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作者：韩茂莉

第一讲 绪论

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各种生物均以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实现进化，只有人类的进化相反，不是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是通过改变环境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一方面致力于复原历史环境，另一方面则着重探讨人类活动施加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其后果。

人类不应该因为拥有今天而割断对于昨天、前天的记忆，其实，我们今天迈出的脚步也会落在往日的足迹之上

第二讲 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史前时期人与环境

人类文明进程首先改变的不是精神追求，而是食物获取方式，严格意义讲史前时期人类的所有活动均以寻觅食物为目的

一 史前时期聚落的环境选择

针对聚落展开的历史地理学术探讨，目的在人而不在聚落，聚落仅是储存人类活动信息的载体

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先后出现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考古文化类型

西辽河流域半干旱地区的气候特征，使水资源成为环境中的制约性因素，而地貌、高程不仅影响水资源再分配与动植物资源的重新组合，也是人类存活与聚落选址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的环境选择自然需要从这两项要素入手。

史前时期人类对于聚落位置的选择几乎有着统一的意识、统一的要求，即400—700米高程区的近河山坡、坡地是聚落的首选位置，

二 聚落环境选择与人类生产方式

聚落坐落的位置就应是人类获取水源、食物的理想地带。

20世纪中期考古学界引入古人类食性分析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理论认为，人类在一定环境中生活，且长期以某类植物为食物，经人体消化吸收，转化为人体组织成分，因此人体骨组织的化学组成与食物中的化学组成密切相关，食物来源不同，人骨的化学成分也存在差异。因此，根据人骨的化学成分，即稳定同位素比值和微量元素含量，便可揭示人们的食物结构、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环境等多方面信息。

生态学研究将鹿作为典型的林地指示动物，而牛则为典型的草地环境指示动物，对此考古学界也已形成共识。

在仅能维持生存的原始经济中，人类的定居点通常选择在最接近觅食地的地方，如猎人通常在距离营地2小时路程的范围内活动；农耕者则将耕地开垦在距离聚落1小时路程的半径内；采集者也会将他们的采集范围限于1小时的行走半径内，通常这一行走半径大约相当于5公里的路程。

人们放弃劳动代价较小的利用型经济，转向劳动代价较高的生产型经济，只有在自然资源不能保证直接索取的前提下才会出现，而影响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取决于资源本身，另一方面则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

农耕方式虽然并不比狩猎采集方式更容易，而且也不提供更高质量、更美味的食物来源，但与狩猎、采集相比唯一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单位土地及单位时间内提供更多的卡路里，并因此得以支持更密集的人口。

正由于原始农业从起源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生活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因此红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原始农业不仅不是独立存在的，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伴生于采集、渔猎等利用型经济生活方式之中。

那些坐落在非林缘地带的聚落应该大多出现在红山文化中晚期，与原始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相吻合，其所在之处应属于草原环境。

继红山文化之后，距今4200—3200年，西辽河流域出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聚落分布呈现以林缘地带为轴线向山顶与河岸台地扩展的状况

人类生存方式由采集、渔猎占主导地位向原始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实际也是人类从对自然环境完全依赖向部分依赖的转变，与采集、渔猎相比，农业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弱，因此可以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将耕地拓垦到更广大空间，这些地方可能不具备采集、渔猎的条件，却可以发展农耕。

人口增长是原始农业发展的结果，

人地关系是一个复杂系统，固然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数量大幅度增加，但聚落规模却有所减小，这样的变化与气候波动导致动植物资源富集程度降低相关

考古学界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还过着定居生活，也有一定的农业，但畜牧业已得到充分发展，表现出了与夏家店下层不同的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

正因此人类以维持生存为根本目的的聚落环境选择，始终追求的一个条件是食物的最大富集量

三 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与环境容量

从历史地理视角研究史前时期的人类活动，与考古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仅关注人类的文明进程，且将重点放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程度上。

环境容量可以视作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的能力，当人口密度与资源环境处于相对平衡，即环境容量没有达到饱和时，人们多以稳定形式定居下来，迁移频率较低；当人口超载，资源难以承受人口压力时，人口迁移与聚落更新会变得频繁起来。迁移既是人类减轻环境压力的手段之一，也是环境容量的重要标识。

生态系统中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物源，因此食草动物减少同时昭示着植物资源的减少。

