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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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逆其惯常之理以爬梳历史。
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与新困惑
《[[想象的共同体]]》最著名的观点是：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
《[[想象的共同体]]》的基本论点：民族—国家不是由宗教、语言、族群等社会要素决定的，恰恰相反，它是想象的产物。
50年的日本殖民历史、战后至今未脱的美国被保护地地位、冷战时代西方势力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桥头堡、后冷战时代保障美国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大陆的新阵地，所有这一切才是台湾分离主义的想象政治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这是霸权构造下的分离主义政治，而非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
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
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公正地表现自我；我们尚未形成一致的思想境界，因为这种境界需要直言的批评、真实的创新以及真正的努力，而我们既未曾创造也未曾经历过这一切。
他不仅从他的老师身上“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10]，也强烈体会到爱国主义的高贵、可敬与合理。
他是一个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一般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入戏的观众”（spectateur engage）。
。从一开始，他就认定胡志明与美国的对抗，其根源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而苏加诺虽然远不及胡志明，但他被一个由美国撑腰的残酷军事政权推翻，却使他轻易地“获得了犹如（匈牙利的）柯许特（Kossuth）般的（民族英雄的）悲怆”。
安德森的研究起点是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
然而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因此，安德森极力区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对他而言，种族主义的根源不是“民族”的理念，而是“阶级”的意识形态。
他则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 ( narrative ) 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二，安德森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
安德森所关切的“职责”是如何使民族认同“历史化” ( historicize ) 与相对化：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对他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是历史的产物，唯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共存之道，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
第二版序
有谁会想到那风暴越远离伊甸园就吹得越猛烈呢？
所谓布迪厄式论证指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如何产生“实体化”(reification)效果的理论。
我最初的计划就是要强调民族主义在新世界的起源
人口调查对人的抽象量化/系列化，地图最终将政治空间识别标志化，以及博物馆的“普遍的”、世俗的系谱建构，这三者以彼此相关的方式，促成了殖民地政府这种想象的形成。
第一章 导论
这几场战争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们是在几个无可置疑的独立革命政权之间最早发生的战争，同时也因为交战各国中没有任何一方尝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为这些战争进行辩护。
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民族的本质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
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
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第二章 文化根源
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
如果神圣而沉默的语言是人们想象昔日那些伟大的世界的共同体的媒介的话，这种幻想的现实性则系于一个对于当代西方思维而言颇为陌生的理念——符号的非任意性。
“我所能说的就是当一个共同体内部为数众多的一群人认为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民族，或者表现得仿佛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时候，一个民族就存在了。”
