血腥的拉锯战中，安史叛军节节败退。公元757年12月，李隆基终于从四川回到了阔别的长安。他顶着太上皇的空名，在儿子的严密监视下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五年。对于这位失意的老皇帝，长安的民众，似乎是同情多于谴责。唐代人留下的笔记《明皇杂录》中，曾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回到长安后，垂垂老矣的李隆基，为了缅怀旧日时光和杨贵妃，乘坐步辇，去华清池游览散心。沿途百姓得到消息，纷纷出迎，回想起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不免痛哭流涕。随后，又有一个名叫谢阿蛮的舞女，说自己年轻时曾经入宫为玄宗表演过，还向李隆基展示了一个金子打造的臂环，说这就是当年贵妃赏赐给自己的。李隆基睹物思人，忍不住号啕痛哭，侍奉在左右的侍从宫人，也只能默默垂泪。
结语
好了，这本《弃长安》的核心内容，到这里就基本为你讲述完了。在本书中，作者张明扬围绕公元756年长安的沦陷，浓墨重彩地为我们描绘了整个安史之乱中，大大小小的历史人物在灾难和混乱中遭遇的命运和作出的抉择。
处于这个悲剧旋涡中央的，无疑是唐玄宗李隆基。从表面上看，长安的沦陷，直接是他催促哥舒翰出兵潼关、收复洛阳的决策失误所导致。在我们“得到”App的“李翔商业内参”里，也从今天的管理决策角度复盘过这个问题，说唐玄宗如同一个大企业CEO，在这个位置上很多年了，但已经思维僵化，很久没有去过一线，还不肯给一线的部门负责人放权，结果导致了灾难。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由于信息和决策时间有限，作为当事人的李隆基，肯定不能像我们这些开启了上帝视角的事后观察者一样，能够轻松地在各种抉择中辨别出最优决策。
在唐玄宗看来，收复洛阳无疑带有紧迫的政治和经济双重考量，既能迅速挽回自己的政治威望，也能解决都城长安的物资供应紧张。所以，这场军事冒险，无疑是一项带有极大诱惑力，看似最优的短期决策选择。在决策过程中，人很容易被短期目标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所吸引，却低估了它带来的风险，即使是在位四十多年，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李隆基，最终也没有逃脱这个思维定式的误导。
长安的丢失，不仅意味着本来已经处于下风的安史叛军绝处逢生，获得了与大唐继续分庭抗礼的宝贵资源和时间，也意味着唐王朝中枢权力结构的震荡，玄宗在位年间积累的种种矛盾，包括与太子李亨之间的权力争夺，朝野上下对于杨国忠集团专权的不满，以及朝廷与各节度使军镇之间的分歧，如同一个压制了多年的火药桶，在唐玄宗离开长安的一刻爆发。长安虽然在沦陷后不到两年就被收复，但藩镇割据、中央衰微的局面已经奠定。
比起唐玄宗父子，经历这段乱世大变局的大诗人杜甫更为不幸，他最终也没有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长安。770年冬天，59岁的杜甫病逝在前往岳阳的旅途中。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杜甫曾写过组诗《秋兴八首》，其中对长安的思念溢于笔端：“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安，在当时人心中，是唐王朝繁荣与安定的代表符号，而它在这次大变乱之后，则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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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朱步冲
讲述：徐惟杰
来源：https://deda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