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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 原文笔记

#原文笔记

未来的世界秩序是由中国加入这个秩序的过程所塑造的,中国的成长与转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

超越地缘政治既是中国发展的切身体会,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向。未来,世界各国应该携手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退回到地缘博弈的格子里去。

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一个民族的新的理论思维就是这个民族青年一代的理论思维

导言 十字路口的大国与历史热

本书认为,它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

由于本书所要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本书的叙述,无法在任何单一学科的话语当中完成,必须在地理、历史、哲学、思想、经济、财政、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下,才能对中国这数千年的复杂历史、百年来的成败兴衰,以及这一切与世界的关系,给出统一连贯的解释框架。

绪论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历史哲学并不是对流逝时间与悠长过往的再现,也不是对宫廷权谋抑或匹夫暴起的钩沉,而是要提供一种精神的秩序,为过往赋予意义,为当下确定坐标,为未来勾勒方向。

道统所言说者,乃天命之普遍性,不承天命者无资格君临天下;法统所言说者,乃天命之特殊性,主张天命正在吾帝吾朝。法统通过道统获得精神自觉,道统通过法统获得现实的呈现,二者相互对抗又相互依赖,彼此缠绕绵亘不断,演化为中国历史的基因,孕育着中华民族的信仰。

历史是在真正的意义上由成功者与失败者共同铸造的。成功者缔造其特殊性的一面,使得具体的秩序得以成立;失败者铸成其普遍性的一面,使得秩序获得其赖以维系的精神价值。

就古代中国历史而言,长城以北武功煊赫的草原帝国,拥有横跨欧亚大陆的普遍视野,但因其文治的孱弱,难以获得清晰的文化表达;长城以南文治粲然的中原帝国,主张精神的普遍性,却因定居的生活方式而迷失在狭隘的特殊视野当中。中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草原获得展开,草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中原获得自觉

对自身作为一个体系的理解,对自身与世界之相互关系的理解,是中国的自我意识得以充实与成熟的前提。

在东亚,只有中国才天然地追求成为一个普遍帝国,其他国家则是要努力将自己区别于帝国,通过从帝国吸收的精神资源,反过来构建属于自己的独立主体性。这形成了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在精神现象学历程上的本质区别。

咨诸中国历史,会发现其经历过三轮半大循环:第一轮,是商周的封建社会的大循环;第二轮,是由汉至唐的豪族社会的大循环;第三轮,是由宋至晚清的古代平民社会的大循环;进行中的第四轮,是由晚清开启的现代平民社会的大循环,它还在循环进程中,仍未完结,所以其面向未来是开放的,有着多种可能性。

法家诸国的基本生存法则是,汲取他者资源以滋养自身;天下一统之后,再无他者可供汲取,秦廷只能以黎民作为汲取对象,君主遂沦为对抗于天下的特殊存在。故而汉代通过整合秦之制、楚之勇、齐之文,综合儒法,霸王道杂之,而超越了秦,达成一普遍帝国。

普遍理想的外化,不再呈现为现实的政治秩序,而呈现为个体的道德抉择;到了这一刻,在前三轮大循环中,普遍理想因为现实化-建制化而不断遭遇异化的命运,才获得最终突破。

中国的规模太大,大到成为国际秩序当中的自变量,无论是强是弱,其存在本身都可以某种方式定义国际秩序,从而中国无法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获得可欲的国际环境。

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包含着巨大内在张力的“普世民族主义”,它必须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才能撑起一个古老帝国进行现代转型所必需的精神容量。于是共产主义成为中国达致“普世民族主义”的必要精神介质。

多元主义是一种隐蔽的特殊主义,它是小国在接纳普遍主义时,为防止自身被大国在精神上吞噬而披的一件外衣;但中国的体量使得它事实上无法作为因变量获得理解。

欠缺对于传统的接续,自我身份会陷入一种模糊状态;欠缺普世民族主义的格局,则无法理解自己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体量,从而无法理解世界与自己;欠缺现代法权观念,则无法兑现每个个体的尊严与价值。

草原与海洋,都天然以当时技术条件下的全世界作为其活动空间;中原则通过对这两条线的分别参与及互构,而突破定居的固化视野,获得其世界性。

中国历史的精神现象学运动呈现出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就现实的社会层面而言,微观的行为主体,其单位越来越向个体方向收敛:古代的行为主体是诸侯公卿,中世的行为主体是州郡豪族,中世之后的行为主体则是乡里宗族,近代以来的行为主体进一步收敛到核心家庭乃至个体。另一个趋向是,就超越性的精神层面而言,其气质越来越朝理性化的方向进展:汉儒重神秘主义的谶纬,宋明儒学重近于理性主义的理学,清儒重近于实证主义的朴学和经世实学,到了近代则重自然与社会科学。

