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笔记
序言一
当你试图浏览这本书的目录，打算让自己稍微定定神的那一刻，口袋里的手机再次震动起来，一条短信让你的注意力顷刻转移……那么，恭喜你！你就是这本书的最佳读者。
推荐序一：传媒即思维
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媒介（工具）方式决定人的信息方式，相当于信息生产力决定思维生产方式。
作者的逻辑，是从“传媒即是信息”这个基点展开的，这个命题的前半部分是传媒，即思维上的生产力工具（中介）的变化；后半部分是信息，即思维上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大脑运转方式的变化。
工业化思维方式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浅入深；信息化思维方式是透过本质看现象，由深入浅。后者达到的，就是浅薄，而浅薄比深刻境界更高。
平心静气，全神贯注，聚精会神，这样的线性思维正在被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取代，这种新模式希望也需要以简短、杂乱而且经常是爆炸性的方式收发信息，其遵循的原则是越快越好。”
思维方式不是不变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与我们所使用的生产力工具，具有内在决定关系。
维尔加对地图影响的评价：“人的智能从在空间的经验转变为对空间的抽象，这个过程是一场思维模式的革命。”
预期中的思维革命如期发生，人类开始由深刻升级到浅薄。
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我从来不反对我的孩子玩游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化的现代教育对高科技条件下所需“更原始的大脑功能”开发不足，玩游戏可以补充小学教育甚至大学教育在这一关键素质方面的不足。
作者借魏泽鲍姆之口说，“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大特点恰恰就是人最不可能计算机化的部分——我们思想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塑造我们记忆和思维的经验，我们具有丰富情感的能力。在我们跟计算机越来越密不可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通过电脑屏幕上闪烁摇曳、虚无缥缈的符号完成，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丧失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
当然，需要忠告他们的是，浅薄一旦离开了深刻，那就不再是本质直观，而成了照相机和皮球。照相机没有大脑，一按就拍；皮球腹中空空，一拍就跳。照相机和皮球倒是不缺当下与此在，但仅仅是没有大脑的认识者与实践者。
传媒即信息。因此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别把传媒不当传媒（而当做磨牙工具等）。对互联网也是这样，而且更是这样
推荐序二：挡不住的“浅薄”
卡尔认为，“信息过载”已经不是虚张声势的提醒，而是令人烦躁不安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但在吞噬着你我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大脑”——这是个非常要命的问题。
正如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所说：“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
赞扬Kindle是“标志着一场文化革命的机器”，它让“阅读和印刷实现了分离
我们已经抛弃了孤独宁静、一心一意、全神贯注的智力传统，而这种智力规范正是书籍赠与我们的。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杂耍者的手上。我们正在彻底颠覆图书好不容易缔造出来的‘深阅读’、独处阅读的氛围和神经系统。”
在他看来，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沉思冥想”能力将会变成鲁莽进步的牺牲品。甚嚣尘上的技术进步就像康科德镇上到来的火车一样，带走了只能由沉思冥想而来的领悟、思考和情感。海德格尔写道，“技术狂热”带来了“让技术遍地生根”的威胁。
序言 看门狗与入户贼：我们遭到了互联网的侵犯
“当创造性的求知过程将要成为集体活动，最终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正在走向“对知觉的技术模拟”。
回溯活字印刷术催生图书出版业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每当有新的信息传媒出现时，人们争论的内容总是出奇的一致。支持者以其充分的理由，对新技术开闸泄放新内容形成的洪流赞赏有加，并把它视为文化“民主化”的信号。怀疑者的理由同样充分，他们对内容的粗鄙大加谴责，将其看做文化“粗浅化”的信号。一方的肥沃乐园正是另一方的荒凉沙漠。
从长远来看，在对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方面，媒体传播的内容不如传媒本身重要。由于我们的窗户既朝向世界，也朝向自己，我们看到什么，以及如何看到，都由大众传媒决定。到头来，如果我们对传媒使用得足够多，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我们都会被传媒改变。
媒体传播的内容只是“入室行窃的盗贼用来引开看门狗的肉包子”。
