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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知识大迁移]] 作者：[美]威廉·庞德斯通
引语
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
前言 知识，究竟去了哪里？
那位高管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她当然知道莎士比亚是谁。她只是不知道《哈姆雷特》这部电影改编自莎士比亚的作品。
既然我们的故事背景是沙漠，那么设计个水生动物怎么样？既然是水生动物，那变色龙怎么样？”
他犯的错误不仅仅说明他个人的知识不够丰富，更说明他根植于一种不关心事实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好莱坞的——而是当代美国的。
01 云端大脑与理性无知
最缺乏知识和技能的人反而最无法认知自己的这种欠缺。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the Dunning-Kruger effect，简称“达克效应”）。
对枪械安全知之甚少的枪手们再次极大地高估了自己的知识水平。
达克效应需要你在低认知领域有着最低限度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你不知道自己无知。
第一个成功的搜索引擎的名字意思是“闹哄哄的呆瓜”（noisy simpleton）。
那干吗还要往脑袋里装填事实呢？
较之只能按照应用程序指示拐弯的司机，拥有广博知识的司机有什么优势吗？
将知识外包给数字共享平台（digital commons）是21世纪的重大叙事之一。
授人以鱼，未必不如授人以渔
现代研究表明，儿童手写草体字比用键盘打字调动的大脑区域更多
学习者必须掌握足够多的事实，才能对自己掌握的知识及其欠缺部分心中有数。只有这样，他才能免受达克效应的影响，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借助谷歌补上自己所欠缺的部分。
我们社交网络做的选择性报道导致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共同核心”太疯狂了。信息技术也可能误导，这是一次活生生的教训。
展示公众的无知，人们已熟知；
千禧一代掌握了获取知识的新方法，却并不知道知识本身。
但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并不总是意味着掌握了更多的知识。
智能手机把互联网的答案放到了你的手指下；在这种随时都能便利地获取答案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似乎有必要重新评估一下记忆事实的重要性了。
重大的风险倒不在于互联网让我们知之甚少，或是接收到了错误的信息。相反，重大的风险在于，它有可能令我们陷入“元无知”（meta-ignorant）状态，也就是说，无法意识到自己无知的状态。
分数高低与是否试图记住事实无关。
有意识的思维对记住哪些事、忘记哪些事没有太多选择权。
因此，人们以为事实被归档了，其实事实大多被遗忘了。这种现象现在有了名字——谷歌效应，意思是能在网上找到的信息，大脑会自动遗忘。
来源记忆（source memory）指的是回想起自己是在何时何地了解到某一事实的
律师只知道法律的基本框架，他们需要就具体案件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
人们对来源记忆的依赖正在变得自然而然。
斯特鲁普测试是个有趣的基础心理学实验，被试者会看到表示颜色的名词，但这些字是用“错误”的墨水或像素呈现的。
谷歌效应是对分布式储存的另一种适应方法。云端是个恰巧知道一切的朋友，它随时可用，能在几秒钟内提供答案，永远不会对愚蠢的问题感到烦躁。因此，哪怕我们对它的依赖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也都不足为奇了。
因为年青一代的成长经历，使他们认为复制粘贴是件很自然的事，在道德上无关对错，就跟流行音乐一样。
除了诱使侵犯版权之外，“网络助记员”还可能鼓动我们对知识采取毫无来由的傲慢态度。
我们已经逐渐把“互联网”纳入集体记忆了。
“积极聆听”（active listening）的构想是，让智能手表监控用户对话，并在后台执行搜索。你一提到麦克卢汉（或是身边的某个大嘴巴），手表就能显示有关麦克卢汉的信息，以备不时之需。稍微瞟一眼手表，它可能就会提示你想起一个更好、更切题的论点，或者在手表上弹出麦克卢汉的讲座视频，以推翻辩论对手刚说过的话。
在一个查找事实如此便捷的世界，求知还有价值吗？
