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笔记
基本信息
书名::[[棉花帝国]]
版权信息
珍妮纺纱机，这是工业革命中最早期的成果之一，极大地提高了纺纱的效率
坦奇·考克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
印度1876年大饥荒中的灾民。印度因为采取了棉花单一种植，在19世纪末遇到了严重的饥荒。
进行手工纺纱的甘地，这一形象成了印度独立中的标志性图像，而纺车也成了印度国旗中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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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产业是工业革命的“发射平台”。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一部分……有价值的贡献。
中文版序一
一部六百页厚重的史学作品能拥有如此的阅读人气，实属罕见。
（1）棉花为何在过去三百年中成了世界经济中最为成功的一种商品？（2）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为何能够借助棉花而生长成为一种全球性经济体制，不仅制造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南北大分流，而且还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大多数人类的行为方式？（3）棉花经济与全球化的关系是什么？棉花经济的全球化是如何发生的？推动它发生和演变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
棉花资本主义是一个关于控制和剥削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故事。
中文版序二
自大航海以来，历史发展的两种趋势不可逆转，一是全球化趋势，二是人类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趋势。
绪论
棉花不再由家庭种植并被纺成纱线织成布料，而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在美洲种植园里种植，供应数千英里之外的需求极大的工厂，而这些工厂又距离布料的最终消费者数千英里；在世界各大洋装载着美国南方棉花或英国棉纺织品的蒸汽船，取代了穿越撒哈拉沙漠驮运西非棉纺织品的骆驼商队。
世界如此彻底而迅速地重建，只是因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贸易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出现才成为可能。奴隶制、对原住民的剥削、帝国扩张、武装贸易、众多企业家对人民和土地主权的主张，是它的核心。我把这个系统称为“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
正如19世纪中叶的马萨诸塞州一位棉产品制造商爱德华·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所言：“没有任何其他一种产品，对这片土地的历史和制度有着如此强大而邪恶的影响；可能也没有任何一种其他产品，这片土地的未来福祉要更依赖它。
任何资本主义形态都不是永恒或稳定的。资本主义史上每一个新时刻都创造了新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冲突，促成了巨大的空间、社会和政治的重组。
第1章 一种全球性商品的兴起
四个在基因上不同的棉花品种：中美洲的陆地棉、南美洲的海岛棉、非洲的草棉和亚洲的树棉。
18世纪以前，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棉花单一种植，而当单一种植模式出现时，人们对更多土地和劳动力的渴望也随之而来
精明的观察家肯定注意到，欧洲第一批棉纺织品生产者，无论意大利北部人还是德意志南部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征服供应他们棉花原材料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教训。
第2章 缔造战争资本主义
对棉花产业的重铸最初并不是来自技术进步，也不是来自生产组织方式的优势，而是源于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跨越大洋投入资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愿。
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在这诸多震撼世界的地缘变迁中，从长远看来，最重要的是棉纺织业进入英国。
与印度纺纱工和织工不同，正在成长的英国棉纺织工人没有独立获得原料的渠道，也没有独立进入市场的方式。他们完全依附于商人——事实上，与印度同行相比，他们拥有更少的独立性和议价能力。
欧洲棉纺织业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之一是获得原材料较为困难。由于棉花不在欧洲本地生长，产业所必需的原料不得不从遥远的地方运来。
更加重要的是棉花有了一个新的来源：西印度群岛。
1770年之前，欧洲商人已经通过完善的贸易网络从不同地区里获取了这种珍贵的作物。除西印度群岛之外，欧洲商人的影响力还没有超出各个港口城市；他们既无力影响内地棉花的种植，也没有意愿去预付资金扩大棉花种植。棉花流向欧洲商人，是因为他们愿意支付那里的价格，但他们对棉花是如何种植的毫无影响力。此时，在这个全球的原棉关系网络中，当地的种植者和本地的商人仍然是影响力巨大的角色。特别是因为他们既没有专门从事出口棉花生产，也没有专门为欧洲北部的市场出口棉花。
国家特许的公司对遥远土地提出的私人政治权力主张，是对经济权力这一概念革命性的重新定义。国家与私人企业主共享对土地和民众的主权。
英国人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意味着织工逐步丧失了定价权。
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在早期的全球互动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不是全球贸易本身（因为对所有经济体影响有限），而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重塑商品生产过程的能力，以及这种生产所造成的难以预料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通过缔造战争资本主义幅员辽阔的领域，奉行与欧洲本身完全不同的规则，欧洲人不仅仅创造了“大分流”和工业革命的条件，而且还反过来在欧洲本土创造加强国家力量的条件，这相应地又对创造棉花帝国至关重要。到1780年，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