整部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性的运动史,其中的高尚与卑下,皆是人性的呈现而已。奇妙的是,人性的高尚,带来的结果不必然是善;人性的卑下,带来的结果不必然是恶。这部人性的运动史,其方向是锁定的,即自由的普遍实现。自由的普遍实现,不在于理念价值意义上,而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的普遍实现上。

人性当中的激情,是历史演化的根本动力。激情里面包含着欲望,也包含着信仰,欲望与信仰有着相互生成又相互冲撞的复杂关系。

这里对自生秩序的理解可以被简化为经济与社会,对集权秩序的理解可以被简化为政府。

普遍性的信仰会不断努力扩展其传播范围,但合作规模的扩展却不是无限度的,或者说政治体的规模不能无限度扩展。因为,伴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其组织协调的成本会上升,组织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在边际收益递减为零处,便是政治体的边界,它于此达成一种内部均衡。

同时出现的多种思想,哪一种会成为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则与现实的条件相关。主要的约束条件是,现实政治社会当中的组织结构与财政结构。这两种结构是制度赖以运转的基本前提,它们会在相当程度上带来对于思想的选择性;至少,与它们的运作逻辑截然相悖的思想,是不会被接受为官方主流思想的。

不同的社会结构下,社会抵抗政府的能力会有差异,政府进行财政汲取的能力以及所能动员的暴力资源也会有差异。比如,豪族社会相较于平民社会,抵抗政府的能力更强,而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更弱

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建立了中央银行,从贵金属本位货币转为信用货币,货币的发行权才纳入到政府手中,这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上篇 作为“中国”的世界

第一章 地理与历史

所以,真实的中国历史,不应理解为作为一元实体的儒家文明不断扩张从而成就今天的疆域与人口的历史,而是应该理解为东亚大陆的体系史。

整个体系的演化,在每一次大循环的时间结构中,最终都会向内部均衡,也就是普遍帝国的方向收敛,但是过程多有曲折。而均衡又会因为小冰期、小暖期交替的气候变化,或者技术、经济等的变迁而被打破。

不同的地理结构与气候条件,会决定何种实体经济是最有效率的,从而决定了不同的税基形式及征收成本;不同的地理结构也决定了政府控制社会的成本会大有差异,比如政府控制山区社会或海洋社会的成本就远远高于平原社会,这决定了政府与社会的博弈能力,以及财政征收能力。

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时,儒家伦理的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

欧洲之所以在罗马时代之后形成列国割据状态并维续至现代,就在于欧洲的地理破碎性,使得拥有一统意图的潜在霸主调集全欧资源的成本非常之高,难以对区域反抗者形成压倒性优势,最终无法建立大一统。

以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为依托的轴心文明,基于特定地理而形成的中原地区人口与财富的超大规模性,是中国一系列历史独特性的两大根本前提。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其运转,它是帝国首领的工具,首领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所以它也是帝国的工具。但毕竟官僚体系由具体的人来运作,人皆有自利的欲望,官僚们的自利便会损害官僚体系的公共性。

其结果就是,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而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在小规模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但是一旦群体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则它不再是熟人社会,只能靠规则来治理

答案很可能非常简单:草原游牧帝国的出现,除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如马具等技术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正是中原统一成了庞大的农耕帝国。

汉、唐对于匈奴和突厥的克服,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武力征服的,而是终于等到后者出现继承危机以致发生内部分裂,趁机分化、利用而实现的。

普遍帝国的秩序建构,需要激情与理性的共同作用。单纯的激情只会带来破坏,单纯的理性则无行动能力。故而激情可提供运作的动力,理性则将激情整合为秩序,引导其方向。

二元帝国中,统治者同时兼有两个身份,通过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治草原地区,这里主导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通过皇帝的身份以官僚帝国方式统治中原地区,这里主导整个帝国的财政秩序。中原之富与草原之雄结合在一起,并因对最高统治者的共同效忠而联结在一起。

只要统治者能够控制中原财富,便能控制草原骑兵,而只要其能控制草原骑兵,便能控制中原,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过去对于清代人口猛增的解释是美洲作物的引入,但是据侯杨方教授的研究,在乾隆朝开始积极推动美洲作物之前,人口已经发生激增,大清官员正是因此才被迫开始推广美洲作物,直到20世纪初期,美洲作物也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插图]那么,人口的激增在这里最可能的解释便是和平红利了

这种现象与中亚的地理独特性相关。欧亚大陆上大规模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集中于东西两端,[插图]中亚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都以散落绿洲的形式存在。绿洲地区的农业,不可能形成足够规模的物质财富积累,这恰恰构成了中亚无法形成稳定的大帝国的一个根本秘密。