信息爆炸时代，为什么人却越来越无知？互联网不会让人变蠢，但它会让人们更难意识到自己对哪些事情无知。缺乏知识会扭曲人们构建世界的心智地图。这些曲解会影响到人们在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选择、行为和观点。
02 扭曲的心智地图
这个例子揭示了公众对地理知识的无知会造成怎样的不良影响
美国式的自恋和愚蠢的经典案例是地图测验。
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不擅长锁定州的位置呢
75%的美国人认为，英语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正确答案是中文普通话，其母语人口是英语人口的2.6倍）
美国的教育制度把一代人塑造成能看懂地图却不知道领土归属的人。
猜测点距离乌克兰实际方位越远的人，就越支持美国对乌克兰实施军事干预。
民主制度并不依赖于每一个公民博学多识。一部分选民比其他人欠缺这样或那样的知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无知者的政治立场与知情者的分歧别太大就行。如果无知者的政治观点截然不同，而且人数比知情者要多的话，我们就应该担心了。我把上述调查结果称为“边境围墙原理”：特定政治观念从达克效应的角度理解最恰当。
对地理知识的无知扭曲了我们的心智地图，有时还会影响公众意见的走向。
债务是国家欠的钱（类似信用卡余额），赤字是一个财政年度里债务增长了多少（类似信用卡余额在过去一年里增加了多少）。
相比数字，人们对文字更敏感，而相比文字，人们对情绪更敏感。
公众估计最富裕的20%人口比最贫穷的人口要富裕20倍。可实际上，最富裕的20%人口比后者要富裕840倍。
如果人人都受到误导，怎样做出良善选择是自由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证明发挥作用的是情绪而非数字。范围不敏感还会影响人们对事实的记忆度。大数字带来的情绪冲击并不取决于它的量度是否准确，而是取决于“它足够大”这一点。
人们会低估多数群体的人口规模，同时高估少数群体的人口规模。
要想在大多数政策上做出理性决策，选民必须知道一定的人口统计数据，理解百万、十亿和万亿之间的数量级差距。
不给公众提供事实的前提是人们随时可以查到事实。可这样的前提是有问题的：我们并不会随时查到事实。
03 沉默不语的历史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
历史知识寥寥无几的政客们会从历史知识所知更少的选民手里赢得选票。选民之所以对历史知识所知更少，乃是因为政客会对历史学家和教育人士怎么撰写历史教科书指手画脚。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公众的历史知识少得可怜，原因在于有人对教科书做了太多手脚。
如果这么做，与其说减少了漫无边际的无知，倒不如说无知只是换了个地方而已。
1948年前的历史在“消失”
每一件可怕的事情过后，总有人呼吁要更好地应对下一轮同类事件。然而，对于此前曾多次发生过（不光是最近发生）的、可以预测的挑战和灾难，我们却没能做好准备。
罗迪格和罗伯特·克罗德（Robert G. Crowder）认为这是所谓的“序列位置效应”（serial position effect）。在记忆一份清单的时候，人们对最靠前和最靠后的几项记得最清楚。
我们对自己人生的记忆，青春期到成年初期（即10岁到30来岁之间）这一段时光占据了不成比例的份额，这种倾向，叫作“怀旧性记忆上涨”
人们更容易记住自己10岁到30岁之间发生的新闻事件。
历史课程的目标是提供广阔的视野，向我们展现那些我们出生之前存在过的伟大世界，而这也就相当于开展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对抗现实的记忆和关注时限。
知识过分零散、不能连点为线的现象很普遍。
精神错乱的定义就是一次次地做同样的事情，却指望出现不同的结果。
“丘氏漂移”（Churchillian drift）就是一个例子，也就说，不那么出名的人所说的名言警句，会被安插到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人（比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一类）头上。
专业的历史学家却往往是修正主义者。历史学家们认为，自己的作用就是要“修正”该领域下的现存知识。教科书逐步纳入学者们全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使得每一代人使用的教科书都有所不同。
你认为温斯罗普是圣人还是罪人，取决于你选择从什么样的事实来着手。而这正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所在。