面对媒体确定不移的声音，怀疑意见显得软弱无力。”
1 我变成了机器人：失去了以前的大脑
现在看上两三页，注意力就开始游移不定，我就会感到心绪不宁，思路不清，于是开始找点别的事做。我感觉就像拼命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思绪拉回到文本上来一样。过去那种自然而然的精读如今已经变成了费力挣扎的苦差事。
媒体提供思考的素材，同时它们也在影响思考的过程。互联网所做的似乎就是把我们的专注和思考能力撕成碎片，抛到一边。
他们上网越多，阅读长篇文章中就越难集中注意力。有些人担心自己正在患上慢性注意力分散症。
他承认：“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我已经丧失了通读长篇文章的能力。甚至就连三四段以上的博文，我都觉得内容太多，很难聚精会神地读下来，只能走马观花地一瞥而过。”
我一目十行，一扫而过。对于那些旁征博引、细致入微的长篇大论，我非常没有耐心，虽然我常常指责别人把这个世界描绘得太简单。”
互联网可能把我变成了一个缺少耐心的阅读者，不过，我认为它也在很多方面让我变得更加聪慧敏捷了。文献、文物和人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多，这意味着我的思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加强了，因而外部因素对我写作的影响也在加大。
“坐下来把一本书从头翻到尾，这没有意义。那不是利用时间的好方法，因为从网上得到我所需要的信息要快得多。”他的观点是，只要你学会在网上做一个“娴熟的猎人”，书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我们已经接受了互联网在信息集散方面独一无二的快捷模式。
平心静气，全神贯注，聚精会神，这样的线性思维正在被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取代，这种新模式希望也需要以简短、杂乱而且经常是爆炸性的方式收发信息，其遵循的原则是越快越好。
线性的文学思维一直都是艺术、科学及社会的中心。这种思维既灵活又深奥，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力，它是启蒙运动中的理性思考，它是工业革命中的创造性，它还是现代主义的颠覆精神。
这出戏剧以“模拟式的少年时代”开场，随后经过迅速而又彻底的道具转换，接着上演的是“数字式的成年时代”。
尽管我在图书馆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徜徉于狭长的书架过道上，被千千万万册图书环绕包围，但是我从未有过今天所谓的“信息过载”的感觉。在那些图书的静默不语中，有一种沉稳宁静的东西，为了等待合适的读者出现，把它们取走，它们愿意一等数年，甚至数十年。那些书用它们布满灰尘的模糊声音跟我窃窃私语：“不要着急，我们哪里也不去。”
我开始感觉到，电脑绝不只是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简单工具，它是一种能以微妙而又确定的方式对你施加影响的机器。电脑用得越多，它对你的工作方式的改变就越大。
听着那种吱吱呀呀的声音，就像是在偷听一对机器人之间的友好争论。
博客舍弃了传统的出版印刷设备，你通过键盘输入些文字，设置几个链接，点击一下“发表”按钮，你的作品马上就会发表出来，全世界都能看到。你还可以得到在正式写作中极少获得的体验：来自读者的直接回应，回应可能是以评论的形式出现，假如读者有自己的博客，也可能是以链接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有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感觉。
但是，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大脑并不仅仅是游移不定，而是如饥似渴，它渴求以互联网喂食它的方式来给它喂食——吃得越多，它就越饥饿。即便在我离开电脑的时候，我也渴望着去收邮件，点击链接，搜索网页
2 我们的大脑如何被改变了
尼采在回信中说：“你是对的。我们所用的写作工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
思想，记忆，情感，所有这些全都来自神经元之间发生的电化学性质的交互作用，居中调节的正是突触。
在我们大脑内部，数千万亿个突触把神经元连接在一起，以我们迄今尚未探明的方式，形成一个密集的线路网，由此决定我们的思考内容、感觉方式和身份特征。
他说：“有证据表明，我们的大脑细胞确实是用进废退[插图]。因此，所有行为都会在神经组织上留下永久印记。”
水流经过的地方，会自行冲出一条不断加宽、加深的沟渠。以后再有水流的时候，水会自然沿着以前的轨迹流淌。大脑内部也是这样，外部事物在神经系统中留下的印迹会为自己塑造出越来越合适的路径。在类似的外部刺激作用下，这些极其重要的通路即使曾经中断过，此时也会重现。
对人脑而言，正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说，儿童的确是成人之父。
在那个科学迅猛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笛卡尔的二元论应运而生，发挥了安慰作用。现实有物质的一面，这属于科学的领域；现实也有精神的一面，这属于神学的范畴。二者永远不会相遇。
。猴子大脑告诉猴子的信息与它们手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完全吻合。梅尔则尼奇认识到，大脑已经完成了自我重组，猴子的神经路径已经自行编织成一张新地图，这张新地图与猴子手上新的神经排列相一致。
此后30年间，他在另外很多猴子身上进行了很多次实验，所有实验都表明成年灵长类动物大脑具有广泛的可塑性。