农业生产、人口数量与环境扰动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口数量增大，对环境产生的扰动也相应增大。

地旷人稀是当时的环境利用特征，人类农业活动力度在整体上保持低水平发展，并在客观上具有与环境基本协调的属性。

伴随人类扰动以及全球变化，当环境出现逆转，食物资源得不到满足时，为了保证人类自身的繁衍，终止在这一聚落周围的生产活动，追逐食物资源富集地，选择未经扰动的地方移居建立聚落成为必然。

生态学的研究显示，当人类迁出，人类活动施加于环境的压力减轻，生态系统在裸地上自行恢复的周期一般在50年左右

这样的变化与人类食物获取途径分别为利用性经济与生产型经济相关，由于两类途径对自然环境的依存程度有差异，直接导致人类以聚落为依托作用于环境的时间尺度不同。

人地关系为聚落发展的控制性因子，地理环境为自变量，人类活动为因变量，因此聚落环境选择首先体现的是环境特征，其次是人类需求。

第三讲 地理视角下的历代疆域变迁

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经国务院、外交部同意，确定以18世纪50年代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境域，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政权。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的文明？根本原因在于地理——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

一 “中国”的含义及其空间变化

最早关于“中国”的提法出自西周早期被称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

早期关于“中国”一词的使用，使我们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无论“中国”代表中央之地还是京师，都不是政治空间，而具有鲜明的文化区特征。

很多研究者指出，“中国”一词从文化区转为主权国家的代表，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始。

中国”一词词义的变化，其意义并不在词汇自身，它象征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正是从“家天下”走向“天下为公”的时代

二 中国历代疆域变化及其地理基础

疆域是两个政权或部族空间互相碰撞的结果，若世界上只有一个政权或一个部族就不会出现疆域，

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史前文明与后世国家存在密切联系

苏秉琦划分的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轴的南方文化区。

其中平坦的地势利于文化交流并形成超出部落组织的更大政治实体；干旱寒冷的气候促使人们及时调整社会组织与生产对策；邻近游牧民族的地理区位会因战争联合为整体，并涌现出具有领导性的权威人物；缺水的自然环境使人们在治水的共同需求下形成高级的政治集团；共同的生产基础往往使人们将政治集团领袖的祖先视作共同祖先，进而形成宗教意识

夏、商、周三代中国进入国家阶段，这一时期国家的空间形态具有城邦国家的某些特点。

《尔雅·释地篇》释四海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考古学成果将夏代早中晚期的核心区均落实在嵩山南北地区，这一地区与《中国疆域沿革史》的观点更为接近；考古学界提出的嵩山南北地区为夏之核心，也与《史记》所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大体吻合。

商人起源于东方，《中国疆域沿革史》与《中国疆域沿革略》均认为商人先祖来自渤海湾附近。商人本是与夏人并立的部族，以后不断南迁，并在南迁中进入中原，灭掉了夏人建立的国家。

九州反映了王权之下对于天下空间划分的理念，每个州不仅依山川形便享有具体的空间，而且与中央保持着固定的朝贡关系，这应是西周分封制出现后产生的理念；而五服则不同，它的空间分割仅是依凭距离形成的圈层，甸、侯、绥、要、荒这些以五百里为半径形成的圈层，更大程度上表现的是概念性空间。概念性空间的出现是领属关系松散的反映，这样的时代应在夏、商两代。

伴随春秋五霸迭起，战国诸侯争雄，以一地为核心形成的圈层空间结构逐渐淡化，在人口增殖的背景下，原本存在于列国之间的旷土逐渐联为一体，为城邦国家走向领土国家奠定了基础。

三代时期不仅将黄河中下游地区营造为“中原”，而且完成了黄河中下游与江淮地区的政治、文化一体化，其中包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崇尚，这既是“华夏”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原政权或“中国”的象征。

清以前推动疆域扩展的动力并非来自于人口，政治、军事因素占主导地位，那些构成盛大王朝版图的辽远边地，一方面来自中原王朝服从于政治、军事目标的开疆拓土，另一方面则来自非农业民族的内附以及他们建立的政权。

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大幅度地开疆拓土始于西汉。

回顾历史，这类边郡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农牧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与武力争雄往往发生在这里，在政治、军事力量的推动下，既是离合最多的地带，也是历代王朝竭尽全力控制的区域