对教科书，我们的合理期待应该是：它们体现了持中间立场的美国人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实践它。
04 蠢人的胜利：五分之一法则
五分之一法则”。按照这一法则，大约有20%的公众会相信调查员提出的任何愚蠢念头——只要这个调查员胆子够大。
新闻报道铺天盖地，但却几乎不包含任何真相。
特定的调查问题自发制造了一批头脑发热的粉丝。
用一个足够怪诞的问题，外加一点聪明才智，制造出“五分之一”的统计数据并不太难。
盲目怀疑跟盲目轻信一样，有可能让人误入歧途。
有研究证实，一些人天生就容易相信阴谋论。他们往往会相信各种阴谋论，甚至宣称自己相信许多在逻辑上彼此矛盾的理论。
05 信息匮乏的选民
大多数选民一开始掌握的信息太少了，只接受那些支撑其先入为主观念的证据。
那就是80%的人真的是随便选个人。”
知识与明智决策之间存在相关性
兴许人们就是不希望让脑袋聪明的人来担任总统。美国人的另一个信条是，应该以“品格”来评估候选人，不要过分强调教育或知识。政客最不希望群众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了。许多政客十分擅长给自己营造“大老粗”的形象。
政治民意调查员意识到，许多称自己是“中间派”的人，无非是真的“不知道”罢了。
的一票能左右选举的概率微乎其微，很可能不值得让你费功夫去投票，更不值得让你深入研究候选人及相关议题。
选举中往往会出现足够多“不理性”的选民来引导公众智慧，选出与公众情绪相吻合、通常不太糟糕的候选人。
能说得出所有公职官员名字的人，年收入比那些一个公职官员名字都说不出的人要高4.3万美元——出门投票的概率也更高。
06 给你的知识标价格
波斯特是达克效应的例证，这个人对预算、房地产投资、兴办实业的认识几近于零，所以相信这些事情很容易办到。钱也许真的没法买到幸福，但无知却经常导致不幸。
知道更多事实的人赚的钱更多。
事实性知识与收入存在相关性
不大于0.05（5%，1/20）的p值叫作“具有统计意义的”。
相关性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
事实性知识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明显的解释变量：教育。
所谓的多元回归，是分析大数据使用的主要技术。
我以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测验成绩作为因子进行了回归分析。知识水平仍然是收入水平的重要预测因素。而知识渊博的人，哪怕在教育和年龄不变的条件下，赚的钱仍然更多。
是知识水平，而不是教育水平或年龄，导致了很大的收入差异。
常识性的事实知识和收入相关，但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
A．对一定程度事实性知识的广泛了解导致了高收入。B．反过来：高收入使人们获得了广泛的知识面。C．知识水平和高收入有着相同的成因。
广博的知识导致高收入，高收入又导致了博学多识，两者互为因果。很遗憾，你不能选择父母的富裕程度，也选择不了与生俱来的心智能力。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付出努力去学习。
年收入7.5万美元上下是个拐点。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幸福会随着收入水平增高而提升，等到了7.5万美元，这种趋势就开始走平。在这个收入之上的人们，自我报告情况并不是更幸福。
衡量幸福的唯一实际方法就是询问人们自我感觉有多幸福。
一般知识水平与收入水平有很强的关联性，但跟幸福则不存在关联性。
07 科学越进步，人类越无知？
科学越进步，人类越无知？
对基本科学常识，公众人物蠢得像猪。
美国人对科学的感情十分复杂。家长和政客把科技和数学教育视为通往荣华的通途，并认为它是解决从业务外包到中产阶级薪资停滞的所有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
调查往往发现，年轻人比长辈对科学知识有更多的认识
中国人在大爆炸理论问题上的表现比美国人还要糟糕，仅有17%的参与者回答正确。
科学被展示，但从未被了解
这可能反映了美国教育的侧重点：优先教导技能和批判性思维，事实则往后放。
人们对科学的了解通常是营销话术式的、表面的，是围绕几个遭到误解的短语和公式构建起来的。
男女“科学差距”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人们相信它存在。
科学知识和收入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
缺乏相关性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