大脑可塑性并不限于大脑皮层中掌管触觉的躯体感觉区域。可塑性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所有的神经回路，不管涉及的是触觉、视觉、听觉、移动、思考、学习、理解，还是记忆，实质上都得服从变化的规律。
随着我们日渐变老，大脑可塑性会不断衰退——大脑会以自己的方式拼命干活，但永远不会消失。我们的神经元一直都在不停地打断旧连接，形成新连接，而崭新的神经细胞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奥尔兹评论说：“大脑具有在百忙当中自行重写程序、改变运行方式的能力。”
在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样的经验主义者看来，大脑生来就是一张白纸，我们的知识完全来自生命过程中的体验。用大家更熟悉的话说就是，我们是教养的产物，而非天性的产物。在康德这样的理性主义者看来，我们生来就内置了如何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思想“模板”，我们所有的体验都要通过这些与生俱来的模板加以过滤，起决定作用的是天性。
人们现在相信截肢者产生的“幻觉肢”现象主要是由大脑神经元可塑性变化造成的。
重复动作可以“哄骗”神经细胞和神经突触形成新的神经回路，接管以前由大脑受损区域的神经回路负责执行的功能。
我们的大脑总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行为的轻微变化就会引起它的适应性调整。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思考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既不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也不是完全由童年经历决定的。我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正如梅尔则尼奇所说的，也通过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来改变上述三种方式。
演奏小提琴这样一种乐器，结果在大脑中引起了实质性的物理变化。就连成年之后才首次接触乐器的那些音乐家，也是这样。
不光重复进行的身体动作可以重新安排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单纯的精神活动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神经回路，而且有时候这种方式的影响更大。
从神经学上讲，我们想什么，就会变成什么。
大脑具有可塑性，不仅为脑部受损或患病的人们带来了新疗法和新希望，而且也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思想的灵活性和心智的柔韧性，使我们能够适应新环境、学习新技能，并在一般意义上拓展我们的视野。
换句话说，可塑性并不等于弹性。我们的神经回路不会像橡皮圈那样收缩为以前的状态，而是会尽力保持已经改变了的状态。而且，新的状态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意识的来源并不等于对意识的领会。
神经学家已经发现，大脑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永远都是一项进展中的工作。不光对我们每一个个体是这样，对我们整个物种也是这样。
3 大脑的工具：技术一直都在塑造着我们的大脑
作为个体，我们心智的成熟过程可以通过绘制周围环境图的方式加以跟踪。一开始，我们用原始粗糙的图形描绘周围的地形地貌，然后不断发展，最终能以更精确、更抽象的手段描绘地理学及地形学空间。
“人的智能从在空间的经验转变为对空间的抽象，这个过程是一场思维模式的革命。”维尔加写道。
地图之于空间，就是把一种自然现象转变成有关该现象的人造的智能概念，这与钟表和时间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每一项技术都是人类意愿的一种表达。我们通过工具扩展我们的力量，控制周围的环境——控制自然，控制时间，控制距离，控制彼此。
每一项智力技术都体现着一种智能伦理，具体化为一套关于人的头脑如何工作或应当如何工作的假设。
对我们影响最深远的恰恰是技术发明的智能伦理。智能伦理是媒体或其他工具传输到使用者的头脑和文化中的信息。
麦克卢汉在这一章中把技术决定论者的观点推向极致，按照他的说法，人类变得跟“机器世界的性器官”毫无二致。我们的作用不过是制造越来越精密复杂的工具，像蜜蜂为植物授粉一样给机器“授粉”，直至机器发展出自我繁殖的能力。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他们相信工具是中立的人造物，完全屈从于工具使用者有意识的愿望。我们的工具是用来实现我们目标的手段，它们没有自己的目标
决定论者和工具论者之间的争论是一场启发式的争论，双方都能找到强有力的证据。
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什么，那就是技术并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辅助手段，还是一种改造人类活动及其意义的强大力量。
技术进步经常会成为历史转折点的标志。
我们能看到思想的产物，比如艺术作品、科学发现以及文献记录，但是我们看不到思想本身。世界上有大量的肉体化石，但是没有思想化石。爱默生在1841年写道：“我很乐意心平气和地翻开人类智力发展史，可是，对于这种透明的精神存在，人们迄今为止能够标记出来的脚步和边界又是什么呢？”
人们用以支持或扩展自己神经系统的工具塑造了人脑的物理结构和工作方式，比如我们怎样发现信息、存储信息、解释信息，我们怎样引导自己的注意力，怎样调动自己的感觉，我们怎样回忆，怎样忘记，这些都受到技术的影响。技术的使用让一些神经回路得到强化，而让另一些回路逐步弱化，让特定的心智特点越发显著，而让别的特点趋于消失。