地理构成了历史逻辑的一个根本约束条件,它就像一条河道,并不会规定历史长河该如何翻腾巨浪,但是作为约束条件规定了历史长河大的流动方向。

可以说,大山就是中亚的灵魂。

中亚的破碎性带来两个效果:一方面,使得中亚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孕育地;另一方面,就其定居地区而言,它无力保护自己,总是需要外部力量的某种进入,以在当地形成秩序。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

在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

诸文明在这里各施解数自由竞争,由于中亚无法被强大的轴心文明地区持续地直接统治,因此诸文明在这里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政治性的压力,充分释放出各种可能性,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

中亚正是以其无,成其有。中亚虽然不产生轴心文明,但它构成了轴心文明的诺亚方舟,轴心文明的力量在这里真正地获得释放与壮大,并在轴心文明的母邦因帝国的衰朽而陷于颓靡之际,反哺其母邦,为人类的文明重新带来活力。

雪域高原号称地球的“第三极”,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结构,限制了其政治的发展成熟度,在古代形成了中国疆域内独一无二的以宗教为基本统合逻辑的秩序,并因此而对蒙古草原世界形成极深刻的影响。

雪域高原的地理特征导致,其生态很严酷,地理被分割得极为破碎,交通困难,无法形成大规模的人口聚集繁衍,治理成本奇高无比,这使得雪域地区长期处于一种政治低成熟度状态。

雪域高原上高昂的交通与治理成本,使得大规模共同体极难建立起来,多头并存之贵族制与多神萨满之苯教的共生关系,便成为高原的基本秩序。

雪域高原因此成为古代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它成了教权有机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起来的唯一的地方。

宗教秩序作为最低成本的组织模式,一跃成为雪域低成熟度政治的基本表达形式,形成在小群体规模上政教合一的结构。

赞米亚地区最流行的信仰结构便是万物有灵式的萨满教。

在帝国统治技艺当中,君主与平民结盟,以对抗、压制作为社会中间机制的豪族和官僚,又与豪族-官僚结盟,来压制平民的过度反抗,最终形成君主-豪族(或官僚)、平民之间的力量均衡,君主居间进行全局性的操控,这种统治技艺在土著地区被小规模地复制出来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黑格尔曾经如此对比海洋与陆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

拥有政治意识者,便拥有规范性的力量,成为秩序的主导者;没有政治意识者,便只能拥有偶然性的力量,成为秩序的从属者

第二章 第一轮历史大循环:封建社会

自生秩序来源于社会、经济贸易过程,来源于人们个体性的、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过程;集权秩序来源于朝廷自上而下对帝国进行的总体控制。这两种秩序的均衡,落实为某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制度安排。在均衡中,如果其均衡点过多向集权秩序的方向偏移,则社会会丧失活力;如果过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则帝国就会分裂解体。这两种均衡都是不稳定的,最终的制度安排势必是逐渐磨合出的恰当的均衡点,才会形成稳定的秩序。

小循环的运动过程主要是涉及国体及治理方案的调整;大循环则是由于普遍理想遭遇真正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导致担纲者阶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定于一尊的神,必须超越于诸多部落之上,才能获得普遍的自愿认同。这种超越需要一个抽象过程,于是神逐渐被抽象为超越性的“天”,对部落神的祭祀逐渐过渡为对“天”的祭祀。

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插图],构成西周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

文字在早期垄断于祭司集团及有资格参与祭祀活动的高级贵族的小圈子里,这是超越于小群体的大规模社会得以出现的根本前提,文字转化为非宗教性的社会应用是更晚的事情。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在古风流行的封建社会中,唯国人君子有资格、有义务参加战争,野人则无资格参战。君子参战的目的不是杀伤对方,而是恢复礼的秩序。

但是何谓传统?传统就是经久延续的行为规则,由各种力量博弈均衡出来,而人们会将其上升为一种伦理认同,认同其中承载着神意与天命,传统就此超越了单纯的物质意涵而获得精神意涵。

宋襄公的执着,是贵族战争伦理在这个时代的绝唱,“礼”的遗失,意味着封建制即将被人弃如敝屣。

最高峰,同时也孕育着自我终结,分封制向蛮夷的扩展,意味着以周天子为金字塔顶的拟亲缘宗法制开始变得虚空,分封制的伦理基础被抽离而去。

铁器与牛耕的出现,是春秋时期的重要技术进步,到了战国时期开始普遍应用。

战争逻辑也发生变化,战争目的从恢复礼的秩序转换成了杀伤乃至消灭对方。一旦如此,则战争过程的核心便是人员和资源的动员,各国进入比拼资源动员效率的阶段。中原土地广阔平坦人口众多,适合大规模作战,战争逻辑的转换,意味着战争的规模将加速度地呈几何级数上升,大一统成为未来中国不可逆转的方向,新的均衡只有在这个约束条件之下才能形成。