缺乏相关性并不能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但至少说明还需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08 咬文嚼字是一种职业态度
有错别字的招牌背后是一个不甚讲究细节的餐馆老板。
语法嬉皮士的观点是，语法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幻象。语言是流动的，下里巴人总是胜过阳春白雪。
很明显，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受众。
你知道些什么不重要，但让别人知道你受过教育很重要。
09 网络红人与巨额代言费
。网络红人有着一群狂热的青少年粉丝，并以向他们卖弄魅力为主要工作。
大多数人在30出头的时候就不再听新兴音乐了。
但大概在33岁这个时间点，绝大多数人彻底不再听当代热门歌曲。这种现象甚至有一个名字，叫“口味冻结”（taste freeze）
给名人代言定价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有些公司多花了太多钱。
10 没有知识，何来信仰？
宗教知识让人举止文明；这是宗教信仰内在的积极影响，引领人们做出更好、更人道的决定。
“宗教知识并非良善公民的必需品。但如果想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掌握宗教知识就很有必要了。它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这就足以让人祝福了。”不妨用这种态度看待任何一种事实性知识。
11 真人秀明星的风头盖过哲学家
“所有的艺术都没什么用。”奥斯卡·王尔德写道。他激怒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同时也命中了文化素养的吊诡之处。
公众的智慧不适用于当代艺术领域。
从当代媒体的碎片中拼凑出对或高雅或低俗的文化的理解，这种能力兴许是一种有价值的技术，也是一种我们都在逐渐掌握的技能。
假装知道这么多，其实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事儿变得太容易了。
文化素养是教育水平的良好预测因素。但我发现，文化知识和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小到惊人。这也许可以归结为一种“文科效应”。文化素养好的人，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主修文科或艺术系，而主修这些学科的人，收入往往比同等教育水平、主修理工科的人要低。
12 公众健康信息中的骗局
不含麸质的食品不是医学的胜利，而是营销的胜利。
不含麸质的产品通常用米粉代替面粉，这提高了人对砷的摄入量，而砷不仅是慢性毒药，还是致癌物质。
食品营销顾问理查德·乔治说：“感知就是现实。如果消费者认为不含麸质的产品更好，逻辑就无关紧要了。”
现实指的是，就算你不再相信它，它也不会消失。
知识最丰富的人已婚的概率最大。和另一个人共同生活抚养孩子，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因此，婚姻可以增进知识水平，而单身有可能限制知识的获取。
互联网是健康信息的有益来源吗？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分辨信息良莠的能力。
13 冷门的体育知识和收入有关？
它证实了知识的广度而非深度是预测收入水平的最佳因素。
14 人生是一连串的“棉花糖实验”
高到匪夷所思的奖金额能拉动彩票销量，而提高中奖率却不能。
对玩彩票的人来说，幻想的着眼点是奖金数额，而不是赔率。
理财素养与人的幸福感息息相关。
金融知识比较丰富的人比知识少的人更懂得合理地储蓄和投资。
能控制支出并设法存钱的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
为什么有些人能更好地克制冲动进行长期规划，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那些努力掌握了这类能力的人有更大可能学习、记住与自身相关的特定事实，并将之内化于心。
一个没受过财务金融教育的人有了信用卡、学生贷款和抵押贷款，就和没受过训练的人坐在方向盘后面一样，对自己对社会都很危险。”
自由社会不可能对每一个成年人强制进行个人理财教育。这需要当事人主动学习，这也是一种有望带来回报的成人教育方式。
15 “一知半解”，才能“举一反三”
一知半解”，才能“举一反三”
收入水平和常识性知识的测验成绩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收入水平与专业知识，包括体育运动知识和正确拼读词语也存在相关性。