东汉年间西北疆域内缩，西南地区却有了进一步发展。

回顾边地所有政治、军事事件发生地，一个清楚的地理地带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

三 清代晚期的疆界条约与疆域变迁

1727年9月1日再次签订《中俄不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结束了中国有域无疆的历史，史学界认为这两个条约是平等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结束了中国有域无疆的历史，从此边界表述形式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也丧失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民国时期再次失去漠北蒙古（今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今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所在领地。

四 关于疆域问题的余论

中原政权疆域的不稳定性主要缘于农耕民族与非农耕民族的力量对比，而经济生活方式不同的背后就是自然环境的差异，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无论农耕民族还是非农耕民族跨越自身熟悉的生存环境均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元朝之后，明、清、民国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沿不替，不仅拥有对西藏的领属，而且继续实行对西藏的管理，那些将西藏归属中原政权的时间提前到元朝之前的说法均没有历史根据（图3-6）。

因此疆域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功绩

第四讲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植被的地理分布

自然环境自身的变化与人类施加于环境的烙印共同影响着人类历史与文明进程，并通过人类活动方式记录着人地之间的互动关系。

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来自于内、外两方面：内部进程是地球受自身内部的动力以及天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引发的冷暖、干湿之变；外压强迫产生的力量主要在于人类活动方式施加的影响，而人类活动对于气候施加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方式，另一方面则与数量相关。

工业革命前后是研究气候变化的两个不同阶段：前期动力来自于地球内部以及行星因素，而书写在历史文献中的人类活动方式的改变与相关考古发现仅仅记录了全球变化走过的足迹，以及人类应对变化的举措；后期气候变化则是地球内部进程与外部压迫双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一 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干湿之变

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化，通常将时间上限确定为全新世初期，即距今一万多年前。选择这一时间在于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普遍转暖，中、高纬度冰川大量消融，海平面迅速上升，喜暖动植物逐渐向较高纬度和较高山地推移，全球地理环境逐渐向现代演进。

距今3000年是全新世大暖期的重要界限，在此之前温度以上升为主要趋势，并在距今3000年左右达到最暖期，此后温度明显下降。

魏晋南北朝冷期是过去2000年唯一可与小冰期相比拟的寒冷气候阶段

然而上述研究尽管存在冷暖时段起讫时间的明显分歧，但对中世纪暖期与明清小冰期的存在基本认同

二 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变化与重要农业生产界限

植物本身所具有的依托水热条件生成适应性品种的属性，使植物不仅具有鲜明的地理分布，而且成为指示环境的标识物。

当代中国植被呈现的寒温带针叶林、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雨林、温带草原、温带荒漠、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八大植被区域[插图]，是在全新世大暖期结束后数千年内逐渐形成的。

冬小麦原产于西亚、北非一带，大约4000年前传入中国，并逐渐推广到各地。唐代是冬小麦空间扩展的重要时期，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冬小麦的地位有了全面改变，两税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第五讲 历史农业地理背景下的人类活动与环境改造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一 历史时期人类农业开发与环境改造

中国农业开发始终贯穿两个核心，一为扩大耕地面积，二为提高作物产量。

人口、粮食单产（即亩产）、粮食需求量三者之中，人口与粮食单产决定粮食需求量。

数千年间，以粟为代表的旱地作物增产幅度并不大，玉米大量推广后，旱地作物亩产才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一般可达280—300斤。

唐代黄河流域已经不是天下唯一的重要农业区，随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崛起，从两大流域平分秋色到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下游，黄河流域渐渐失去往日的经济地位。

开发长江流域，解决劳动力不足是一个关键问题，黄河流域的每一次战乱都为长江流域提供了一次发展契机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并不代表移至整个长江流域，而仅限于下游长江三角洲与太湖平原；长江流域各段的农业开发进程并不一致，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早在战国时期已进入与中原地区同步开发进程，唯位于中游的江汉平原待宋元时期才进入农业开发。

作物间的嬗替是农作物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需求之间的优选过程，正是这一过程的存在，有效地推动了农业发展与农业土地利用的深化。

以水稻为核心的一年两熟制即双季稻出现在明朝晚期[插图]，零星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明清时期江南一带棉花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不但取代了稻田面积，而且影响了传统的稻麦轮作制，其原因在于棉花需要占用一年中完整的农作物生长期，因此种植棉花的土地一般不与其他作物在年内轮作，实行一年一熟。