古典史学从来不是简单的记录史事,其根本用意在于对史事的评论,通过这种评论而勾勒出一种意义框架,将具体的史事安顿在一种整体的正当秩序当中,将思想通过历史表达出来。所以,其中的核心是史观,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是对于正统的叙述

第三章 第二轮历史大循环:豪族社会

非张楚不能灭秦,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其间都有楚作为中介。

如果说秦始皇的皇权乃是在消灭王国废止分封之上建立的,刘邦的皇权则是在复活分封保证各国王权之上建立的。”[插图]清静无为故而是最优选择。

比较法家、道家、儒家三种思想体系可知,法家虽精于治理,利于君王之统御,但欠缺超越性关怀,难以作为凝聚人心的基础;道家虽有超越性关怀,却既无外化为制度的方案,也无师承传统,难以做体系性延续。唯有儒家,其在周代首先是作为巫史存在的,关注天意人心,可作为普遍性认同的基础;巫史主导并记录表达天地秩序的礼仪,礼仪做好了,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样一种神秘而又重要的能力的传承,便有着一种秘传心法式的体系,有着一套师生与经典的传授系统。

儒家尚德性,凝聚着理想;法家赏功能,规训着欲望,儒法二途通过士大夫政治而融合起来。

皇帝用非制度化的机构来对抗制度化的机构,以便绕开官僚体系伸展君主的个人意志,这与地方上用刺史制衡郡守的内外相维之策是同一逻辑。

东汉中期之后,刺史发展为州牧,逐渐变成了郡守的上级,小大相制的制度,却演化为更大的地方分立力量;随着黄巾乱起,天下终走上了割据的道路,普遍帝国裂解。

秦二世元年,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弑父自立,建立起强大的匈奴帝国。东亚大陆上农耕帝国与草原帝国的对抗历史就此拉开序幕,其中贯穿的历史逻辑,规定了此后约两千年的中国历史。

草原秩序与中原秩序深刻的互构关系。没有中原的统一,就不会有草原的崛起;而草原崛起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遂给中原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这种财政压力在汉武帝时期导致了社会的豪族化转型,在宋代导致了王安石变法,在明代导致了朝廷对于社会的压制及至张居正变法甚至民变。

刘秀的统治基础是这些豪族,所以建立政权后并未脱离豪族的大本营以定都关中,而是定都在了洛阳,这种选择符合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结构。

因为豪族-士族知道,一方面,征战所需的财政费用会对豪族本身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对外征战并不简单地是一场战争,它同时意味着国家内部一系列治理结构的调整以适合战争需要,这会导致皇权变得强大。所以,他们都不会支持帝国的外向型取向。

乱世是比拼个人能力而非比拼家世的时代。

庶族天然地是集权秩序的拥护者,士族则是反集权的力量。

对中央集权来说,实物财政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不可货币化,皇权意志转化为政策过程的效率就比较差,因此集权秩序无法压制世家大族的反集权力量,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非集权的方向继续大幅偏移。

苻坚超越胡汉的意图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政治步骤走错了。在打造起一君万民的统一帝国之前,便先放弃了氐族共同体,甚至欲保留关东的鲜卑军事贵族,作为自己对抗关中氐族军事贵族的依凭,却又未能建起独立于共同体之外直属君主的军队。结果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体仍然很强大,君主能控制的军队却涣散了。帝国的统一遂陷于危险当中,淝水一败竟致国家解体,苻坚只能抱恨而终。

东晋一朝的格局是,高等士族与皇权共天下,次等士族与流民共军力,这意味着帝国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在人事意义上并不重合。

草原-中原关系,发展为秩序的生成线,其载体是起自长城沿线的北朝;中原-海洋关系,则发展成为秩序的传播线,其载体是南朝。南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

“兼容中原-草原”便不仅仅是基于军事的财政需求,更是基于普遍秩序之建构的内在精神需求了:唯有中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精神内核,唯有草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担纲者。

[[8.1.230121 为什么会建立宦官?]]

两种(甚至更多的)精神主体性,在统一帝国内部共存,这样一种现象从大辽开始、在元清两代获得完整呈现,其必须有超越于诸种精神要素之上的信念,以为帝国的统一精神要素;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一种寻找新的正统性叙事,构建统一的、具有超越性面向的历史记忆,以作为凝聚帝国之精神要素的运动。

文明的进展,意味着武勇的消退;城郭的建设,则是游牧帝国的一个大忌,因为这样一来,游牧帝国赖以形成令人生畏的战斗力的高度机动性,将被无法移动的城郭所绑定,游牧者兵民一体、生产-生活-战争密切结合的组织特征也将分化掉,游牧帝国人口不足的劣势便立时呈现出来,遇到危险时难以自保。这些都使得回鹘汗国在840年遭遇黠戛斯人的攻击时几无还手之力,迅即亡国。