以中国为例，如果从“相互可理解性”(intercomprehensibility)的标准来衡量，许多所谓中国的“方言”(如吴语、赣语、粤语、闽北语、闽南语)，其实根本是各自独立的“语言”(language)。所谓“国语”或“普通话”之成为“标准语”，而闽南语、粤语沦为“方言”，并非基于语言学上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特别是民族主义——的考虑。
首先，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进行的探险的影响。
第二个因素是神圣语言自身地位的逐步式微。
拉丁文的衰亡，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过程，也就是被古老的神圣语言所整合起来的神圣的共同体逐步分裂、多元化以及领土化的过程的一个例证。
早在旧的正当性原则无声无息地消亡之际，很多君主早已在探求“民族的”标志了。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目光短浅地认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就真是从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之中孕育，然后再取而代之而已。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
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完全以视觉和听觉来表现对现实的想象的世界。
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
人人都知道他的房子就跟他的国家一样，除了对商业和新奇大胆的观念恕不奉陪以外，对任何人都是来者不拒的。
这栋房子从小说的“内部”时间向（马尼拉的）读者的日常生活的“外部”时间的因果推移，犹如催眠术一般地确认了一个单一的，涵盖了书中角色、作者与读者，并在时历中前进的共同体的坚固的存在。
这里，从孤独的主角在一个融合了小说内外世界的、固定的“社会学的情景”的移动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民族的想象”在发生作用。然而这个恶汉冒险小说式的“周游地平线之旅”——医院、监狱、偏远的村庄、修道院、印第安人、黑人——并不是“环游世界之旅”。这个地平线是有清楚边界的： 那是殖民地时代的墨西哥地平线。没有
这个被想象出来的关联衍生自两个间接相关的根源。第一个不过是时历上的一致而已。报纸上方的日期，也就是它唯一最重要的表记，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54]在那时间内部，“世界”强健地向前奔驰而去。
第一个概念认为特定的手抄本（经典）语言之所以提供了通往本体论真理的特权途径，恰恰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真理的一部分。正是这个理念孕育了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和其他跨越各大洲的信仰集团（sodalities）。第二个概念则相信社会是自然而然地在至高的中心——和其他人类隔绝，并依某种宇宙论的（神意的）律则施行统治的君王——的四周与下方组织起来的。人的效忠必然是层级而向心的，因为统治者和神圣经典一样，既是通往存有之路，同时也内在于存有之中。第三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宇宙论与历史无法区分，而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合在一起，这些观念遂将人类的生命深植于事物本然的性质之中，对存有的日常宿命性（最重要的是死亡、损失和奴役）赋予某种意义，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提供从这些宿命中获得救赎之道。
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
第三章 民族意识的起源
第二，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fixity)，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之后，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
对我们而言，“现代服装”这个用暗喻的方式将过去等同于现在的理念，事实上反讽地承认了过去与现在命定的分离。
“印刷品鼓励了人们对不能在任何单一教区之内找到支持者的种种主张，以及对从远处向一群无形的群众宣扬其主张者的默默追随。”
在论及中产阶级在物质上的无政府状态与抽象的政治性的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时，奈伦观察到：“代议机构将真实的阶级不平等转化成抽象的公民平等主义，将个人的自私转化成一个非个人的集体意志，将原本会是一团混乱的东西转化成一个新的国家正当性。”
第四章 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
尽管民族主义运动有时候对民主抱有敌意，但他们的主张一定都是民粹主义式的，并且始终设法将下层阶级引进到政治生活中。典型的民族运动的形态，是一个活跃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领导群，试图动员群众阶级并将其能量诱导向对新国家的支持上。
为什么正好就是欧裔海外移民的共同体会这么早就发展出他们的民族概念——而且远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之前？为什么像这种通常包含了众多受压迫的、不说西班牙语的人口的殖民地省份，会出现有意识地将这些民众重新界定为自己同胞的欧裔移民？还有，为什么他们又会对明明和自己有着多重的系属关联的西班牙(Spain)[14]视如外敌寇仇？为什么已经平静地存在了近三个世纪之久的西属美洲帝国会如此突然地分裂成18个不同的国家？