常识性事实知识预测收入水平的效果远远超过受教育程度。
请注意，名校毕业生收入更高有可能是因为这所学校得到市场的公认，学生在大学里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关系，或者学生本就来自有钱、有人脉的家庭，而家庭又从一开始就为他入读斯坦福大学创造了便利条件。
在同等教育程度下，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多了解哪些知识？答案也许是：功夫在课本之外。
诗人约翰·查尔迪（John Ciardi）说过，“我们把关注度投向何方，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常识性知识测试得分低的人恐怕对外面的世界不太关注，而得高分的人会从同一个世界里大量吸收信息，从而获得广博的背景知识，哪怕这些知识有些肤浅。
普通人知识范围越广越有竞争优势，但超出限度，收益就开始递减。
了解与工作无关的冷门事实却不会带来太多奖励。
象棋是一种隐喻。它是一连串步骤，每次走一步，你都要在资源与问题之间寻找平衡。对下象棋的人而言，这意味着寻找时机；对拍电影的人而言，这意味着寻找时机和资金。坐在棋盘边，你的心突然之间狂跳起来。你颤抖着手拿起一枚棋子，挪了一步。但象棋教会了你要镇定地待在原地，思考这一步是不是足够好，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主意。
高手有更好的直觉。他们花费更多时间分析有希望的步法，对糟糕的步法不怎么花时间分析。初学者做的正与此相反。卓越棋手的思路有更高效的代码，而非更快速的处理器。
通过识别熟悉的模式，我们理解了一个复杂的整体。
知识、技术和天赋是我们为描述理解得不太透彻的心智过程而编出来的标签，说不定它们跟认知基础的真相没太大关系。
学习事实是我们建立直觉的一种方式，事实也是所谓技术和天赋的基础。
1931年，爱因斯坦曾写道，“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然而后者的的确确是前者的基础。我们所说的想象力通常指的是在两项事实之间建立联系。
学习不仅改变了思考习惯，还改变了大脑的解剖结构。
广泛的事实性知识与收入水平之间的联系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学习提高的认知能力，在几乎所有任务中都可以用到。学习使大脑的功能更优越，优越的大脑功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
16 不要人为地制造求知的障碍
我们生活在一个达克效应主宰的世界里。公众对自己的无知状况不知情这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
在即将到来的侧重视觉的多元文化世界中，干净简约的现代图形将取代文字。
“如果5台机器5分钟能制作出5个小零件，100台机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制作出100个小零件？”
跟开展大规模教育活动比起来，针对消费者不完整的知识结构量体裁衣地设计产品更简单。
无知不仅是自然发生的现象，有时它还是出于人为的。
17 个人获取信息应该平衡理性
个人获取信息应该平衡理性
这就需要一定的怀疑精神、背景知识和研究技巧。最缺乏这些能力的人最相信自己擅长辨别新闻的真假。他们就是些张贴假新闻链接诱使别人转载的人。达克效应如同病毒般传播。
网络媒体有一个重大缺陷：缺乏上下文情境——可惜有时候上下文情境极为重要。当面对某人面无表情地讲笑话时，你却没能意识到自己就是他嘲笑的对象。这种时候，上下文情境真的是个关键。
如今有更多的新信息需要处理，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认知负担。
当今的新闻得益于在线调查的速度和便利性，但这不一定会带来更见多识广的受众。
“一盏灯表示从陆地上来，两盏灯表示从海上来”指的是保罗·列维尔夜骑通风报信的典故。
消息来源之间的知识差异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受众群体的差异。
不管你对记者有什么看法，他们都不喜欢说谎，而且基本上也不会说谎。但选择性报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NPR的非盈利性质，收听率或收视率对他们来说不像商业广播网那么重要，两者在吸引听众上承受的压力不一样
在各类媒体当中，电台的可定制性是最差的。没有快进，没有按需录制，没有聚合算法。在某种程度上，电台受众只能听从节目编导的安排。而在NPR的例子中，编导对每一天要播放的新闻会做理性平衡的调查。
在全新数字技术和权利文化的支持下，我们就像鲸鱼吞食浮游生物那样吞食海量信息。我们期望知识自己撞上门来，落进我们嘴里的过滤器中。