集权政治所需的政治成熟度远大于分权的贵族制,其财政需求也远高于贵族制,反过来也就意味着,集权政治的脆弱度在其初期同样也远大于贵族制;除非有稳定且较大规模的财政支撑,否则集权政治的努力不可能成功。

吐蕃亡于内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亡于其财政脆弱性

[[8.1.230121 安史之乱意外地促成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所谓技术进步,不仅仅是指该技术是否已经出现,还包括该技术在给定的要素价格下是否具有经济性的问题。

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代税赋制度的主要基础。相对于实物财政而言,货币财政使得皇权的意志转化为政治行为的效率大幅提高,这为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方向偏移提供了可能性。

冯道所开启的印刷经典的工作,在此之后转化为一种社会性的商业活动,知识传播成本大幅下降,这才有了宋代科举的大发展。平民社会的官僚体系,终于可以从平民当中拔擢人才来充实。至此,从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基本完成,中国的历史发展从第二轮大循环进入到第三轮大循环的周期。

第四章 第三轮历史大循环:古代平民社会

在帝国的扩张期,帝国内部各种特殊群体都会分享到帝国带来的红利,分配不均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扩张而获得消化,帝国的共同利益感会超过特殊群体的认同需求,从而上升为帝国的共同命运感,带来认同;但是一旦帝国扩张结束,分配不均的问题只能通过帝国内部的自我调整来解决,各特殊群体(可能会有信仰群体、种族群体、地域群体、阶级群体等各种特殊群体)的认同需求便会开始超过帝国的共同命运感,以便在再分配的过程中为本群体争得更大的份额,帝国则在此“上下交征利”的狂欢中逐渐走向解体。

对主体族群来说,其特殊认同的强化,却并不意味着对于其旧有认同理念的简单回归,因为普遍帝国的历史已经成为该群体的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其特殊认同的强化,往往意味着自我反思,意味着一种自我超越的过程。

士君子通过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夫,而达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目的,天下于是德化。中国的精神世界也从神秘主义过渡到理性主义。

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于此有个巨大区别:前者的观念系统内部,诸观念之间不是彼此推导的严格逻辑关系,两点之间即便有先后关系却未必有因果关系;而对后者来说,只要初始的观念是给定的,则后面的观念差不多是可以逻辑推导出来,从而具有很强的确定性。

新旧两党又共享着理性的勃发这样一个时代精神,区别只在于,理性是用在事功道术层面,着重于治理技术的设计,即工具理性;抑或用在义理人心层面,着重于理学对心性的开发,即价值理性。

从这个角度看,被割走的幽云十六州,一方面是大宋的心头之痛,另一方面也是其安全保护伞的必要骨架。

由于东亚大陆的草原-中原互构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地理结构,决定了作为整体的中国,其首都天然只会落在三个城市:长安、洛阳、北京。在朝廷防备豪族时,则定都长安(如西汉、隋、唐);在朝廷依赖豪族时,则定都洛阳(如东汉、魏、晋);在平民社会,则定都北京。其余诸古都,皆(广义的)偏安朝廷之所在。

这种姿态,使得金朝重蹈了类似唐玄宗的覆辙,丧失了理解草原的能力,最终为蒙古帝国所灭。

西域在与中原隔离发展的时候,双方都在蓄力,未来的重逢之日,西域将以极为深刻的方式逼问出东亚普遍帝国的政治性。

虔信主义在其起点上,是弱者反抗强者的重要精神武器,物理上的弱者,因其虔信而相信神站在自己一边,有了坚定的信心,反倒成为心理上的强者。

公元1000年之后到大清、俄国入主之前的中亚历史,我们可以非常粗糙地说,就是推崇神秘主义苏菲的游牧突厥人与推崇理性主义教义或者虔信主义教义的定居突厥人,作为共生体而共同推动演进的历史。

蒙古帝国建立起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贸易秩序,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几种要素被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空前的东西方大交通大融合的局面。

修前朝史,并不是个草原传统,而是个极为重要的儒家传统,新朝力图以此来说清楚本朝如何继承了前朝的天命,从而让帝国的法统获得清晰表达。

就杨维桢的进路而言,基本上只能覆盖在中原的族群身上,[插图]但这种进路更有精神韧性;就脱脱的进路而言,则打开了一种普遍性秩序的言说与建构空间,但这种进路易令帝国再次落入如大唐帝国一般的抽象化后果,以致最终无人愿意为帝国负责。

有明一代,宦官为祸之烈,史上罕见,这并非是因为皇帝无权力,而恰恰是因为皇帝有权力,宦官的权力只不过是戴着面纱的皇权而已;皇帝一怒,则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也随时会被抛弃。反过来看,若非明代的官僚体系如此强大,以至对作为个人的皇帝形成强大的制约作用,皇帝对宦官的需要也不会如此之深。