在某种程度之内，美洲行政单元的原始形状是任意而偶然的；它们标志的是特定的军事征服的空间界线。但是，时日一久，在地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它们发展出了一种较稳固的现实性(a firmer reality)。
想要了解为何行政单元——不只是在美洲，在世界其他地方亦然——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会逐渐被想象成祖国，我们必须探究行政组织创造意义(meaning)的方式。
在这个脉络里，我们应该要记得虽然印刷术最初是在中国发明的(可能在欧洲之前500年)，但它之所以不曾在那里产生重大的——更不用说革命性的——影响，正是因为那里没有资本主义。
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工具理性——最大的优点即依才能而非出身来进行甄拔与晋升——在大西洋东岸以外的地区仅仅断续地产生过作用而已。
是什么因素使得这样的排斥在母国看起来是合理的呢？无可置疑，是由来已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以及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人与欧洲势力向全球扩散而成长的生物学和生态学上的污染概念这两者的合流所致。
他们的出现使得一种预示了现代种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盛行起来。
人们非常容易就会作出方便而庸俗的推论，认为欧裔海外移民由于出生在地球上野蛮未开的这一半，本性就有异于——并且低劣于——母国人，因此也就不适于担任较高的公职。
被束缚的总督领地朝圣之旅要等到其旅程所涵盖的范围能被想象为民族之后——换言之，要等到印刷资本主义来临之后——才开始具有关键的重要性。
地方性(provinciality)始终是这类报纸的一个饶富意义的特征。
报纸这个概念本身就隐然意味着，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都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的想象之中
就此意义而言，西属美洲试图创造一个永久的泛西属美洲的民族主义的“失败”，同时反映了 18 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和科技发展的一般水平，以及西班牙资本主义与科技相对于其帝国管辖范围而言的“地方的”落后性。
在完成这项特殊任务的过程中，朝圣的欧裔海外移民官员与地方上的欧裔海外移民印刷业者，扮演了决定性的历史性角色。
第五章 旧语言，新模型
第一，在几乎所有这些民族主义中，“民族的印刷语言”都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而西班牙语和英语在革命的美洲从来就不是议题。第二，他们全都得参照远方的——以及在法国大革命的骚动后，不那么远的——先行者所提供的可见的模式而行动。
“语言变得不再是一个外在权力与使用语言的人类之间的联系，而是由语言使用者在他们自己之间所创造、成就出来的一个内部领域(internal field)。”
霍布斯鲍姆的警语“学校和大学的进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正如学校，尤其是大学，是民族主义最有意识的斗士”，也许未必适用于其他时空，但对于19世纪欧洲而言则当然是正确的。
直到18世纪中期，德国、法国和英国学者非凡的劳作，不仅使几乎全套的希腊文经典及其必需的语言学和辞书类的附属品能以方便的印刷品形态出现，并且还经由数十部相关书籍的出版，重新创造了一个闪亮的、充分异教徒式的、古代的希腊文明。
所有这些字典编纂者、语言学家、文法学家、民俗学家、政治评论家和作曲家并不是在真空中从事他们的革命活动的。毕竟，他们是印刷出版市场的生产者，而且，通过那个寂静的市集，他们和消费大众被联系起来了。
官僚机构的扩大——这也意味着官僚的专门化——为在此之前不得其门而入、为数众多且出身背景远为多样的人开启了仕途之门。
商业与工业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则当然是极不平均的——有些地方迅速而强大，但有些地方却缓慢而发育不良。但是不管在哪里，这种“兴起”都必须从它和方言印刷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理解。
从世界史的角度观之，资产阶级是最先在一个本质为想象的基础上建立内部连带的阶级。
换言之，权力与印刷语言在地图上各自管辖着不同的领土。
在这些新的以方言想象出来的共同体中，城市和乡村地区的群众参与到什么程度自然也有很大的差异。这有很大部分取决于这些群众和民族主义的传道者之间的关系。
民族主义的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邀请群众进入历史之中；而且这张邀请卡得要用他们看得懂的语言来写才行
这说明了何以早期欧洲民族主义就算是由最落后的社会集团来负责领导煽动群众的，他们的“民粹主义”的性格也较美洲来得深刻：农奴制一定得废，合法的奴隶制是无法想象的——正因为那个概念的模式已经稳稳地生根了。
富有启示性的是，1776年的《独立宣言》只提及“人民”(the people)，而“民族”(nation)一词要到1789年的宪法中才首次出现。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对这些“官方民族主义”最好的诠释是，将之理解为一种同时结合归化与保存王朝的权力，特别是它们对从中世纪开始累积起来的广大的多语领土的统治权的手段，或者，换个表达方式来说，是一种把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大的身躯的手段。
若想定位“官方民族主义”——即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最重要的是要记得它是在 1820 年以来蔓延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之后，并且是由于对这些群众性民族运动的反动 ( reaction ) ，而发展出来的。