二 农业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

但从历史遗患至今，唯宋代以来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宋元明清以来南方山区开发、清代以来沿长城地带开垦农业三者最为显著。

其一，天然植物是与复杂的自然环境对应的产物，就其种类而言包括乔木、灌木以及草本，而农作物多属于草本植物，且种类单一，由农作物取代天然植被最明显的环境改造是植物多样性的消失。其二，天然植被不存在因周期性破坏而出现的裸地，而农作物的播种、收获经历着一年内周期性的土地裸露，无论南北方，裸地的出现均带来明显的环境后果。其三，长年连续耕作，必然出现土壤肥力降低、土壤结构改变、土壤退化的结果。

宋代是历史上围湖造田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以江浙一带围田量最大，此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南方各地围水造田的事例越来越多，大片湖泊消失。

山区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山上失去植被，导致水土流失；山下泥沙壅堵，河道不通，舟楫无法通行，农田为泥沙覆盖，难以耕种。

其二，玉米、甘薯等作物根系粗大，加剧了山区水土流失。

自宋代以来近千年，毁坏林木成为南方山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由此而成的积弊不仅停留在历史时期，且一直遗患至今。

以一年之收获，换十年之风沙，是长城沿线农业开垦后的严重问题。

若对农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扰动做出总结，无论哪一类农事活动为环境带来的均属于物理性的改变，与此不同的是工业出现之后，各类污染施加给环境的则是化学性的改变；物理性的变化在弹性范围之内均具有可逆性，正因此，中国近万年农业开发历程中，不断经历环境自我修复而将农业生产持续下去。

第六讲 历史经济地理的重要命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北方移民的技术贡献

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从水稻秧播到稻麦两熟制，是北方移民核心性的技术贡献。

一 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江南土地利用率第一次提升

西晋“永嘉之乱”、唐中期“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这三次发生于北方的战乱成为历史时期三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动因。

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指出火耕水耨为一年休闲法[插图]，即易田制。

促使江南水田放弃火耕水耨，从易田制转向土地连作大约在唐代中期。

进一步研究发现，北方农业生产技术中唯有复栽与水田相关，若北方南下移民将复栽技术带入南方，并在此基础上改变为秧播技术，那就完全不同了。这项技术不仅使北方南迁人口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的说法有了合理解释，而且使南方逐渐脱离火耕水耨易田制耕作方式，并根本改变了南方水田的生产效率以及土地利用率。

二 从水稻秧播到稻麦两熟制——江南土地利用率第二次提升

唐代北方移民携带的复栽技术，使江南地区土地利用率从50%提升到100%，宋代北方移民南下在向南方扩展冬小麦种植范围的同时，发展了稻麦轮作制，将农作物种植制度从原来的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进而将土地利用率从100%提升至200%。

水稻改为秧播后，水稻在农田中的占地时间为5—8月，冬小麦为8—5月，稻麦两种作物在时间与空间上正好填补了彼此的空白，为改变南方平原地区土地利用形式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阻碍唐代实行稻麦复种制度的原因不仅在于气候差异，劳动力是更关键的因素。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这三次人口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发生在“永嘉之乱”前后，由于此时北方人还没有将冬小麦视作主要粮食[插图]，故这一次北方人南迁对冬小麦向南方扩展影响很有限。此后由“安史之乱”引发第二次人口南迁，北方移民通过水稻复栽技术，主要致力于对水田耕作制度的改造。“靖康之难”发生的时代，北方人已经形成对小麦的嗜食习惯，因此渡江南迁人口不仅存在对粮食的需求，也存在对面食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推动冬小麦不断向南方扩展。

南宋时期习惯面食的北方人大量南下，是推动稻麦一年两熟种植制度空间扩展的直接因素。

三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环境选择与南移时间

水稻插秧与稻麦复种构成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技术支撑。

平原地区在具有充足劳动力的同时，圩田的修建也为稻麦两熟提供了防御水灾的基础。

南宋中期以前依托稻麦两熟制，以平原种麦为主；南宋晚期随着南迁人口完成土著化，平原冬小麦种植规模缩减，转为山区为多。

将冬小麦种植区与晚稻分布区叠加在一起，两者的重合部分就是江南地区。虽然自南北朝以来冬小麦逐渐传入南方，但与晚稻结合，发展为稻麦复种一年两熟却仅限于江南地区，多生产一季粮食，为这里赢得了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实力，并由此构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