白银价格上涨,百姓的税赋便加重;铜钱价格下跌,百姓的生活便困窘,双重负担的叠加使得百姓生活陷入极度困苦。这些问题,再叠合上小冰期,内忧外患同时到来,终于让大明朝崩溃掉了。

每一次朝代崩溃,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土地兼并,而是在于人地压力。

心学后学中,得其上者能“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犹得不失人格;得其下者则堕入各种结党营私、彼此攻讦,最终天崩地坼之际作鸟兽散。

帝国的政治性的二阶意义:其低阶意义是,它是个纯粹的政治性存在,只负责对普遍性的秩序安排给出担保,而不承担伦理价值;其高阶意义是,它是对于诸种文明秩序的普遍超越,承担了“诸文明的和平共存”这样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价值。

倘无其他宗教在精神层面与儒家文明产生实质性冲突,则帝国无法形成政治与伦理的分离,从而其低水准的治理难以获得突破;倘无外部经济要素的注入,则内卷化的经济也无法获得突破;倘无现代法权的引入,则个体主义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帝国将永远处在一种漂浮在半空的状态,无法与个体的精神产生真正的关联。

大清在1640年代入关,自带东北与内蒙古,1660年代扫除南明政权,1680年代攻克郑氏台湾,1690年代击败准噶尔汗国收服外蒙古,1720年代再次击败准噶尔汗国收服青藏,1750年代最终灭亡准噶尔汗国,收服新疆。

藏传佛教的信徒一般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寺庙,牧民可以移动,但寺庙无法移动,于是蒙古游牧民的游牧半径便被寺庙固定下来,从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定居化;没有了高度机动性,则其对定居帝国的冲击力就大幅下降,大清以此避免当年大金被成吉思汗击溃的历史重演,所以康熙曾说“一座庙胜十万兵”。

大清皇帝的身份在这里有了二阶属性,一阶是面对中原的身份,一阶是超越于所有各种身份之上的帝国一统性之象征。儒学因此也获得了二阶属性,一阶是作为中原的文化内核与日常伦理实践的基本规范,这一阶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化性的;一阶是作为整个帝国的精神统一性之象征,这一阶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性的。

下篇 内在于世界的“中国”

第五章 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帝国余晖

中国的极度复杂性,使得这个转型过程必定是极为复杂而艰难的。中国一方面需要整合内部各种异质性的部分,形成一种民族主义的方案,以对西方的压力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应对;一方面又需要对异质性本身给以恰当的安顿,以免民族主义反倒引起内部的分离;另一方面还必须超越民族主义,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以及中国历史留给它的普世主义精神冲动,使其无法通过民族主义,而只有通过普世主义才能恰当地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但普世主义本身无法带来本国的动员,要实现动员又必须是民族主义才行。这一系列困境,使得中国必须找到一种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普世民族主义”,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精神容量与政略前提,完成现代转型。

中国经济内卷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以至于劳动力成本降到极低,极大地压制了消费能力,百姓多半处于糊口经济状态。

过剩人口,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则是相对有利的

整个过程中,鸦片的流入不是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世界白银供给的骤然减少导致中国白银流入的急剧减少,才是根本原因。

帝国因此走入一种困境,倘若不引入新知识,可能会亡国;倘若引入新知识,则可能会亡政。而一旦亡政,散沙状的社会将欠缺自我组织能力,则帝国失去了凝聚核,也有可能会亡国。

普遍帝国要突破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唯有从“伦理-官僚世界”进入到“政治世界”,将帝国的自我身份与伦理剥离开,实现政教分离,否则必定无解

进入“政治世界”,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自我认同基础应该是,政治只处理与世俗相关的事务;道德抉择的问题具有属神性,应该将其交给个人来决断,国家承认每一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

大清转型的外部约束条件便是英国所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它在经济上表现为全球性的贸易与金融体系,在法权意义上表现为国际法体系,在安全意义上表现为大英帝国海军治下的海洋和平。

近代世界秩序的兴起,其最初的动力来源是欧洲推动的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

如果将大陆法系的立法主导之法律过程称为“对法律的发明”的话,普通法系下司法主导之法律过程可以称为“对法律的发现”。

因此可以说,英国法律跟着商人到来,军队又跟着法律到来,大英帝国就是以这种方式无规划地、追随着国民遍及世界的冒险活动而逐渐成长起来的。

普通法意味着其政治始终是诸多具体的个别利益的聚合过程,而不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想的外化过程;大陆法系的政治逻辑则刚好相反。

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治理对象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地区或此地的人,它的治理对象是一套普遍行为规则。

内亚秩序不再是东亚大陆秩序的创生性力量,海洋-中原关系将成为东亚大陆上新的秩序生成线,而内亚方向将在这一新的历程中成为被规训的力量。

从主要依靠来自土地的税收,开始转向主要依靠来自流通环节的税收。一旦出现这样一种转型,则帝国重农轻商的态度便不得不逐渐做出调整,否则难以获得足够的税收,这也使得近代性的政治和法律转型成为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事情。