第3章 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
奴隶制、殖民控制、军事化贸易和大量土地的攫夺为新型的资本主义提供了破土而出的沃土。
从此开始，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常态：通过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而可以获得利润。事实上，这将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与英国相比，中国和印度农民更牢固地依附在土地上，这使得制造商即使有心，也更难动员大量的工人。由于家户组织形式不同，特别是妇女在外活动受到限制，印度和中国女性主导的纺纱机会成本极低，因此较少可能采用新技术。
棉纺织业的爆发不是昙花一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其他工业领域的发展也成为可能，包括铁路网、钢铁业以及后来在19世纪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新产业。但是，棉花产业是先锋。正如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棉纺织品领域的工业革命影响了“整个国家经济”。[插图]直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数字上来看，依然还是棉花的故事。
事实上，尽管这些新机器令人印象深刻且非常重要，但最终并不是这些新机器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真正的伟大的发明是这些机器所嵌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这些机构进一步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并越来越将其从孕育它的战争资本主义相分离。
从这些肮脏的沟渠里，人类工业劳动的成果滋养着整个世界。从这条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的是纯金。人性在这里实现了最全面的发展，也显露出最野蛮的一面；在这里文明缔造了奇迹，但在这里文明人几乎沦为野蛮人
第4章 攫取劳动力和土地
人类曾经如同植物一样，就在命运创造它们的地点生活并死去，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个时代……但是在所有出于好奇心、野心或对奢侈品的热爱而展开的旅程中，没有哪个在成果的重要性、广度和施加的影响力上，能与这不起眼的灌木产物的运输相比，也不能与制造业让棉树产品走上的旅程相比。棉花产品的变化无穷，正如我们自己的渴求和欲望一样。
这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强制攫取。要弥补机械化制造业的需要和前现代农业所能提供的供给之间的鸿沟，奴隶制是关键
棉纺织业则与这些不同，英国制造商的原料完全依赖进口。他们想要繁荣的话，不仅需要来自亚洲的技术和非洲的市场，也还需要从另一片大陆获得原料。设法取得这些原材料的过程，意味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整合的制造行业。
这些种植园主还控制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适宜棉花生长的土地和长久以来动员劳动力为世界市场生产的经验。
换言之，奴隶制对于这个崭新的棉花帝国来说，和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一样重要。正是奴隶制使那些种植园主能够迅速对飙升的价格和扩张的市场给予反应。奴隶制不仅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劳动力，而且催生了以一种暴力监督和几乎无休无止的剥削为特征的体制，只为了满足作物种植的需要，用经济学冷冰冰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劳动密集型”（effort intensive）。[插图]意味深长的是，那些辛勤劳作种植棉花的奴隶中有许多是欧洲的各东印度公司用从印度各地运到西非的棉布换来的，而且这桩生意那时还在继续。
奴隶制以及整个大陆的土地攫取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广阔、富于弹性的全球供应网络，而且创造了一个新的机制，使欧洲工业生活的需求和节奏可以传播到全球的农村去。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奴隶制出现了（史学家称之为“第二次奴隶制”），它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强度和利润高度关联。
暴力是战争资本主义的基础特质，因而它也是可移植的。战争资本主义的下一站是南美大陆。
到18世纪80年代，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的奴隶出产了世界市场上销售的绝大部分棉花，这种奴隶制和征服的爆炸性组合一路助推工业革命到1861年。
对西方崛起有很多传统解释，例如技术革新、文化倾向，以及聚集在不列颠群岛的偏远角落的一小群棉布制造商所处的地理和气候环境，相比这些因素，欧洲各国及其资本家重新安排全球经济联系的能力和依靠暴力攫夺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就算不是更重要，也至少同等重要。
1791年，革命撼动了西印度群岛中最重要的产棉岛圣多明各，该岛停止了所有销往世界市场的商品的出产，也包括棉花。在历史记载的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中，圣多明各岛上被奴役的人民武装起来，击败了法国殖民政权，建立了海地国家，并在岛上取消了奴隶制。战争资本主义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来自那些看起来最弱小的人：圣多明各岛上成千上万的奴隶。
但是这些地区的棉花出产很快达到了它们的极限，或者像海地那样因革命而受挫。附近有一个地区看起来满足了出产充足的棉花需要的所有条件：新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那里基于奴隶制的棉花种植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5章 奴隶制盛行
在1785年的冬天，一艘美国船只驶入利物浦港。
美国的环境非常适合棉花种植。美国南部大片区域的气候和土壤满足了棉花种植的条件，那里有适宜的降雨量、适宜的降水方式，以及适宜的无霜期。
正如这些追逐个人利益的观察家所预测的，棉花种植很快主导了美国大片地区。事实上，棉花将会成为美国商业的内在组成部分，以至于更早的事实——棉花曾主要来自奥斯曼帝国、西印度群岛和巴西——已经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了。事实证明，皮尔—耶茨合伙公司预见到了19世纪影响最深远的趋势之一