经济重心是农业重心也是粮食生产重心，粮食自给与外运是经济重心形成之初的必备特征，而在人口增加，人地关系矛盾提升的背景下，提高土地利用率、扩展耕地面积、加强精耕细作投入就成为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社会财富的基本途径

一 历史时期黄河河道变迁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由朝廷组织，派遣都实为首领，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黄河河源勘察

星宿海以上共有三条河源，根据长度、水量、流域面积等确定卡日曲为黄河正源；河源区的湖泊扎陵湖位置在西，鄂陵湖在东。

黄河历史上的灾难可用“善淤、善决、善徙”概括。

终结黄河下游河道漫流状态的，是人工修建的河堤，其时大约在战国中期。

人工筑堤固定的下游河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一次重大改道。

奔流四溢的河水结束了漫流，被束缚在河堤之间，战国时期河水尚有数十里空间可以摆动，西汉年间则被限于狭窄河滩之内，河水携带的泥沙迅速堆积下来，很快形成“河水高于平地”的地上河之势。

元代至清中期黄河下游处于河道最为紊乱的时期，就总体流路而言以夺淮为主，但侵夺范围远远超过此前，从泗水流域向西扩展至颍水一带。此次改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五次大改道。

这次改道结束了700多年黄河夺淮的历史，河道转向东北，注入渤海。这也被视为第六次大改道。

二 关于历史时期黄河水患原因的探讨

黄河的泥沙90%来自中游地带，即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是主要产沙区。

东汉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特别是山陕峡谷与泾、渭、洛上游地带基本以畜牧业为主，大大减少了输向下游的泥沙量，致使下游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

历史上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的时期，往往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反过来，人类活动较弱的时期，植被就得到恢复与保护，流向黄河下游的泥沙也得到相应的控制。

三 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水道变迁

弯道多、江心洲多，这些流经平原地区河道的特点，是长江洪水与险滩的重要成因。

第八讲 畜牧业的地理空间与草原游牧方式

自然环境导致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双轨制，一条为中原农耕社会的王朝史，另一条则是马背民族的征服史，两条轨道交汇在长城地带。

一 非农业民族的地理分布与经济生活方式

活动在东北地区的先后有濊貊、肃慎、挹娄、夫余、乌桓、鲜卑、室韦、库莫奚、豆莫娄、乌洛侯、地豆干、勿吉、奚、契丹、靺鞨、女真、满等民族或部族，活动在西北地区的则有匈奴、氐、羌、柔然、吐蕃、突厥、回纥、铁勒、沙陀、吐谷浑、党项、蒙古等民族或部族。

影响非农业民族改变传统经济生活方式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这样的外部力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自然环境的重大改变或具有异质文化特征的外来文化的渗入。

二 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与游牧业诞生

地学研究成果指出，推动畜牧业从原始农业分离出来的动力是气候变迁。第四纪研究早已指出，距今3500—3000年欧亚大陆气候转入冷期，正是冷期的出现，导致畜牧业在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方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草原环境下发展为游牧方式

。迁移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

马具是推动牧人与畜群走向草原的物质依托，从人们跃上马背的那一刻起，草原就成为他们的舞台。

三 游牧业与游牧方式

“逐水草迁徙”与“各有分地”是草原游牧生活的基本环节。

第九讲 政治的空间——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

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前者体现的是政治的空间，后者涉及的是空间的政治，两者共同构成政区地理的核心。

一 分封制与政治空间管理

商代国家的政治空间与地方管理分为内服与外服两个圈层，内服、外服也被称为王畿、四土，王畿与四土均为商王朝版图之内的疆土，而疆土之外则被称为四至。

分封制的核心是宗法制，而维系宗法制的基础为嫡长子继承制。

王畿是西周国家的政治中心，受周王室的直接行政支配；封国则在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名义下实行独立管理

分封制的实行说明周天子不具备对于天下的全部掌控能力，他直接拥有的实力只能控制王畿，王畿以外则通过分封委托给他人管理。

所有交通冲要地带均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与政治地理意义，地处这些地方的姬姓诸侯国不仅承担控制四方、拱卫王室的任务，而且空间上对非姬姓封国形成分割之势，进一步发挥监视、牵制非姬姓封国的作用