在基因密码为我们设置的智力护栏和行为护栏之间，道路很宽广，掌握方向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和行为方式——时时刻刻，日复一日，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改变着神经突触之间化学物质的流动，从而改变着我们的大脑。我们通过树立榜样、创办学校、使用传媒等方式，把自己的思维习惯传给我们的子孙，一并传承的还有我们大脑结构的改变。
任何重复性的经验都会影响神经突触，连续使用能够扩展或补充神经系统的工具会造成神经系统的改变，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在定位和通行过程中，由于人们越来越依赖地图而不是自己的记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海马状突起及其他涉及空间建模和位置记忆的大脑部位发生了解剖上的和功能上的双重变化。负责维持空间表征的神经回路很可能会萎缩，而用来解析复杂而抽象的视觉信息的区域很可能会扩张或加强。
我们开始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思想“映射成图”
因为对人类而言，语言是意识思维的第一容器，是思维的更高形式，所以能够改变语言结构的技术往往会对我们的智力生活发挥最强的影响。
大脑扫描结果也显示，使用像中文那样的表意文字的人形成的阅读神经通路，与使用表音文字的人的相应神经通路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人们在教导孩子使用那些记号的时候，相应的神经连接就会由孩子传承下去，从而形成用于阅读的基本通路。
随着这些音形兼顾的文字系统不断发展，字符量逐渐增大，记忆理解这些文字开始变得困难，因此文字的使用只能局限于拥有充裕时间和过人脑力的智力精英。
靠阅读获取知识的人“貌似知识渊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知”。他们的头脑将会“装满对智慧的自负狂妄，而不是装满智慧”。
在纯口头文化中，思维受制于人类的记忆能力，知识就是你能记住的内容，而你能记住的内容又受到头脑存储容量的限制。
书写下来的文字把知识从个体记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语言不再受到记忆和背诵所要求的诗歌韵律及公式化结构的约束，思维和表达的广阔疆域随之向大脑开放。麦克卢汉写道：“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成就，正是读写能力带来巨大价值的有力证明，这是显而易见的。”
沃尔特·翁得出结论，书写能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人类更加完整的潜能的充分实现是必不可少的。书写提高了人们的意识”。
4 我们大脑的力量：从图画的演化说开去
直到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书面语言才最终摆脱口语传统，开始适应阅读者的独特需要。
人脑的天生状态是不专心的。这种先天倾向会把我们的目光和注意力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总是想知道周围尽可能多的事情
长时间全神贯注的读书为人们开辟了一片安静的空间，他们在这片空间中展开自己的联想，进行自己的推论，做出自己的类比，形成自己的思想。他们进行深度思考，一如他们进行深度阅读。
知识的发展变成了一种日益私人化的行为，每个读者都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创造性地对其他思想者通过写作传递出来的思想和信息进行私人化的综合。个人主义随之得到强化。
全世界到处都是知识渊博的聪明人，有学问的校长、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比比皆是。柏拉图时代，西塞罗时代，帕皮尼安时代，都没有今天这样便利的学习条件。”
不管一个人沉迷于英雄救美的言情小说，还是陶醉于清丽高雅的诗词名篇，对神经突触造成的影响大致是一样的。
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是西方文化发展史和西方心智发展史上的根本性事件。
书中的文字不光加强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也丰富了人们对书本之外现实世界的体验。
沃尔特·翁说，“书写、印刷和计算机，这些都是对文字的技术化”，而文字一旦实现了技术化，就不可能去技术化。可是，我们已经明白，屏幕的世界截然不同于书本的世界。一种新的智能伦理正在形成。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回路再次面临着重新排序。
5 互联网的超凡魔力：它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
2008年，一项针对27500名年龄介于18~45岁的成年人的国际性上网时间调查发现：人们把大约30%的闲暇时间用于上网，其中，中国人上网时间占他们业余时间的44%，成为投入时间最多的网上冲浪者。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益增加，不断减少的是人们用来阅读印刷品的时间，阅读报纸和杂志的时间变化尤为明显，图书也是一样。
一旦信息实现了数字化，媒体之间的边界就消失了。我们以通用工具取代了专用工具。
麦克卢汉在《理解传媒》一书中写道：“新媒体从来就不是旧媒体的附加物，它也不会让旧媒体在那里高枕无忧。在新媒体为自己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和应有位置之前，它从来不会放松对旧媒体的压制。”
