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笔记
导言
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1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1.1 驱使人们去工作
1.2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1.3 制造生产者
1.4 从“更好”到“更多”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
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睿智的人达成共识：劳动者（无论当下的还是未来的）没有管理好自己生活的能力。他们像那些愚蠢、任性的孩子一样，不能约束自己，无法明辨是非，更不用说认识到什么更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只是有待加工、塑造的“人类原材料”，至少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他们注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变迁，他们只能成为当下如火如荼的理性变革的对象，而非主体。工作伦理是意义深远的道德教育议程中的关键项目之一，它为思想者和行动者设定的任务，构成了后来现代化的拥趸所谓的“文明化进程”之核心。
工作伦理表面上的对手是“无欲无求”，但真正的火力（最猛烈、最残酷的），对准的是那些准工人的反抗心态。后者认为新的工作制度令他们感到屈辱、不适，他们并不期望也不愿理解这种制度，遑论自愿选择。
在“大量减少”穷人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贡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
救济院的恐怖生活成为评估工厂雇工生活质量的参照，帮助雇主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大对劳工的压迫，不用担心他们反抗或是退出。最终，那些接受工作伦理的人与那些拒绝接受的人，以及尝试接受但最终失败的人，几乎没什么差别。
根本不抱有能把真正的穷人和伪装的穷人在理论上精确地划分到两个阵营的幻想。
必须强制执行统一的、规范性的、可预测的行为模式，以约束五花八门、本质上不守规矩的囚犯。简而言之，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被剪除各种各样的习惯和爱好，以适应相同的行为标准。
工作伦理的核心——基于无条件服从的纪律规范，通过自上而下的有效监督，固化乏味的、规律有序的行为。
救济院外不救济的原则是推动“没有选择”策略的一种体现。这个策略的另一种体现是引入“仅供生存”（hand-to-mouth existence）的概念——把薪水保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工人们只能靠它活到第二天的黎明。这样一来，除了继续辛苦工作，他们“别无选择”。
先来看个人生活。工作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除了那些由于世袭或暴富，可以自给自足悠然生活的人以外，“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指向人们所在的公司以及该公司的能力。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
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这也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2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2.1 制造消费者
2.2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2.3 使命是一种特权
2.4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
本来是市场选择了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
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提供终生职业，也不容许它们存在。对从事的工作产生感情，爱上这份工作，根据这份工作和运用的技能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意味着成为命运的人质。鉴于所有工作的短暂性和所有合同中都包含的期限条款，这既不现实，也不值得推荐。除了少数的天之骄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当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工作从一而终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会招致心理和情感上的灾难。
它使人们相信，上层人士热情追求、自愿选择、珍惜且拥护的“灵活性”，对其他人也一定是一种无上的祝福，哪怕这种“灵活性”最终带来的与其说是选择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利，不如说是安全感的丧失、被迫背井离乡和前途未卜。
希布鲁克指出，“穷人与富人并非生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的利益设计的。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
穷人越是贫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生活模式就越高高在上，越匪夷所思，令他们崇拜、觊觎，渴望效仿。因此，“主观上的不满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和污名化造成的痛苦，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和相对贫困恶化的双重压力而加剧。目前，这两种压力都因放松管制、自由放任的经济增长而加剧，非减轻。
3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3.1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3.2 福利国家的衰败
3.3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3.4 招致毁灭的成功
福利国家令人尴尬的秘密是，它对资本主义积累可能有着破坏性的冲击……废除它显然也有毁灭性的后果……矛盾在于，虽然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和平共处，但没有福利国家，它却难以为继。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把服务的范围用经济审查的结果来限定，社会就会立即分裂为二元：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插图]。利益理性于是和团结道德对立起来，道德变成了一个人“能负担什么”的问题，或者说在政治意愿上一个人愿意分享什么的问题。