郡县制作为全国性的政治制度出现于秦代，但制度的产生与实施却早在战国乃至春秋时期。

二 郡县制与地方行政管理

秦代采取郡、县两级行政区进行管理，县一级行政区1000多个，保持相对稳定，郡一级行政区数量却有过多次变动。

刘邦这次分封实属迫不得已，南征北战中这些功臣拥兵据地，已经具备割据之实，分封不过是对事实的承认。汉初的分封不仅不是刘邦的意愿，且对国事初定的汉王朝而言也存在着再度分裂的危险，仅就一级行政区——郡而言，七国共领支郡二十二，中央直接统辖二十四郡，异姓王封地俨然占了半壁河山。

汉代的封建与西周的封建有实质的区别，西周为层层封建，汉代封建只及一层，诸侯王国之下依然实行郡县制，即每个王国另有三四个、五六个郡不等，因此汉代的分封只是郡县制的变形

西汉初年州的设置原本是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对地方官员加以监督，故后来的变化也必然从偏离最初监察区的本意开始，到彻底改变州的性质，变监察区为行政州终。

监察官与监察区的设置原本针对执掌地方权力的郡太守，却在历史的发展中转变为自己监察对象本身，这一政治区职能的转变带来的不仅是增加了一个行政层级，而是凭借统领一州之资源而获得力量的豪强集团，而豪强集团之间的厮杀，却成为三国、南北朝战争与纷乱的背景。

遥领就是以不属于本国的州郡设置刺史、太守，而虚封则是受封的诸侯王只有虚号，其封土则在他国境内

双头州郡也是见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非正常地方行政建制，一人带二州刺史，或一人领两郡太守，且两州、两郡同治一地，均属于双头州郡

唐中后期实际存在三级行政区，形成方镇——州——县三个行政层级。

兵权归上、以文制武的方略成功地将兵权从节镇手中收归中央。

无疑，宋代中央集权确实保证了政权的完整，弭除了藩镇割据的分裂隐患，但由此也导致政治上的冗官、冗政，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耗费大量资财之外，严重影响办事效果，上下推诿，互相拖沓，误事误时。

辽、金、元三朝均为非农业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针对地方管理均设置了两套系统：一套以农耕民族所在区域为管理对象，仿效农业民族政权的管理方式，设置对应的行政体系与行政空间；另一套以非农业民族为管理对象，有着与这些民族传统经济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军事活动完全吻合的组织特点与空间范围。这些王朝就地方行政管理而言，均具有鲜明的“一国两制”特点。

元朝行政区的层级达五级之多，一级行政区为行省，行省之下为路、府、州、县，有的地方在行省与路之间还设有由行省派出的宣慰司管辖的道，行政区层级之多开历史之先河。

明中后期为了协调地方事务、应对重大事件，三司之上设置了总督、巡抚，最初为临时派遣，后变为常制。巡抚负责一省的军事、行政、财政、司法、监察等事务；总督的职责是调度兵马。

事实上，从公元前3世纪秦王朝将郡县制确立为全国性的政治制度，在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较量中，在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反复摸索中，逐渐将权力的准星定在国家利益与中央集权一线；而这一历史性的关键转折出现在唐宋两代，唐及唐以前各代地方分权不断表现出优势，自北宋时期中央集权成为权力分配的主流，以此为核心形成的组织体系与权力制衡举措既在历史时期发挥作用，也随着时代更替而被继承下来并融入现实政治之中。

第十讲 空间的政治——行政区划界原则与历史渊源

总结历史时期的划界原则，大致出于两类，即“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

一 “随山川形便”行政区边界

“随山川形便”是依凭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物作为行政区边界，使行政区与自然地理区保持一致的划界方式。

境界不仅圈定了官员的施政空间，自身所具有的地理意义也作用于其圈定空间的政治、经济、军事。

“随山川形便”原则下行政区内自然环境与人文习俗统一，便于管理、便于沟通，就管理而言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 “犬牙交错”行政区边界

“犬牙交错”划界原则所强调的是界限选择不一定与山川形势完全一致，这一原则下山川之险融入区域之内，不仅形成政区之间互相牵制的地理形势，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割据者拥险自守的屏障。

“犬牙交错”确定行政区界限的目的在于将天险消融在同一行政区内，且利用地理单元之间的空间关系制约天下，抑制割据。

这种划界结果几乎导致任何一个行省都没有天险可以作为屏障，曾经跃马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子孙建立的强大蒙元帝国崩溃于顷刻。