棉花种植能在美国迅速扩张，部分原因是种植园主利用了他们的殖民地先辈在种植“白色黄金”方面积累的经验。
棉花种植的迅速扩张更容易实现，这是因为烟草和棉花存在着大量相似性；此前积累的前者的耕种知识可以用于后者。此外，一些原来用于将烟草运送到世界市场上的基础设施可以转而用于运送棉花。
一直到美国内战发生，棉花产业和奴隶制携手并进、同步发展，英国和美国成了新兴的棉花帝国的两大轴心。
但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棉花种植地区不同的是，美国的种植园主不仅有着不受限制的土地、劳工和资本供应，还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力。
对劳动者的全面控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它在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取得了第一个巨大的成功。
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脊背上的
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制造商开始意识到，作为商品市场的印度与作为原材料提供者的印度之间可能存在着更深入、更持久的利润关系。他们想象了一个印度农民向他们出口棉花并同时购买曼彻斯特商品的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这些居民既然被剥夺了棉布市场，那他们应该被鼓励去种植原材料。”
事实上，美国奴隶制所造成的棉花的廉价将有助于破坏世界各地的当地性制造业。
第6章 工业资本主义起飞
18世纪80年代水力纺纱机在英国扩散开来之后，机械化棉花生产开始在世界各地蔓延，先是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大陆，再传播到美国、拉丁美洲、非洲北部，最终传播到印度和更远的地方。
渴望利润的企业家和渴望权力的统治者结合成完美的团队，机械化的棉花工业借助他们的力量，成功地将维瑟河谷、巴利亚多利德和世界大片地区殖民化了。
因此，1780年后棉花的历史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也就不足为奇了：生产率更高的机器取代了人类劳动，从而完全颠覆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英国的手工业者和外包商人偶然发现了一种纺纱的新方法，这是一回事；但是把这个模型扩大几个数量级，并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新兴形态国家的力量才是决定性因素。
起初，工业化并没有消除农村和家庭制造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资本的贪得无厌的渴求以及对机械化越来越大的需求，把权力转移到了那些最有能力建造雇佣受薪工人的大型工厂的商人身上
美国的商业资本进入制造业标志着奴隶制与工业之间又一个紧密的联系。
因此，能够获得资本，同时还有纺织品生产的历史，对于开始用机器制造纱线和布料的巨大冒险至关重要，但把这些先决条件转化为全面棉花工业化的催化剂是压力，即来自英国进口商品的竞争压力。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抱机械化棉花生产最主要的动机，就是需要用国内产品来替代外国（通常是英国）进口商品，正如英国也曾为了用自己的国内产品取代对印度进口的依赖而奋力拼搏。
英国的竞争强烈地刺激了制造商去拥抱一个全新的事物，但是没有英国的技术，制造商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尽管英国政府试图坚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但由于私人和政府指导的工业间谍活动的积极进行，也由于那些试图在新土地发财致富的熟练工人和棉花资本家不可阻挡的外流趋势，新技术还是迅速蔓延开来。
英国的例子也显示了国家有能力打造有利于工业化的条件的重要性。没有一个能够在法律、官僚、基础设施、军事上渗透整个领土范围的强大国家，工业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打造市场、保护国内工业、创造工具来增加税收、守卫边界以及促成可以动员受薪工人的变革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各国有无培育国内棉花产业的能力，已成为工业化和非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关键差别。现代国家的地图几乎完全符合早期棉花工业化地区的地图。
保护主义曾经被视为战争带来的灾难，现在已经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在这方面这些国家效仿的是英国的例子，就像英国曾经保护本国的市场不受印度商品的激烈竞争那样。
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建立既依赖企业家的主动精神，也依赖国家建立一个能让制造业发展的框架的能力。
当然，英国本身依靠帝国扩张来占领市场，部分是为了避开欧洲大陆和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
即使那些没有殖民地的国家的制造商也从其他国家的殖民扩张中受益。和英国同行一样，瑞士制造商通过投资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的棉花行业以及寻求更远的市场，来应对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
面对其他地方的保护主义，英国成功的秘诀有双重因素。首先，英国制造商把重点放在高质量的纱线和布料上，在这方面他们无须面对其他地方的技术不太先进的制造商的竞争。其次，英国越来越依赖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市场。
埃及从来没能建立使其全面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的体制框架；甚至像雇佣劳工这样基本的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埃及棉花种植和棉花工厂对战争资本主义的依赖最终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增长。
巴西之所以未能实现工业化，是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奴隶主所造成的特殊政治经济条件的直接结果。这些强大的甘蔗和棉花种植者设想的巴西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是奴隶劳工生产的农产品的提供者，这个愿景与国内工业化项目背道而驰。
资本主义依赖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共存。战争资本主义以暴力征用土地和劳动力，有着特殊状态，其主要资本家有着不协调和不受限制的主动性，而工业资本主义则依赖在行政、基础设施、法律和军事上强大的国家去引导私人发起的项目。