渴望见多识广的人不应该过分依靠定制新闻。
关注“低度信息”新闻来源的人倾向跟进其他同类的“低度信息”新闻源，而不太可能跟进高度消息来源。关注高度新闻源的人通常也会关注其他高度新闻源。
社交网络用户只拿走了覆盖新闻内容上层的樱桃和奶油，接着注意力就转到其他地方去了——他们的注意力就像鸟儿划过天空那般短暂。
得分最高的互联网新闻来源是播客（podcast）。其实，播客就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广播电台。跟广播节目一样，播客通常要从头听到尾，几乎很少中断。
营养专家说，我们应该在想象中把餐盘分成四等分。其中1/4加入肉或相当于肉的东西，另一份加入淀粉，剩下两份分别是蔬菜和水果
人能自由选择，但很难在即时满足与长期后果之间达成平衡。
信息最丰富的新闻来源体现了“四等分餐盘”的理念。它的版面覆盖了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流行文化、高雅文化、科技、卫生和体育等各方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必须找到办法与它携手共舞，而不是跟它对抗。
人们能从与自己立场相吻合的新闻来源吸收更多信息。人生苦短，何必把时间分配给充满偏见、既不准确又让人厌烦的新闻来源呢？
18 以协商的方式化解公共冲突
以协商的方式化解公共冲突
气候学家认为，如果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导致北极冰盖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就会上升，请问这是真还是假？
越来越多的知识积累造成人们的观点分歧。
这种理性风格会带来集体的灾难：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民主社会里，公民观点越是多元化，在科学证据上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小，而这些科学证据是保护公民免受伤害的关键。
信息匮乏的人不仅掌握的信息少，也不像消息灵通的人那样乐于思考。可他们又认为自己知识丰富，喜欢固守自己的观点。由于无知和思考不足是大多数人的不良习惯，公众的智慧就达不到理想的程度。
“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无知的一种方法就是让他们获得学习能力，”邓宁和克鲁格写道，“当然，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一旦他们获得了意识到自己无知的认知能力，他们也就不再无知。”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有更大可能随意发表意见。
协商式民调指的是在民意调查之后跟进一轮类似市民会议的大型小组讨论，并对相关事务进行突击式培训。在会议结束后，讨论小组重新回答最初在民调里提出的问题。这种方式的要点在于考察受访者在接触了事实和各方观点之后，意见是否发生变化。
协商式民调使参与者形成了真正的意见。了解事实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与其他不同观点互动同样也是。讨论和协商比阅读评论能更有效地磨合各方意见。
协商式民调向选民和领导者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意见来自知识和审议；对事实进行审慎评估后，人们再决定是否支持某种政策。
建立在事实和思考上的观点总好过无知的观点。
19 “狐狸式”的广博胜过“刺猬式”的专精
刺猬是一个专家，能把所有事情都跟重大核心概念联系起来；狐狸是个多面手，对各种方法抱持开放心态，对彼此矛盾的观点也能理性处理。
狐狸是个多面手：思想开放，以事实为基础，有创业精神。刺猬只专注于“重要观念”，不管它是否切题。正如人手里一旦拿着锤子，就会把所有问题都看成是钉子。
常识性的与背景相关的简单知识竟然出人意料地有用处。
拥有广博知识的人不太可能因为轻忽而做出糟糕的决定，因为他们更擅长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无知。
存储在你脑袋里的广博知识是一把解锁云端的钥匙。
贯穿本书的研究发现，有关争议性主题的知识和观点是存在相关性的
具有背景知识的人能够更好地独立思考。
在常识性知识上得分较高的人往往倾向采取更明智更务实、对社会更负责任的行为。
有一样东西你没法上谷歌搜索，那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应该搜索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