为什么在18世纪末的苏格兰，尽管存在着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一个非常杰出的知识分子阶层，却还是没有出现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
苏格兰的政客来到南方参与立法，而苏格兰商人可以公开进出伦敦的市场。事实上，和北美13个殖民地恰成完全对比的是，在所有这些通往中心的朝圣者之路上都没有任何障碍。(
换言之，直到1857年大叛变爆发以前，统治“印度”的还是一个商事企业——不是一个国家，当然更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英国化政策在全世界各地制造出数以千计的帕尔。没有什么会比这个事实更能凸显出英国官方民族主义的根本矛盾，即帝国与民族内在的互不相容了。
最能解释为什么这个民族主义甚至在统治圈之外也会开始带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性格的，是以下两个因素：日本长期孤立的遗泽，以及官方民族主义模式的威力
然而，日本几个世纪的孤立意味着[31]：对国际事务中的对等性完全无知。“攘夷论者”以基于国内的阶层支配体系(hierarchy)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因此，“国际”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简化成一个二择一的问题：征服乃至并吞对方，或者被对方征服和并吞。如此，由于没有更高的约束国际关系的规范意识，依照权力政治的准则，在昨天还是消极的防卫意识，到了明天就突然变成了无限制的扩张主义。
就算是不特别抱有什么厕身强权企图心的国家，一旦该国的统治阶级或是他们的领导者感到以民族之名而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向全球的扩散已经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们还是可能自觉地遵循这个模式。
如此，“华人”就看起来像是深深威胁到王朝原则的一种群众性共和主义的先锋了。
当一个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正在浮现时，面临将要从这个共同体之中被边际化或被排除在外威胁的支配集团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性的先期策略(anticipatory strategy)。
慢慢增加的识字率(到1869年已占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印刷马札尔语的扩散以及一个规模虽小却很有活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阶层等因素都刺激了一个以迥异于贵族的方式被想象出来的、群众的匈牙利民族主义的成长。
主张每个民族独立管理其民族事务，而所有民族将结合为一个国家以维护共同的利益
在一个“历史”本身还普遍被理解成“伟大的事件”和“伟大的领袖”，还被想象成是由一条叙述(narrative)之线所串成的一颗颗珍珠的年代，人们明显地会忍不住想要从古代的王朝中解读这个共同体的过去。
几乎在每一个个案中，官方民族主义都掩盖了民族与王朝的矛盾。这正说明了何以会有这个世界性的矛盾：斯洛伐克人要被马札尔化、印度人要被英国化、朝鲜人要被日本化，但他们不会被允许参加会使他们能管理马札尔人、英国人或者日本人的朝圣之旅。
第七章 最后一波
这也说明了为何我们会常常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和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这种群众的和官方的民族主义之混合，是由欧洲帝国先后创造出来的两种异常事物所造成的：众所周知的边界的任意性，以及颤巍巍地悬在各种各样的单语人口上的双语的知识分子阶层。
稍早，我曾论证18世纪晚期帝国的行政单元之所以会逐渐产生一种民族的意义，部分是因为这个单元将欧裔海外移民官员的向上之旅限制在其边界之内。
第三，是经由殖民政府与私人的宗教和世俗的组织之手所推动的现代化教育的扩散。
统一的教科书、标准化的文凭和教师证书、受到严格管制的年龄群划分[10]、班级和教材，这些因素本身共同创造了一个自足的、有连贯性的经验世界。
像“本地人”和“土著”之类的概念永远不能变成真正一般化的种族主义概念，因为它们总是隐含了根植于某些特定居住地域的意义。
大体而言，“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者所遵循的教育政策有两个根本目标，[18]而这两个目标最终都促成了“印度支那”意识的成长。目标之一是打破被殖民族群和紧邻印度支那的外部世界之间既有的政治文化关系。
教育政策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培养一批精心计算过的一定数量的能够说写法语的印度支那人；他们的功能是充当一个政治上可靠、心怀感激、并且被同化了的本地精英阶层，以及填补殖民地的官僚机构和较大型企业组织内的下层职位。
一方面，政府出版了数以十万计的国语入门教材，大大地加速了由这个欧洲人发明的书写符号的扩散，结果无意中却在1920年到1945年期间帮它变成了那个表达出越南的文化(和民族的)团结的群众性媒介
不过一些研究日本的学者曾告诉我说近来出土的最早的皇冢强烈暗示着天皇家原先可能是——多么恐怖啊！——韩国人。日本政府已经强烈地阻止对这些遗址的进一步研究了。
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 ( particular solidarities ) 。
语言不是排除的工具(instrument of exclusion)：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学习任何一种语言。恰好相反的是，它根本上是具有包容性的(inclusive)。它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巴别塔(Babel)的宿命：没有人的生命长到足以学会所有语言。