第7章 动员劳动力
多个世纪以来，世界曾经见过极度的贫困和劳动剥削，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量的人类围绕着机器生产的节奏组织生活的每个方面。
奴隶劳动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不利之处——很难在奴役的条件下激励工人，而且监督成本很高。而且，奴隶劳动整年都需要花费（有时候还需要养工人一辈子），并且很难根据工业资本主义起伏的繁荣与萧条周期来作调整。换句话说，种植园的模式无法满足工厂的需求。
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行强迫的越来越多地是国家及其官僚和法官，而不是领主和奴隶主。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工人失去了土地，面对家庭制造业的衰退，他们往往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事实上，棉花工业化导致了巨大的移民浪潮，而且往往跨越国界。
然而绝大多数工人并不熟练，也不是被招募的；相反，他们是由于农村条件的改变，特别是由于家庭制造产品无力与工厂产品竞争而衰落，而被赶入工厂的。
制造商试图规避吸引大量人员到工厂工作的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优先招募社会上最弱的成员，那些最没有资源抗拒的人。为此，他们利用了家庭内部长期以来的既成权力关系，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家长制，这使得男性户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妻子和孩子的劳动力。事实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较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并将这些制度和关系作为一种工具来更广泛地革新社会。
除了儿童，女性，尤其是年轻未婚女性构成了棉花产业劳动力。事实上，棉花制造业成为18世纪和19世纪最由女性主导的产业。
事实上，“随意就业”——即工人可以自行决定何时离职——也是几十年来工人斗争的结果，而不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自然”产物，更不是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先决条件。从工厂到种植园，自由的扩张都依赖工人的组织和集体行动。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理想化了的劳动力市场往往是罢工、工会和骚乱的结果。
第8章 棉花全球化
利物浦商人的天才在于他们能够结合通常被认为是对立的成分：受薪劳动力和奴隶制、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自由贸易和帝国、暴力和合同。
因此，位于一个“商品链”的最开始的地方或者最末端的地方，通常都意味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世界各地的商人组成了这些网络，这种网络建立在信用、贸易、信息、信任、社会关系和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上。
这种贸易的日益抽象化在美国内战期间开始繁荣起来，真正的期货交易开始出现。可量化的、稳定和持续的机械化生产的需求鼓励其基本原料的投入越来越抽象，保护厂家免于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以使他们在全球市场制定成品价格。
首先，利物浦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心位置使得其适合开展棉花贸易。棉花一开始是与糖、烟草和其他商品一起，作为从西印度群岛而来的返程商品来到利物浦的，这趟贸易正是三角贸易的一边。
林家族这样的商人操纵的信贷，使战争资本主义的残酷越来越有效率，从而使工业资本主义越来越有利可图。
不来梅的棉花贸易显示了欧洲大陆剩余劳动力出口与农产品进口之间的共生关系。全球化越来越能自己推动自己了。
后来，布朗家族将他们的惊人财富转而投资到铁路、银行、工业企业和包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内的文化机构。通过这种多样化的投资，人们从种植园奴隶制和土地攫取中获得的收益被刻进经济和文化机构，这些机构在1865年废除奴隶制之后依然继续存活。
商人建立这些关系的最重要工具是以信贷形式存在的资本。信贷这根魔杖使得商人可以重塑自然、清理土地、移除本地居民、购买劳动力、生产一定品质和数量的作物、满足制造商及其现代化棉花机器的贪婪胃口。
如果没有信贷，棉花帝国就会崩溃——事实上，任何抵押品被没收的种植者都非常清楚，棉花帝国的核心就是信贷帝国。
不仅仅个体商人可以成为奴隶主，而且更广泛地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信贷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奴隶财产上的。
由于非欧洲资本占主导地位，加上当地农民一直控制着土地和劳动力，所以当地棉花生产主要满足包括制造商在内的当地生产者的需求，而不是满足遥远的欧洲的棉纺厂的需求。
主要的全球化推动者既不是种植者，也不是制造商，这些人的思维定势非常强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专门创造连接耕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的网络的贸易商才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棉花贸易依靠信贷。信贷依赖信任。而在范围远超任何家庭或部落等亲族关系的全球市场上，信任则以信息为基础。因此，可以说信息是大多数商人活动的核心。
由于知识变得非常必要，商人发明或采用了越来越正式的信息收集和传播方式。他们创造了专门用于这一任务的出版物：
最终，将这些获取信息的渠道正式化的愿望成为商人集体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使商人与众不同的不仅是他们积累和调动资本的能力，甚至也不仅是他们获得信息的特权，而是他们建立和利用这些网络的能力，这种基于信任的网络建立在大家庭关系、地理上的邻近度，还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族裔身份和起源上。
家庭成员不需要寻找，也不需要专门培养，因此他们对这些网络尤为重要。
犹太人在纱线和棉布的全球贸易中占据了中心地位，部分原因是此前的歧视迫使他们成为流动的贸易商，主要从事纺织品贸易。