帝国海关为中介,基于多年的远洋贸易和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西方金融市场,与东亚大陆帝国的国运被联系了起来。

草原族群对安全秩序的主导与中原族群对财政秩序的主导,是整个帝国内在均衡的核心部分。

中亚西部注定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中亚东部则注定是属于中华帝国的

大清国内实际在进行尝试的改革逐渐可以看到三种路径,分别是李鸿章为代表的实用派,张之洞和翁同龢等人为代表的稳健派以及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

权术并非政治,倘不能寻找到一种新的理想,以其作为国家的精神凝聚要素,任何基于权术的自强努力都只能归于失败。

实用派、稳健派、激进派,这三个政治派别,将“中国”理念递次抽象化,其在引领中国朝向现代政治、摆脱传统建制化的束缚方面走得越来越远。

中国旧史四病,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又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第六章 进行中的第四轮历史大循环:现代平民社会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以微观经济学当中的个体为单位来讨论经济问题,从个体直接过渡到全球经贸体系,中间没有国家环节的过渡。

现代复杂治理必须有一种对于人类现实秩序的抽象,但基于经济的单向度抽象只能帮我们理解和处理特定领域的问题,这是远远不够的。其对“人”的尊严、对社会的健康都会带来伤害,并最终反噬由此建立起来的秩序本身。

真正的战争,不是基于对给定普遍秩序的维护,而是要将这种普遍秩序的“伪普遍性”击破,将战争转化为一个民族对于自身命运的勇敢决断,对于人类的世界历史命运的主动担当。

所谓内部革命,就是指通过革命而实现对于传统的差序社会格局的突破,实现普遍均质人民的自我塑造,从而从君权神授的政治走向人民主权的政治。

对于民族长远利益的理解,就意味着对于世界大势的理解。这不是精神封闭的狭隘民族主义所能够做到的,相反,这种狭隘是以拒绝对世界的理解为前提,它必将在最深的意义上损害民族的长远利益。

因为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获得救赎,德奥两国便不得不成了新的道德祭坛上的祭品。

打破囚徒困境的效率更高的方式还是第三方执行人机制的出现,通常这就是一个超越于各博弈国之上的一个霸主国。

辛亥革命只影响到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五四运动才将精神自觉灌注到一般市民阶层当中,寻找现代中国的精神历程由此展开。

帝国是要为世界定规矩,而非被世界所规矩的,所以我们常能看到俄罗斯外交行为中高度的自我中心性——它只以自己的利益判断为基础,而不会过多地顾虑他人的观感;它不会屈服于强者,但也不会怜悯弱者;它行事强硬,又往往出人意表。倘若按照一种僵化的方式去理解俄罗斯,必会陷入困惑。

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两种不同战略选择:前者渴望着尽可能多的土地,将此定义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贸易是从属于土地的;后者则追求着更大的贸易机会,并努力通过对于海洋航道的控制以及对贸易规则的输出来获取利益,土地是从属于贸易的。

日本的任何秩序想象都是处在某种普遍性秩序的精神压制当中,无论此种秩序是如早期的来自中国还是如后期的来自西方。

过去日本之所以尊奉儒家,是因为这是当时所知的文明的唯一标准,日本实际上是在尊奉文明,结果就不得不仰视中国;现在西方提供了一个似乎更高的文明标准,日本便发现了克服中国精神压制的机会,即,如果自己能比中国更快更好地学习西方,进到更高的文明之域,则即便自己并未放弃儒家,也无需再仰视中国,而可以平视甚至俯视它。

在民族主义的时代日本不可能有机会征服中国;但倘无西方带来的民族主义,日本也不会迅猛崛起;而在民族主义时代,日本又受到西方的精神压制,欲克服之,便又必须征服中国大陆。

一种复杂的精神史就此呈现出来,日本的普遍主义理念——亚洲主义,在中国激活了民族主义;日本借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在中国激活了超越民族主义的普遍主义——共产主义。

民族主义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动员机制,这种机制又会被表达为政治叙事,具体的内容则是与其所欲应对的外部环境相关。

而革命后的中国,谁能找到办法解决财政问题,谁就能掌握政治主导权。因此,英国的选边站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一定会被北洋系所收割。

倘若不能完成普遍性的动员,则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其结果很可能是外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甚至局部的解决反倒加剧国家整体的撕裂性,并引发更大的问题;而对于内在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要实现整体性的动员,则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主义”来对社会进行全新的解释与动员,赋予全新的意义,才能生成内在于中国历史的运动。

列宁的理论思考以全球为单位,大开大阖,大陆国家从未有过如此视野,故而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远东展开的谋划,也呈现出大空间大格局的战略想象力。