三 “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划界原则对当代的影响

如今中国一级行政区中山西、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青海、海南等省区均基本位于完整的地理单元之内，边界具有“随山川形便”的特点；陕西、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省则体现出明显的“犬牙交错”原则。

随山川形便”原则下确定的行政区边界非山即河，这类地貌条件下的边区，首先因环境恶劣、交通闭塞而经济发展落后。

省际边界经济发展在受到山川地形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之外，地方保护意识尤为明显，产业趋同、龙头企业少、市场无序竞争，这些现象使原本经济落后的边区又套上了一重桎梏。

边区的地理条件导致行政疏于管理，被人们称为“三不管”地带。然而正是这样的“三不管”地带造就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历史上之所以形成这一“犬牙交错”的政区空间形势，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大河以南黄患频繁，灾荒不断带给朝廷的税收问题，另一方面朝廷也有将大河天险消融在同一政区之内的意图。

江南与淮北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同步的，将经济发达的江南与欠发达甚至多灾的淮北包容在同一行政区内，不仅实现了经济水平的“犬牙交错”，且面对黄河、淮河带给淮北地区的灾害，没有非常之难不必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省内即可自行解决。

人类立足在大地之上，利用的不仅仅是资源与环境，空间与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也必定影响将来。

第十一讲 历史交通地理（上）——华北、内蒙古、东北三大区域的道路系统

公元前3世纪秦帝国建立，在完成政治统一的同时，凭借驰道的修建，使车同轨、书同文成为秦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建了中国最早的道路交通网。

一 太行山东麓道路与重要战例

太行八陉均呈东西走向，与太行山东麓南北向道路相接，连接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共同组成交通网络。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均与交通道路密切相关，且太行山东麓道路与井陉的作用尤其关键。

三 燕山山脉与华北通向东北的道路

燕山山脉东西向延伸，横亘在华北平原的北端，山体自西向东设有三个关隘，分别为古北口（位于今北京密云县）、喜峰口（位于今河北迁西县）、山海关（位于今河北秦皇岛市），与三个关口相连接的则是华北通向东北的主要道路。

一 “关中”的得名、道路系统与重大历史事件

关中平原在渭河、泾河、洛河等河流的冲积下堆积了深厚的沃土，依凭沃土良田与丰富物产，素有“天府之国”之称。

二 川陕交通道路与重要战事

川陕交通因翻越秦岭与巴山形成两部分路段，一段为越秦岭道路，另一段为越巴山道路。

子午道：子午镇→子午谷→秦岭→石泉→饶风关→南子午镇→城固→汉中傥骆道：周至→骆谷关→洋县→傥水→城固→汉中褒斜道：郿县→留坝→褒城→汉中陈仓道（亦称故道）：宝鸡益门镇→清姜河→略阳→勉县→汉中

古称北方为子，南方为午，子午谷因位于汉长安城南而得名。

诸葛亮主持的五次北伐，三出祁山，一出故道，一出褒斜道。

金牛道：勉县→宁强→广元→昭化→剑门→绵阳→成都
↘阆中→南充→重庆
米仓道：汉中→巴中
洋巴道：洋县→镇巴→达县

四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冬小麦的传入就是丝绸之路上民间往来的结果。

大约6—8世纪出现的突厥化过程，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文化更迭。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不仅是宗教，汉代胡桃、葡萄、胡瓜、胡葱、胡椒、胡桐、胡萝卜等水果、蔬菜十有八九来自西方，此外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和杂技等也在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被带到东方。

一 运河的开凿与主要运河的流向

邗沟、菏水两段运河的修造，沟通了江、淮、河、济这被古人视为独流入海的“四渎”间的联系，同时也成就了陶这座城市的繁荣。

李唐王朝是隋代运河的直接受益者，南北两大经济区的沟通促进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且成为北方政治中心需求物资的重要供给地，有力地支撑了政权的存在。

北宋以开封为中心，除汴渠外，又于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凿了广济河（即五丈河）、金水河及惠民河，此三渠与汴渠并称为“通漕四渠”。

二 天然河道的利用与岭南交通

南岭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江河的分水岭，岭南之地即今广东、广西所辖地区。

第十四讲 地理形势与古代战略空间的演变

站在今天的立场逆向看历史，“棋盘型格局”或许存在，但历史毕竟是顺向发展的，依循时间序列，中国核心政权从中原向四周的空间扩展中，应该存在一个始终如一且贯穿历史的大战略，以及制约大战略的大地理。