他们很早就明白，他们的贸易深深植根于地方、国家和全球的政治之中。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似乎本能地认识到，国家不干预市场，而是构成市场。他们的日常经验告诉他们，全球贸易不是从自然状态下产生的，而是通过谨慎的、有意识的管理才能发展起来的。
虽然大多数商人在意识形态上都明确地认同自由贸易，因为这完全符合他们在市场准入和廉价劳动力问题上的利益，但他们也可以以同样的力度提倡创造新的贸易壁垒。
商人呼吁国家政府同时使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保护自己进入国外市场。
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越是进一步推进国家建设项目，就越是降低自身在棉花帝国中的重要性。
美国经济精英的重新组合，以及像福尔卡特在印度所做的开辟无须奴隶制的棉花腹地的前景，使得奴隶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结合成本上升，收益减少。1861年，这一结合发生了爆炸，随之而来的美国内战不仅成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转折点，而且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历史的转折点。
第9章 一场震荡世界的战争
美国迅速上升到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灵活地提供进入原棉生产的三大关键要素：劳动力、土地和信贷。
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很尖锐地表示，“资产阶级文明”和“野蛮行径”勾结在一起。但是这种说法在精英圈子里只是常识。
美国奴隶制已经开始威胁到它一手创造的繁荣，因为南方棉花独特的政治经济与刚刚出现的自由劳动和北方国内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相冲突。
美国的这场战争以其惊人的持续时间和破坏力，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原料危机，并催生了新的全球劳工、资本和国家权力网络的出现。
那一年，在孟买开始出现“远期合约”（time bargains），为“赌博爱好者”提供了新的机遇。实际上，战争导致了“革命性的贸易现代化”，而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期货市场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
然而，炮击萨姆特堡事件宣布印度的时代来临了。对于棉花商、制造商和政治家来说，没有哪个地方看起来比印度更有希望成为棉花的来源。
这样的开创市场的努力和实体基础设施的建设齐头并进，兼顾了“曼彻斯特人士”和殖民地国家利益，特别是铁路建设，正如查尔斯·伍德所说，铁路不仅可以将棉花运到港口，还允许部队迅速行动来制伏叛乱。仅在美国内战的第一年，印度政府在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几乎翻了一番。
这些制造商的利益和英国政府的利益从来没有完全一致，因为查尔斯·伍德和其他英国政府官员敏锐地意识到，在1857年印度大起义严重挑战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后，危害印度脆弱的社会秩序有着巨大的危险。与许多制造商不同的是，他们理解在印度农村实施转型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的项目
美国奴隶制的危机实际上已经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棉花种植的农村进行重新配置。
殖民主义已成为关乎自身利益的紧迫问题，因为资本家明白了，他们的全球网络和庞大的资本投资在当地的动乱面前是多么脆弱，而奴隶制又变得多么不稳定。
欧洲一些棉产品制造商和商人甚至希望南方邦联和北方联邦永久分裂，以便在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邦联中继续由奴隶种植棉花。他们认为棉花帝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依赖奴隶制。
欧洲国家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去介入：英国不得不考虑加拿大省份的命运，以及对从美国北方进口的小麦和玉米的日益依赖，而法国、俄国和普鲁士等大陆国家则有兴趣维持一个强大的美国来制衡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欧洲调解冲突甚至承认邦联始终是可能的，其倡导者几乎总是吹嘘一个独立的南方邦联作为棉花来源的好处。
让欧洲强大的棉花利益集团能够理解反对邦联的战争的最佳途径，就是证明廉价的棉花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美国政府确实尽力鼓励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例如将大量的棉籽移到国外。
毕竟，与南方种植者及其政府不同的是，棉花商人和制造商并没有专注于某种特定的棉花来源——美国的南方，也没有专注于特定的劳动制度——奴隶制——来制造这种棉花。他们要求的只是一种安全、可预测的、达到品质要求的廉价棉花供应。
《经济学人》指出：“在热带地区，大自然赋予了人类永久性贫穷的益处，也可以说是诅咒，那里丰盛的食物本身即确定了最低工资。”
土地所有者、制造商、商人和政治家从对过去经验的解读中得出的结论是，解放可能对世界机械化棉花工业的福祉构成威胁。因此，他们积极努力寻找方法来持久地重建全球棉花生产网络，试图去改造全球农村而不是诉诸奴隶制。在战争期间，他们通过文章、书籍、演讲和信件热切讨论是否可以在非奴役劳动力的基础上种植棉花。
在内战期间，在埃及、巴西和印度以及美国南方的联邦控制区，突然转向尝试由非奴隶的劳动力来种植棉花，毕竟代表了一个全球性的实验：一个有着棉花但没有奴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但棉花资本家和政府官员在战争中也学到了更广泛的教训。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限制了棉花的生产。
全球棉花生产网络在地域上的迅速扩张，与寻找新的方式来激励农村耕种者种植棉花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努力深深纠葛在一起。
商人、制造商和农业生产者对危机的反应速度和灵活性，显示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尤其显示了他们有能力调集新的、间接的但影响深远的国家权力，来保证劳动力供给，而不是直接拥有人类财产
棉花资本家已经知道，他们所编织的利润丰厚的全球贸易网络只能由前所未有的国家机构来保护和维持。与此同时，政治家也明白，这些网络已经成为他们国家社会秩序的根本，因此也成为政治合法性、资源和力量的关键壁垒。
第10章 全球重建
路易斯安那的种植园主告诉他，由于自由民“完全不知道契约的神圣性，因此他们会……逃避履行他们的职责”，所以“最大的困难是让黑人认真工作”