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至高无上的规范的世界里，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如今即使没有语言的共通性，民族也还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不是以一种朴素的“我们美洲人”(nosotros los Americanos)的精神，而是出于一种对已经被现代史证明为可能的事物的普遍知觉。
1891年，在首次纪念施维茨(Schwyz)、上瓦尔登(Obwalden)和下瓦尔登(Nidwalden)三地联邦600周年的庆典当中，瑞士政府“决定”以1291年为瑞士“建国”的日期。[42]这样一个等了600年才作出的决定有几个有趣的面相，并且也暗示了瑞士民族主义的特性不是它的古老，而是它的现代
第二个因素是这个国家的落后(而这个因素连同它那令人难以接近的地形与可利用资源的匮乏，使它能够免于被更强大的邻国兼并的命运)
“最后一波”的民族主义——大多发生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就起源而论乃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新式全球帝国主义的一个反应。
第八章 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为什么人们随时愿意为这些创造物献身。
从这个模式中，殖民政府(colonialstate) colonialstate当中的state在此指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它强调的是韦伯(Max Weber)著名的“在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定义所凸显的行使垄断性权威的“统治机构”角色。
但对大多数来自任何一个阶级的一般人而言，民族这个东西的整个重点正是在于它是不带有利害关系的。正因为这个理由，民族可以要求（成员的）牺牲。
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所以今天就算是最独立的国家，不管它们在实际上把手续弄得有多困难，也还是接受了归化（naturalization）（多么美好的字眼！）的原则。
虽然每种语言都是可学得的，但要学得语言需要耗费一个人生命的相当部分时间：伴随每一次新的征服而来的，是逐日缩短的剩余岁月。限制人们接触其他语言的并非这些语言之难以渗透，而是人自身生命的短暂。这就说明了所有语言都有某种隐私性。
事实上，民族主义乃是从历史宿命的角度思考的，而种族主义所梦想的却是从时间开始经由一系列永无止境而令人作呕的交配传递下来的永恒的污染——这是发生在历史之外的。
官方民族主义通常是受到威胁的王朝和贵族集团——上层阶级——对群众性方言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反应。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是试图结合王朝的合法性与民族共同体的那个“帝国”的概念的主要成分。
快速扩张的官僚机构与“俄罗斯化”政策使殖民帝国容许大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舞台周边——帝国领域内除了母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扮演贵族的角色。
和母国的军队有着恶名昭彰的差别，而且甚至常常连正式制度都不同的殖民地军队，可谓是穿上了封建贵族式服装的资本主义的最佳例证。
地军队强调的就是荣耀、肩章、个人的英勇作为、马球以及军官特有的一种带有古风的优雅。（他
从殖民地种族主义衍生出来的贵族或准贵族特质的另一个发人深省的指标，是不问其内在对立冲突而将来自不同殖民母国的殖民统治者联结起来的，典型的“白人的团结”（solidarity among whites）。
一个令人注意的事实是，被称为“反向的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的那种暧昧的东西很少出现在反殖民运动中。此事
语言——不管他或她的母语形成的历史如何——之于爱国者，就如同眼睛——那对他或她与生俱来的、特定的、普通的眼睛——之于恋人一般。通过在母亲膝前开始接触，而在入土时才告别的语言，过去被唤回，想象同胞情，梦想未来。
第九章 历史的天使
因为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所以就把自己想成是“领先”法国、瑞士和美国社会，但因为它们又有着较低的生产力、生活水准和落后的科技的特性，这几个社会也同样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落后”的。
今日的越南人骄傲地保卫被一个19世纪的嘉庆皇帝以轻蔑态度发明出来的“越南”——这个事实让我们想起了赫南(Renan)那句民族必须要“遗忘很多事情”(oublíe bien des choses )的警语，不过它同时也吊诡地提醒了我们民族主义所拥有的想象力。
这类民族主义从过去、现在到未来都不曾改变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官方性格——也就是某种发自国家，并且以服务国家利益为至高目标的东西。
他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知觉到一连串的事件之处，他所看到的却是持续堆积起一层层的残骸，并把这堆残骸丢到他跟前的一场单一的大灾难。天使想驻足于此，唤醒逝者，并还原那已被打碎的事物。然而一场风暴由伊甸园席卷而至；风暴猛烈地攫住他的双翼使他再也无法阖翅。这风暴势不可挡地把他推向他所背对的未来，而他跟前那堆残骸却已在此时成长拔高到天际了。这风暴就是我们唤做进步的东西。