通过对被排斥者的污名化，社会主流人群的真正或假定的价值得到了强化：“观察者通过构建他人来构建自己”。
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所以必须把未来的劳动力变成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的商品。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帮助他们在不需要服役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公司业绩的大部分收益都是通过“前期”支出（达到总成本的80%左右）实现的，其中并不包括大量雇佣的劳动力。逐渐地，雇员从资产变成了负债。
时代发生了转变，现在是以股票价值而非产品数量来衡量企业的成败。伴随着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以及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自由，投资福利供应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以更少的代价就能获得等价甚至更好的效果。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
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
因此，那些坚持保持福利标准不变的政府被“双重打击”的恐惧所困扰：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人蜂拥而入，资本（以及潜在的收入来源）蜂拥而出。
一直以来历史都向我们表明，民主的包容性越强，它就越果断地走向对弱者的保护，走向集体保险。选举权从普及的那一刻起，就一次又一次地把权力赋予那些承诺借集体力量驱逐个体苦难的政客。
换句话说，近一个世纪以来，民主政治的明显逻辑使观察者认为，尽管有些人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而且比其他人更迫切地需要这些服务，但这些服务的存在和普遍可获得性，符合所有人“显而易见”的利益。
第二个原因是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入人心。消费主义最重视的是“选择”。选择，就纯粹的形式而言是一种价值，也许是消费主义文化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价值。它是消费者社会的元价值，被用于评价和排序所有其他价值。这不足为奇，因为消费者的“挑剔”是作为市场命脉的竞争力的映射。为了生存，进而发展，消费市场首先必须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消费者：选择是由竞争提供的，鉴赏力使得这种供给具有吸引力。
事情的发展却大相径庭：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
4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4.1 定居者与游牧者
4.2 从“失业”到“过剩”
4.3 “底层阶级”的浮现
4.4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4.5 贫穷即犯罪
4.6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如今，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谴责接受救济的人不愿意工作，推断他们只要摆脱麻木和依赖的惯性，就能轻而易举地自力更生，现在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
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说超市收银台。
显然，最后一类人在出售劳动力时面临的困难最小，他们的潜在买家并不会特别挑剔。“常规劳动者”从事的工作既不需要难以掌握的稀有技能，也不需要面对面与顾客沟通所需的特殊机敏，因此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所有有偿的低技能工作中切换。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很容易被弃用，工作不稳定。他们随时可能被替换，这不会给雇主带来什么损失。他们可能在生意不景气时被就地解雇，因为业务回暖时有很多这样的人随时可以上岗。因此，他们没有找麻烦的气力，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即使有能力也愿意争取更好的就业条件，他们仍没有胜算的机会。
“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
修辞性的暗示之后是付诸于行，并在实践中得到回溯性的确认，用于补充之前或许不完整的论证。这种实践越充分、越广泛，先入为主的观点就越能自圆其说，修辞的暗示作用就越难被发现，更不用说去反对。
这暗示着，即使能够消除贫穷，也不可能消除底层阶级。如果有穷人能够“在社会许可的界限内生活”，那么堕入底层阶级一定是因为贫穷之外的原因。这被归因于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在贫困时这些疾病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发作，但贫困并非决定性因素。
在一个选择自由的国度里，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通常被不假思索地解释为作出了其他选择——在这个场景下，是选择了“反社会行为”。堕入底层阶级是自由的一种体现。
把“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开，无疑是一石数鸟。最明显的影响是，在这个以喜欢诉讼著称的社会里，可以避免底层阶级声称自己是社会机能失灵的受害者，剥夺他们“索赔”的权利
另一个影响可能更重要：底层社会的异常使得贫困问题“正常化”。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贫穷的文化核心似乎是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效能缺失
永远不缺少机会，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穷人很明显缺少这三种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工作伦理之所以无效只是因为其戒律没有得到很好的倾听和遵从，那么，就只能用那些掉队者的道德缺陷或犯罪倾向予以解释。
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