正如奴隶彻底改变了棉花帝国一样，奴隶解放迫使棉产业资本家走向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疯狂地寻找组织世界棉花种植劳动力的新途径。
棉花帝国的重组，就其根本，要求棉花工业家、商人、土地所有者和国家官僚努力破坏农民的这种偏好，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借助新近巩固的民族国家的权力，颁布合法（也经常不合法）的强制措施，来使农民变成耕种者，并最终成为商品的消费者。
出于充分理由，自由民相信保有土地才能保证他们获得新的自由，他们认为自己支持联邦的战争努力和自己在奴隶制下的无偿劳动使他们有权获得这些土地。许多人相信，一旦联邦胜利，40英亩土地和1头驴就会等着他们。
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只是一种空洞的胜利。新兴的土地所有制、劳动力制度和信贷供给机制使得美国南部的农民不得不种植棉花，而种植棉花会导致贫困。种植者和商人向农民提供后者需要的物资时，他们就会收取过高的利息。因此，在收获季节结束时，作物几乎不足以支付债务。
虽然他们当时不知道，但南北战争剥夺了世界上最后一个政治上强大的棉花种植者群体的权力。从棉产品制造商的角度来看，这种边缘化稳定了棉花的帝国，使得为保护奴隶制而出现的那种动荡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劳动力中更重要的一个来源是租赁囚犯。
土地所有者只有坚定地与国家结盟，才能保证破坏农村耕作者建立自给型经济的努力，让其劳动力用于世界市场的农产品生产
所有这些重塑全球农村的斗争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国家现在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制定和实施了新形式的强制手段，取代了奴隶主的直接肉体暴力。这并不意味着人身暴力不存在，但与合同、法律和税收带来的压力相比，这是次要的。随着各国对领土建立新的主权，他们还把主权扩展到了劳工身上，这见证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的制度力量。
英属印度可能确实被认为是灵活的实用主义的原型，即国家帮助资本家获得棉花种植劳动力，资本家再寻找如何调动劳动力的方式。
所有者的权利非常广泛，包括可以“监禁、驱逐、饥饿、剥削和行使许多其他形式的专制、不寻常以及必要时可以诉诸暴力的权利”。因此，这是一种“第一次成功地将耕作者固定在土地上的监督和威慑制度”。要让土地由单一个人独占，需要政治科学家蒂莫西·米切尔所说的“用来制造财产的暴力”。
正如埃及和印度的例子所显示的，在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统治者和官僚在促进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依靠对资源的获取，也由于工厂运转会给社会带来的相对和平，使得他们的地位更加稳固。但是他们也是在强大的资本家的要求下行事的，要么是因为统治者和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群精英团体，就像埃及的例子那样；要么是因为政治家受到了协同一致的游说和政治压力，比如英国、法国和我们将会看到的德国那样。
由于土地上的私有财产遍布全球农村，土地所有者现在也可以承担缴纳税款的责任，并以现金支付，这反过来又鼓励了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正如在贝拉尔一样，英国努力增加税收，并鼓励农民为遥远的市场生产，结果削弱了村庄的集体性质。现在是个体农民而不是整个村庄负责纳税。因此，放债人取得了对于农民的土地和劳动力新的权力，因为农村耕种者依赖预付款来缴税。
新的基础设施、新的法律和新的财产权紧跟着不断加强和扩张的国家，侵入了全球农村，使得这种变革成为可能，而这种变革在几十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国家在许多其他方面进一步涉足棉花事务，也许最全面的努力是系统地收集和传播有关棉花农业各个方面的信息。
收集信息与政府直接改变棉花农业的努力齐头并进。
动员劳动力的确切方式因地而异，因为它们依赖相对的地方、区域或殖民社会权力分配。[插图]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恰恰来自它持续地将不同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能力，特别是利用农村耕种者世界的不完全转变所带来的极其廉价的生产条件
到19世纪末，佃农制和租户制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动员模式，其原因与它们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原因相似：农村耕种者更喜欢在没有日常监督的情况下自主工作，而且他们一般都拒绝成为受薪工人。
强大的国家、统治者和官僚依赖强大的民族工业，而民族工业又依赖原材料和市场；这些工业产生了可以征税的财富，并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所有这些反过来又加强了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强了国家。
第11章 大破坏
总的来说，新的劳动制度的出现和原棉产量的惊人增长表明，工业资本主义最具革命性的一个项目是在制造业中心和农村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正是奴隶劳动力的终极危机，把欧洲商人（后来也包括日本商人）推向内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印度、埃及、西非和其他地区的港口城市。
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变和连接利物浦的电报的出现，以及印度棉花期货交易，都挤压了通过托运单销售的商人的投机利润。
承购商的缓慢消失是重新塑造美国棉花贸易的核心。这些承购商通常会给种植者预付资金，替他们贩卖作物，并向他们提供物资，现在这些承购商被定居在内陆城镇的商人所取代。
这种投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棉花交易所有能力为棉花创造一个“世界价格”，这一价格在所有棉花种植地区和制造中心每天任何时候都被承认。[插图]棉花贸易不再由进口商、承购商和经纪商在整个棉花帝国港口城镇的街道上悠闲散步中所决定了——现在，工业资本的节奏和金融的节奏日益主宰棉花贸易。
英国制成品迄今为止只是非常有限地取代了印度西部的本地棉布制造品，因此，除非改进运输和通信手段，使得这些制造商能够以更平等的条件进行竞争，他们才有可能取代当地商人”。
在中国，1842年的《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开放市场，随后欧洲和北美纱线和织物的涌入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手工纺纱业者而言。