第十章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这三种制度是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这三者一起深刻地形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在其统治下人类的性质、领地的地理、殖民地政府的家世（ancestry）的正当性。
第一个结论是，越到殖民后期，人口调查的范畴就越来越明显地变成纯以种族来界定的范畴。[3]
人口调查的虚构性就在此：每个人都在里面，而且每个人都占据了一个——而且只有一个——极端清楚的位置。“一律整数”，没有分数（No fractions）。
这个框架的力量竟强大到把这类证据都挤到斯科特的想象的角落去了，所以他就很难看出那个前殖民时期的“阶级结构”其实是从西班牙商船上流传的种种消息中创造出来的一个“人口调查”的想象。不管他们到哪里，“贵族”和“奴隶”都会浮现，而这些“贵族”和“奴隶”也只能被一个新生的殖民政府以“贵族”和“奴隶”这样的范畴——也就是只能被以结构性的方式——集合起来。
由此，19世纪70年代的人口调查专家的真正革新不是建构族群—种族的分类，而是对这些分类所做的系统性的量化。
被欧洲殖民者带进来的麦加托式地图（Mercaiorian map）通过印刷品，正在开始形塑东南亚人的想象。
泰国的领导者要等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把边界想成地图上的连续线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的连续线并不相应于任何地面上的可见之物，而是划出了夹在其他主权之间的一块排他的主权范围。
和人口调查一样，欧洲式的地图是在一种概括一切分类方式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而且这些地图将制图的官僚和地图的消费者导向了具有革命性后果的政策。
地图先于空间现实而存在，而非空间现实先于地图存在。换言之，地图是为它声称要代表的事物提供了模型，而非那些事物本身的模型……它已经变成将地球表面的投影图具体化的真实工具了。
新式地图帮忙把人口调查的正式机构所想出来的这些没完没了的系列范畴实实在在地分离开来了。而反过来，人口调查则通过某种人口学式的三角测量从政治上填满了地图那徒具形式的地形图。
因其立即可以辨认与随处可见的特质，作为识别标志的地图深深地渗透到群众的想象中，形成了正在孕育中的反殖民民族主义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象征。
因为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museumizing imagination）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
以这样的方式被博物馆化以后，这些古迹就被改头换面成为一个世俗的殖民地政府统治权威的标志（regalia）。
正是它的统治权威标志的那种司空见惯的、无限的可复制性透露了国家机器的真正权力。
它所呈现的，是作为国家权力标志以及作为“当然，那就是它”的识别标志的婆罗浮屠。成为一个民族认同象征的婆罗浮屠是最强大的，因为经由无限多的一连串完全相同的婆罗浮屠，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它的所在地。
那么，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就如此相互关联地共同阐明了晚期殖民地政府思考其统治领地的方式。这种思考的“经线”是一个包括一切，而且可以被无限弹性地运用到任何在国家的真正控制下，或者国家想要控制的事物的分类框架：人民、地区、宗教、语言、物产、古迹……这个框架的效用是对任何事物都能够说：它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它属于这里，而不是那里。它是有边界的，有确定数量的，也因此——原则上——是可以计算数量的。
因为殖民地政府不只渴望要在其控制下创造出一个完全可见的人类景观；这种“可见度”的条件是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都（可谓是）有一个系列编号。[37]这种形态的想象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航海术、天文学、钟表制造术、测量术、摄影与印刷术的科技——更不用提资本主义那深刻的驱动力——的产物。
最终的合理结果就是识别标志——不管是“帕甘”还是“菲律宾”的标志，都一样——通过其空洞性、缺乏脉络、在视觉上的容易记忆，以及在每个方向都同样无限的复制性，将人口调查和地图、经线和纬线一起卷入一场不可磨灭的相拥之中。
第十一章 记忆与遗忘
“新”与“旧”以历时性的方式（diachronically）结合在一起，而且前者看起来总像是在向死者召唤一种暧昧的祝福。
只有在当很大一群人能够将自己想成在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出现。
东南亚各殖民地和泰国开始大量需求中国的无技术劳力的时候。因为几乎所有移民在政治上都和北京断绝了关系，而且这些人都是操着彼此无法相互沟通的方言的文盲，所以他们之中有些人多多少少地被融进了当地的文化之中，而有些人则彻底附庸于正在向当地进军的欧洲人。[7]
因此，虽然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曾在约略与西欧人相同的时期大批远赴海外冒险，但是他们都未能成功建立完整、富裕，并且从属于一个伟大的核心母国的自觉的海外移民共同体。
上面所勾勒出来的美洲的双重性（doubleness）以及导致这种双重性产生的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民族主义会先出现在新世界，而不是旧世界。
。一种觉得与过去的激烈的断裂正在发生“炸开历史的连续体”的深刻感受，迅速地扩散出去。
对于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第二代民族主义运动”——也就是在大约1815年到1850年间在欧洲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们，以及对继承了美洲的独立民族国家的那个世代而言，他们已经不可能去“重新捕捉”他们的革命先辈那种“最初的美好而轻率的狂喜”了。