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空间发展进程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的武力争雄、文化交融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大战略。

一 从西向东的政治空间与战略进程

固然政治律令、军事谋略、民心人望始终左右着这些历史事件的发展，但这些起步于西部的政治力量最终能够以弱胜强，地理因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代地理学家定义关中平原为秦岭以北，西起宝鸡，东至潼关的渭河冲积平原，东西约360公里之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八百里秦川”。

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

这是说唐代山东尚指太行山以东河北一带，时至南宋、金南北对峙时期则已向东推至青、齐之地，即今山东。

二 从北向南的人口流动与军事交锋之地：淮河流域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元帝率中原衣冠士族以及百姓南渡，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继此之后，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又导致北方人口第二次、第三次大规模南迁。

当代地理学告诉我们，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这里包含着年降雨量800毫米等值线、一月份0℃等温线、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等一系列重要地理界限，难道早在千余年前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地理差异，并且以之来界分彼此吗？事实上并非如此。

淮河流域并非独立地理区域的特点，在政治与军事上自然造成“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即长江、黄河流域互相以淮为屏障的结果。

仅就地理而言，淮河流域毫无争议地处于四战之地，南北之间的军事交锋不在于河，也不在于江，而在于淮。

三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战事与长城的地理学意义

民族的分异，首先表现于依赖自然环境而建立的经济生活方式，其后才是习俗与宗教。

因此在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关系史中，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

第十五讲 历史城市地理的基本问题——城市产生、城市地域空间格局与都城内部结构

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量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之外，也能够养活非生产者的时候，城市才会出现。因此当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铺在城市形成之路上的基石却是农业生产的进步

一 城市产生、发展的地理过程

史前时期古人的步履连缀成行，沿太行山东麓与燕山山前形成的道路交汇之处就是今天的北京，其凭借交通不仅可以汇聚天下之财，也可以控制天下之权，太行山东麓与燕山山前的道路正是成就北京的关键。

农业是立足的根本，交通是壮大的基础，凭借两者，王权将分散且独立的农业聚落置于统一的控制之下，并实现人力、物力向一地集中，由此农业聚落发展为城市。

康熙七年（1668）清廷为了保存“龙兴之地”取消《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对东北地区实施了长达190年的封禁。

清后期的边疆危机使“移民实边”成为朝野的共识，关禁彻底打开了，真正意义的“闯关东”从这时开始。

二 中国古代城市地域空间格局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存在两套层级：一套为因政治管理而建立的行政体系；另一套则为因经贸活动而形成的经济层级

中国历史从分封制进入郡县制，城市仍然是政治中心，但不再是封建领主的统治中心，而是各级官员的施政中心。

虽然郡县制下不存在分封制的领地限制，但小农经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传统农业的产业特点决定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几乎不存在物资、人员、资金往来，因此也无从建立城际间的经济关联，至少明朝之前是如此。

明以前，中国几乎不存在因经济而关联的城市体系，仅存在由于政治统辖而建立的城市间上下相属关系。

从地理学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乡村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人口——农民而言，不存在服务地的级别问题，被施坚雅称为标准市镇的乡村集市是在自然经济与农民自然选择中形成的，这一级别以上的中心地即都城、省城、府、州城以至县城，只要不在一日往返路程之内，都与农民没有直接关系。

四 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地理基础

中国古代城市以政治中心为主兼具地区经济中心的特点，使城市生长必然依托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供给充裕的经济腹地，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城市选址的地理基础。

都城选址突出地理因素中的哪个环节，并非一成不变，历史进入战国，直至秦统一，军事地理对于都城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兼具政治、军事乃至经济优势之地就是关中，其地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故后人诗文中有“关中自古帝王都”之说。

历史时期沿黄河一线设置的都城，在优先选择军事屏障还是经济补给之间反复徘徊，取此必失彼，最终以北宋王朝的覆灭而终结了都城沿黄河一线东西之间变换的历史。

都城选址在整个国家宏观视角下，既是地理选择，也是政治选择，而将所有选择原则归结为一点，就是保证长治久安。而长治久安的内涵不仅在于时间，政治上得以号令全国、文化上拥有根基、经济上保障供给、军事上实现自保，均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