占领这些古老的市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最终的突破只能依靠帝国国家。事实上，为这些大都市制造商创造市场是殖民政府有意识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全球南方将要成为大都市工业的市场以及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商，而不是竞争对手，这需要摧毁本土制造业。殖民政府建立了区别对待本地生产者的关税和货物税制度。它们还优先考虑建设一系列新的不适合当地需要，但适合全球市场准入的基础设施。它们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研究国外的布市场，以帮助它们的制造商在遥远的地方参加竞争。
来自世界棉花产业中心地带的棉纱和棉布流入新近成为落后地区的世界棉花种植区，带来了去工业化的海啸。
肆无忌惮的暴力不仅是奴隶制种植园世界才有的特征。织工很清楚这种新政治经济的逻辑，但他们缺乏改变这种逻辑的能力：“那些从欧洲来到印度的人……在积聚了大量财富之后，把这些财富带到欧洲，所有这些财富都是通过我们的劳动获得的，但我们自己却连维持生计都做不到。”
受薪工人、租户和佃农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失去了维持自给自足的农业的机会，现在他们的基本生产和消费取决于全球市场。
成功地参与市场需要经济自主权以及承担风险和承受损失的能力。而贫穷且负债的农民两者都没有
第12章 新棉花帝国主义
由于日本殖民主义国家的努力，日本棉花工业已经驯化了一个规模虽小但正在发展的殖民地棉花产业
在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奴隶和新帝国主义的出现是同时进行的。奴隶制变成了自由劳动力，地方主权让位给民族国家和帝国，骡子和骆驼让位给铁路，战争资本主义让位给科学农业改革，由积极的殖民代理人吸取工业资本主义的教训去推动执行。国家带来了军事统治和平定、基础设施和土地产权。这些国家组成了新的影响深远的全球网络，而全球网络反过来又促进加强了各国。
一般性的“原材料独立”的概念日益成为欧洲和日本决策者和资本家的重要政治目标。人们开始支持在帝国控制的土地上获得棉花的想法。因此，全球棉花“商品边疆”被推向世界更多的地区，加剧了一位历史学家非常生动地描绘的“大土地潮”
随着工业资本而不是商人资本对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国家对民族资本家变得越来越重要，旧的商人主导的秩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且政治家和制造商越来越认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权力、财富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
结果，棉花和殖民扩张齐头并进，不仅对拼命想赶上为国内工业获取原材料的大博弈的俄国和日本来说如此，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等扩张主义中坚分子，以及葡萄牙、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边缘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这些领土的整合既依赖抢夺土地，也依赖基础设施的进步。
棉花种植者的到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原住民流离失所。
在俄克拉荷马州，和其他地方一样，剥夺美国土著人民的权利和扩大棉花种植区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国家胁迫对棉花帝国的进一步扩张至关重要
殖民地棉花象征着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强大的民族工业的新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其中心是在彼此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强化各自的国家资本。
向商业性棉花种植的转变永久地改变了社会结构
全球化再次将人们固定在特定的地方，特别是固定在那些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同时使他们丧失对农业资源的控制
他们本可以从当地的耕种者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他们坚信自己的方法是优越的，而且由于他们无法用当地语言交流，也无法学到这些东西。
因为当地居民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一年有四次收成，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工作”。
价格保证、轧花设施、种子选择和市场控制都是向德国商人提供更多棉花的关键措施，但更重要的是迅速建设将棉花运往海岸地区的基础设施。
与全球农村的其他地方一样，耕种者希望自己能够控制工作、生计和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在没有明确的经济诱因的情况下，要使经济调整为转向世界市场，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这一过程通常要么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在印度；要么需要严重的暴力，如在美国南部、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的奴隶制社会。
从帝国主义对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改造中吸取的教训最终在20世纪传播到最不可能的地方：苏联、独立的印度，然后传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由欧洲和北美国家及资本家如此果断地建立起来的全球资本主义新地理格局，也将终结欧洲和北美这双重枢纽在棉花帝国中长达一百多年的统治地位。
第13章 重回全球南方
尽管奇霍塔拉尔取得了早期的成功，而且该地区有着历史悠久的棉花产业，但艾哈迈达巴德的大多数商人和传统商业阶层仍然不愿投资兴建更多的工厂，而只满足于当下贷款的高回报率。
虽然许多19世纪中叶的欧洲人已经说服自己相信，现代工业的奇迹之所以只属于他们，是由于欧洲的地方气候和地理、他们优越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甚至是由于他们的“种族”特征等不可改变的因素，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业的地理上的变迁向任何不愿自欺欺人的人表明，把资本主义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的特定全球地理状况当成本质的，只不过是在为全球不平等所做的自圆其说的辩护罢了。事实上，棉花帝国的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工人的战斗精神部分是由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所导致的。