一旦人们开始从连续性的角度思考民族，就很少有什么东西会比永远无法确定起源日期的语言更显得深植于历史之中了。
米什莱不只宣称要代表大量的无名死者讲话，并且还以一种辛辣的权威坚持他能够说出他们“真正”想说的话和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并“不了解”。从那时开始，死者的沉默就不再构成发掘他们最深沉欲望的障碍了。
因为费敏还愉快地想着要“消灭”活生生的印第安人，但许多他在政治上的孙辈人物却已经开始着迷于“记忆”这些印第安人，或者事实上应该说是着迷于“为他们发言”了，而也许这正是因为这些印第安人到那时通常是已经被消灭了。
事实上，勒南告诉他的读者们要“已经遗忘”那些其实在他自己的话里面已经假设这些读者当然会记得的事！
必须“已经遗忘”我们不断被“提醒”的悲剧，这终究被证明是一种在较后期建构民族系谱的特有设计。
一个巨大的教育工业（pedagogical industry）不停运转，迫使年轻的美国人将1861年到1865年的相互仇视记忆/遗忘为一场“兄弟”之间的“内”战，而非——在一段简短时间内确实如此——两个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
十分类似地，虽然大体上苏联政府仍然持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读1918年到1920年肆虐帕米尔（Pamirs）和维斯瓦河（Vistula）之间地区的规模庞大的阶级斗争，但是在苏联的电影和小说之中这场斗争终究还是被记忆/遗忘成“我们的”内战。
然而，那种手足之爱（fraternity）的想象却出现得非常早，而且是在一种令人好奇的、真正受欢迎的情况下出现的；没有这种想象，就无法再确认手足相残的事实。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形是这个怪异现象特别好的例证。
依据其自身的性质，所有意识内部的深刻变化都会随之带来其特有的健忘症。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叙述就从这样的遗忘中产生。
这些叙述也是被放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中。因此它们的架构是历史的，而它们的背景是社会学的。
适用于现代人物的“叙述方式”，同样也适用于民族。知觉到自己深深植根在一个世俗的、连续的时间之中，并且知觉到这虽然暗示了连续性，却也暗示了“遗忘”这个连续性的经验（这是18世纪晚期的历史断裂的产物）——这样的知觉，引发了对“认同”的叙述的需要
然而，无视于当前的死亡率，民族的传记从布劳岱尔那冷酷地持续累积的墓园中攫取了堪为典范的自杀、令人悲痛的殉难、暗杀、处决、战争以及大屠杀。只是，为了要配合叙述的目的，这些激烈的死亡必须被记忆/遗忘成“我们自己的”。
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
人们逐渐觉得那使我们得以理解共时的、跨海配对的（synchronic， transoceanic pairings）即前述之平行存在的共同体。——译者注宇宙性的计时（cosmic clocking）带来了一种对社会因果关系的完全俗世的（intramundane）、连续性（serial）的观点；而对世界的这种感觉，如今迅速而深刻地支配了西方人的想象。
第二个论争意图是想扩大奈伦理论批评的范围，因为他的批评几乎完全针对古典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论争意图是想将民族主义的理论性研究去欧洲化(de Europeanize)。
附录一 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
第一个困惑是一个非常简单、却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你可能想到很多足以给出反例的事实，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国家有某种的信念，这种信念从何而来？
国家不下地狱，也不上天堂。它处于历史之中，是完全历史性的，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下场如何。
国家的存在条件生存于历史中，而地狱和天堂在历史之外。
羞耻感的最关键之处在于，你无法驱除它。因为在你与让你感到耻辱的人之间，存在一种无法割断的联系，这是一种非常紧密的个人情感。
知识分子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们谈论自己的国家，最终发现希望只存在于他们自身。
我们必须为未生者作出牺牲，我们在教育、税收、环境、国防必须做些什么，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那些仍未降临于世的未来。这种至关重要的民族主义所具备的力量，来自“自我救赎”的理念，无论我做了多少错事，但我至少为后代尽了最大努力。
孩子们是“对民族的善的保证”（guarantees of the goodness of nation），而我们则不是。
一个人怎样可以一方面是一个地方的公民，却同时是另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者。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这个问题将越来越多地出现
附录二 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悖论：以泰国为例
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时，不要关注那些你能看到的，而要观察那些你看不到的
泰国华人在公共空间是泰国人形象，在私人空间却是华人，有矛盾。作为华人，在低层次的社会生活中很容易，但上升到政治空间时就很困难，社会上层会非常强调他们自己是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