这匹配了大多数表面成功的消费者（沉默或不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快速增长的恐惧、焦虑、紧张、不安和愤怒。“内在恶魔”越强大，大多数人越希望严惩犯罪、伸张正义。
克林顿的连任选举中，两党候选人都主张强大的警力，并对所有“依赖社会但侵犯社会价值”的人（这些人企图享受消费主义生活但没有对消费者社会的永续作出贡献）毫不留情施以打击。
正如莱尼伯所言，处决的场景“被政客们无所顾忌地用来恐吓日益壮大的底层社会”。美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需要对底层阶级进行恐吓，以驱逐自己内心的恐惧。
“较幸运的阶层对穷人的情绪是恐惧、愤怒和厌恶的混合物，但恐惧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只有身处真正的、强烈的恐惧之中，这种情绪混合物才可能在动机上和政治上发挥作用。
贫困从社会政策的问题变成了刑法学和典狱学问题。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弃儿，他们在全面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彻头彻尾地成为社会的公敌。
“贫穷＝饥饿”，这则等式掩盖了贫穷的复杂性：“令人恐怖的生存和居住条件、疾病、文盲、敌视、支离破碎的家庭、衰弱的社会关系、没有未来、没有生产能力”。这些都是饼干和奶粉无法解决的。
在一个不需要更多劳动力的世界里，工作伦理的空洞承诺和这些用于宣泄道德冲动的人所处的困境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工作伦理在这个过程中毫发无伤，准备再次扮演鞭子的角色，把本土的穷人赶出他们徒劳寻求的福利国家的庇护。
第三，媒体所呈现的灾难场面，也以另一种方式鼓励了日常道德的撤出。
在更少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被提醒虽然知道却不愿提及的事情：那些把遥远的土地变成杀戮战场的武器，都是我们的军工厂提供的。我们炫耀着订单，为自己的竞争力感到自豪，这是我们所珍视的繁荣的命脉。
一说到我们（富人们）对世界上穷人的持续痛苦负有集体责任，经济计算就会占据上风，自由贸易规则、竞争力和生产力取代了道德准则。经济发言的时候，道德最好保持沉默。
这场反对依赖的圣战中，道德责任第一个被波及，因为“他者”的依赖就是自身责任的镜像，是所有道德关系的起点，也是一切道德行动的基础假设。在诋毁穷人的依赖性是罪恶的同时，当前演绎的工作伦理，给富裕阶层的道德顾虑带来了最大的慰藉。
5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5.1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5.2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5.3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5.4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5.5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无论如何定义与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过剩）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通过大规模驱逐过剩人口，把本地产生的“社会问题”输出到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拥挤在城市里“过剩的人”成为不安定因素。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它不是指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
相应的，蓬勃发展的“安全产业”迅速成为废弃物产业的主要分支之一，并成为解决废弃物处理问题的首要手段。
如果彼此相隔很远，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关联很可能被忽视，无人关注。我们的相互依赖是全球性的，而道德义务，始终局限于本地。
可以说，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6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6.1 失去位置的穷人
6.2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6.3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一个特定的集合是否是一个“社会”，它的边界在哪里，谁属于或不属于这个集合构成的社会，都取决于作出选择和推动选择的力量，取决于它对个体的控制力和个体的服从程度。这种选择归结为两种强制力（或者说，一种具有两种效果的强制力）：秩序和规范。
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另一种强制力是规范。规范是秩序模式在人类行为上的投影。
这些观点忽略了一种可能性（也阻止人们思考这种可能性），被驱逐的人可能根本无力对抗自己不幸的命运，更遑论控制。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违背了秩序”。他们因为自己无法决定的一些特质而被驱逐，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符合其他人的秩序观。另一些人或许也不是因为缺乏意愿而“达不到规范”，而是因为缺乏某些必要的资源——其他人有而他们没有的资源。这些资源供不应求，不可能所有人都充分拥有。
监视、控制、管理被驱逐者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善行、一种道德义务。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促使人们必须对这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做些什么”，这种冲动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汲取力量，也涉及怜悯和同情等道德情感支持。然而，无论它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冲动总是化为全力“他律”（heteronomous），剥夺那些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自己力量的人的力量，千方百计使他们屈从于他们逃避、反抗的“超越个人的制度”。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这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允许在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后者强调了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