福尔里弗的棉花工人和其新英格兰同行一起，能够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作为美国公民享有的政治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的投票权转化为工作场所条件的改善。在福尔里弗和其他地方，工会和罢工成为政治中的因素，因为政府几乎不可能无视拥有选举权而且动员起来的工人的要求。
动员棉花工人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成功地改善了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总体而言，这些北大西洋国家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改善了工作条件，提高了工资，并赢得了政治影响力——通常是在日益强大的国家的默许下，这些国家首先关心社会稳定，并受到在政治上动员起来、有时还获得了选举权的工人的压力。
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国家既是友也是敌。它促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全球农村动员了劳动力，但也“困住”了资本家，因为工人可以利用进入国家政治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工资
到1910年，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国工人的10.8%，美国工人的6.1%，而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几乎是新英格兰工人的两倍——两者分别为5302小时和3000小时。
尽管欧洲和新英格兰的棉产品制造商拼命地努力保住他们在全球棉花帝国中的崇高地位，但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是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量。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国家化带来的机会和限制，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为世界上劳动力成本较低、受国家管制较少的地区的制造业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根据一份行业出版物的说法，宽松的劳动法、低税收、低工资以及没有工会，使得美国南方对棉产品制造商来说很有吸引力，“在那里，劳动鼓动者没有这样的权力，制造商也不会被新的烦人的限制措施所骚扰”。
美国南方成功的秘诀是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奴隶制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农村转型为棉花厂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顺从的低工资工人群体，最初主要是白人农村工人，他们曾经是佃农，后来是非裔美国工人，其中大多数以前是收益分成的佃农。
由于意识到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欧洲的棉花资本家也寻求转移到工资成本较低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效仿美国的模式，因为其他工业国家的内部都没有这种不均衡的地区状况，也没有奴隶制的遗留问题。
工业资本主义要想赢利，就需要强大的国家来建设基础设施、保护市场、实施产权法和维持有利的劳动力市场。
中日甲午战争最具决定性的影响之一是它还使得日本获得了新市场，这些市场不久将对日本的工业化至关重要。
埃及的故事向全球南方的资本所有者表明，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支持其国内工业化项目的国家，在殖民主义条件下，这种国家是无法建立的。
印度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阶层尽其所能利用了英国殖民政府
中国棉花产业崛起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政府的支持。政府认为，中国需要棉纺厂来抵抗外国压力，他们利用有限的国家能力为这些企业提供战略支持。
几年后，甘地不仅写了一部印度棉花史，而且还在纺车上公开纺纱，象征着棉花对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重大意义。1930年，印度国民大会党选择了纺车作为其党旗中心图案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工业家才开始摆脱对特定国家的长期依赖。资本家长期依赖强大的国家来推行自己的工业资本主义计划，现在开始克服他们最大的弱点——资本的属地化。正是在这个时候，棉花帝国形成了今天的样子。
第14章 结语：经线和纬线
欧洲对棉花帝国的统治就这么不声不响结束了。
但这些历史古迹都无法展示棉花帝国最伟大的发明：一个连接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全球网络，这个网络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远离这些博物馆，却一直持续到今天。
新的转基因棉花作物的出现，成倍加重了许多农民的负担。这些植物的种子购买和维护成本更高，但它们的产量也高得多，从而在推高成本的同时压低棉花价格。
商人的再次崛起，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零售商和品牌服装销售商的形式再次扮演关键角色，是个令人惊讶的现象。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各种劳动制度、各种资本和政体的不断转换重组。随着资本家寻找越来越便宜的劳动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大的市场，他们以越来越新的方式结合和重组世界上的工人和消费者、世界上的土地及原材料。
出版后记
贝克特认为，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本质上就是全球化的，英国之所以能够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英国商人从一开始就在其国家机器的帮助下，掌握了全球贸易网络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