对他者的理解,决定了自我的视野

如果不转向民族主义,帝国难以形成内部动员以应对外部压力;如果转向民族主义,则动员过程会反噬自身,将帝国解体。中国的近代转型就是在这个困境中艰难前行。

史观本身并非可实证的,它是一种精神建构的结果;通过史观而完成对于史料的整合,以重建共同体的心理边界,打造认同。

民族主义完全不具备足够大的精神容量来支撑那种普世帝国的潜意识,也同样无法支撑起一个超大体量的国家所需的外交格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种指向普世帝国秩序的观念体系——共产主义,对这个民族形成了特殊的吸引力。

现代转型当中的中国,同时面临着三重任务:第一,要实现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便应对日益险恶的国际安全环境;第二,要实现对于汉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统合整个中华民族;第三,要实现对于中华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恰当安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任何秩序得以成立,都离不开暴力对其的底层支撑;但暴力本身是纯工具性的,它无法内生出目标,是政治叙事为其赋予目标,并以此构成暴力行为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

政治的意义就在于识别出谁是具体的敌人,从而能够有效地确立自己这个共同体的心理边界,打造认同;在共同体内部,基于宪法展开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秩序。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之间的所谓差异,都被阶级差异给消解掉了,它将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从而实现了对于汉民族主义的超越,上升为中华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就此借助共产主义所打开的超级想象力,同时完成了对于所有矛盾的克服,超越于一切差异之上,从而表达出了自身。

苏联的共产主义“帝国”,以普遍阶级为理解政治秩序的基础;美国的清教-自由主义帝国,以个体的普遍权利为理解政治秩序的基础。它们构成了两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秩序想象,或者说两种现代帝国。

从历史哲学意义上来说,中国因此成为连接大陆与海洋,联通全球大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也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成其为“中”国。

中国基于其意识形态,仍然有着大陆帝国的精神冲动,愿意承担起本国之外的国际责任;但它在另一个大陆帝国的压力下,也意识到了自己与海洋帝国的共同利益,于是打开了与海洋帝国的合作空间。

在传统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一旦把民众动员起来,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就一定会天下大乱。

咨诸历史,自由也从来不是简单地被给予,它只能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一个艰困的环境中,才能获得其真正的坚韧,而不是脆弱不堪风雨的被品鉴之物。

宪法典叙事是对时间维度的取消,共产主义叙事则是对空间维度的取消,而真实的历史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中展开的。

第七章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失衡

真正重要的是另外两个条件:一个是西方世界进入创新经济的时代,带来了制造业流程的大规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承接外包的对象;另一个是中国的土地财政,让中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最为强大的承接外包能力。

大规模的跨国托拉斯由此兴起,将一条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完整地整合在一个大托拉斯当中,公司布局横跨多个国家,可以绕过其他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所设置的贸易壁垒,以及寻求成本洼地。

大规模生产外包至少有两个技术性前提:一是大规模数据的处理能力,二是高速的信息传递能力。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中国的自主决策在其中有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一种时间性的耦合,中国顺势而为。

互联网的两个根本要素是技术上的创新和网络的规模

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

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成。

以微观经济行为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规则,日渐深入地穿透着国家主权,并在相当意义上推动着国家主权的内涵及其行为边界的演化。

如果说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冲击,主要是在物质层面;伊斯兰教对于世界秩序的冲击,则主要是在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它使得西方秩序的道德正当性本身遭遇到挑战,并逼使世界直面“何谓政治”这个问题。

欧陆式(不等于欧陆)的理性权利观,拥有思想的强度;美国式(不等于美国)的清教权利观,则拥有精神的强度。

原教旨主义在其起点上,是弱者赖以反抗强者的精神武器,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冥顽不灵愚昧落后。

第八章 世界历史民族的精神自觉

让政治的回归政治,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文化的回归文化,人类进入一种普遍宪制的历史。

一个时代的领导性国家,会在实力、理想、制度这三种要素上都具有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世界主义性格。

海洋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型,是物质引导精神。

陆地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型,很可能是精神引导物质。

中国古代史是超越于中原、草原等诸多要素之上的东亚大陆的体系史,以中原为经济和文化重心、以草原为军事重心、以过渡地带为整合诸要素的制度重心,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拉动起包括陆地与海洋在内整个东亚的经济政治秩序,并被表达为“天下”秩序。

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从国家格局来看,中国内在地是个体系;中国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而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

天主教经济伦理认为经济的出发点应当是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营利。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在于其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在于其海洋亚区域的庞大供应链,在于其大陆亚区域的庞大地理。

启蒙可能带来大量的信息,但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信息的意义为何。

归根结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决定了,世界的自由将以中国的自由为前提。

后记

中国因加入世界秩序而崛起,世界秩序将因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加入而被重新定义,而中国也将在此过程的精神自觉中被反向地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