褪去宗教光环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以仅仅因为存在而享有权利，所有事物都必须展示出合法、合理的证据证明自己可以享有权利。
初期的工业社会常常困扰于劳动力短缺，那些甘于现状的穷人是工业时代企业家的噩梦：他们对稳定的工资不感兴趣，一旦有了足以度日的面包，就不愿意继续忍受长时间的苦役。这确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穷人反抗他们遭受的苦难导致叛乱和革命，穷人妥协于他们悲惨的命运遏制和阻碍工业企业的进步。强迫穷人在工厂长期劳作似乎是解决这种循环的一种有效方法。
约翰·洛克（John Locke）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方案以消除穷人与生俱来的“放纵”和“懒惰”：把穷人的孩子关在贫民学校里培训他们从事正规的工作，把他们的父母关在工棚里严加管教，用微薄的收入、强迫劳动和体罚约束他们。
只要不是白痴，所有人都知道底层阶级必须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勤奋”。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忙不迭地立即证明，当工资保持在低水平的时候，“穷人会做更多的工作，实际上生活得更好”，而他们领取高工资时，他们就迷失于无所事事和聚众闹事。
对于来自自由派的批评，边沁愤怒地回击：“你们说这是侵犯自由，我的回复是：我们侵犯的是作恶的自由！”他认为，身处贫穷的事实就说明穷人并不比不守规矩的孩子更有资格获得自由。他们不能管理自己，只能被管理。
若用通俗的话来表述公共政策，那就是：只有作为商品的劳动才能换取同样商品化的生活资料。
把穷人塑造成后备劳动力的工作伦理，在诞生时是一种启示，在死后却变成了一种掩饰。
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穷人明显是负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记入现在或未来的资产。
在消费者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福利国家的空间。
福利国家是把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手段，使劳动力达到能够售卖的水平，并在劳动力需求重新回升时将其推向交易市场。
当前摆放在政府面前的选择，要么是欧洲式高速上升的失业率，要么是美国式快速下降的底层阶级收入，但这两者并没有多大区别。
卢克·华康德认为，美国社会政策的目的不再是消除贫穷，而是缩小穷人（官方认定的有资格接受援助的人）的数量：“这种细微的差别很重要，就像昔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是一个死的印第安人那样，今天‘好的穷人’是隐形的穷人，他们不造成负担，没有任何要求。简而言之，就像不存在一样”。
大众受到了政客的蛊惑，他们被劝说不要因为内心的冲动投票，而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投票。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没有试图把自己的苦难重新变成社会关注的问题，或者这种尝试已经失败。
临时雇用制深刻影响了饱受其苦的人，通过把人们的未来变得更不确定，它制止了所有的理性预期，尤其熄灭了人们对未来的基本信念和希望。然而人们需要这种信念和希望来反抗（特别是集体反抗）目前这个最无可容忍的现状。
这是通过改写故事实现的：把剥夺的故事改写为自甘堕落的故事。
纳粹的暴行并非因为喜欢暴行，而是因为责任；并非为了施虐，而是为了美德；并非基于快感，而是基于方法；并非肆无忌惮、释放野性的冲动，而是以优秀的价值观为名，以专业的能力持之以恒地完成面前的任务。[5]
想象另一种共存方式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强项，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私有化的乌托邦，时时都在计算着得失，危机意识取代了政治愿景。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能力凝聚必要的意志和决心，去实践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一切都以有效性优先，但对谁有效？基于什么？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实现了，但这是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达到了什么目的？”
即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转变为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通过以税收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且废除经济审查和工作意愿评估的原则，通过逐步以需求原则取代等价原则，通过个人作为权利基础的原则，这种构想就能够切实推进。
我们越来越失去了对世界质疑的能力。当所有依靠选举的政治力量都在奔向相反的方向，把疾病的症状看作康复的迹象，把疾病的原因看作良药
通过否认存在选择以拒绝认真考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社会和道德后果。
即使存在女性参与者，政治大体上仍然是男人的事业。真实情况是，把工作等同于有偿工作在历史上是男人的成就。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让女人去从事其他所有必须的生活家务。由于这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收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
这种无人质疑的歧视和工作伦理同流合污，认为劳动力市场之外不以交易为目的的劳动，都意味着失业，等同于没有工作。颇为讽刺的是，只有高级政客才能在退隐后公开宣布，他们准备享受时光，“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
人们很容易对“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这个想法不以为然
“现实如同鸡蛋一般饱满，让人几乎无法摆脱它的约束。我们相信它们是永恒的，直到它们被历史抹去”
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目前生活模式中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假设（由于缺少反思，它们显得更加神圣）。例如，效率是一件好事，无论它目的何在，也无论它是否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
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