从纸面转到屏幕，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它还影响了我们投入阅读的专注程度和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深入程度。
超链接鼓励我们在一系列相关文本之间跳来跳去，而不是持续专注于某一文本。超链接作为导航工具的价值与它导致精力分散的弊端缠夹在一起，难解难分。
互联网多媒体技术融多种不同类型的信息于一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内容的碎片化，也进一步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互联网没有违背我们的意愿去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而是在顺应我们意愿的情况下，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习惯。
互联网通过信息包和信息流正在展现出日益增强的霸权，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看到这样的迹象。
正如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说：“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
过去几年来，包括《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这样的行业中坚力量在内的很多报纸都已经行动起来，主动压缩文章长度，引入更多的内容摘要和导航辅助手段，以帮助读者更加轻松地阅读。
图书馆的布局设计同时也为新传媒的发展前景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标志：居于中心的是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的显示屏，印刷书籍已经被排挤到边缘角落。
6 图书依旧：互联网改变不了的事实
翻动真实书页要比翻动虚拟书页迅速得多，也灵活得多。读到让你怦然心动或者茅塞顿开的内容，你可以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批注，也可以在相关段落画线标注。
一旦在书中插入链接并把书发布到网上，即对书进行“拓展”和“提升”，使之成为“动态”的，就改变了书的样子，同时也改变了阅读体验。电子书不再是书，就像网络报纸不是报纸一样。
他们会越来越刻意地加工自己的作品，使之适应评论家凯莱布·克雷恩（Caleb Crain）所说的“群体化”阅读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读书主要是“为了寻求归属感”，而不是为了获得启迪和乐趣。
比如，19世纪的私人信函跟我们今天所写的私人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迥然不同。我们习惯于非正式的直白表达，从而造成了表达方式的日趋萎缩，也导致了修辞技巧的不断丧失。
今后，深度阅读将会持续式微，完全有可能变成规模越来越小的少数知识精英群体的专属活动。
“清净的环境，充裕的时间，全神贯注地默默记诵，这些都是‘高级阅读’赖以进行的条件，现在基本上已经难觅踪影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精力分散、心烦意乱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从来没有一种媒体像互联网一样，如此广泛而持续地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对多任务已经习以为常，假如不得不回去使用一次只能运行一项任务的计算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无法忍受。
关于如何使用电脑这个问题，在我们有意或无意的选择下，我们已经抛弃了孤独宁静、一心一意、全神贯注的智力传统，而这种智力规范正是书籍赠与我们的。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杂耍者的手上。
7 网民的大脑：被重塑着，被折磨着
当我们上网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鼓励粗略阅读、三心二意、肤浅学习的环境。上网时也存在深入思考的可能，就像读书时也存在浅层思考的可能性一样，不过，互联网这种技术鼓励的可不是那种深层的思考。
互联网精确地释放出某种类型的感官刺激和认知刺激——反复的、高强度的、交互式的、使人上瘾的，这种刺激已经导致大脑神经回路和大脑功能发生了强烈而迅速的改变。
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注意力出现中断，可以让我们在潜意识层面思考问题，从而获取有意识地考虑问题时难以获得的信息和无法开展的认知过程。
互联网发出的各种刺激性杂音，既造成了有意识思维的短路，也造成了潜意识思维的短路，因而既阻碍我们进行深入思考，也阻碍我们进行创造性思考。我们的大脑变成了简单的信号处理器，不断地把信息迅速转变成意识。
互联网把我们真真切切地送回了单词连写的时代，在那个时候，读书是一项劳心费神的认知行为。玛丽安·沃尔夫说，选择网上阅读，我们牺牲了实现深度阅读所需要的条件。我们回到了“单纯的信息解码”状态。在全神贯注地深度阅读时，我们形成了建立丰富的神经连接的能力，现在这种能力基本上被闲置了。
恰恰是读书“不产生感官刺激”这一事实使得这项活动在智力方面具有极大的好处。深度阅读让我们得以过滤掉那些分散精力的刺激，保证大脑额叶平静安宁地发挥解决问题的功能，从而使深度阅读变成了一种深思的形式。博览群书的读者拥有一个平和而非喧闹的头脑。在神经元的相互连接问题上，认为越多越好的想法是错误的。
把信息从工作记忆转为长期记忆，进而形成概念性的图式，这种能力决定了我们的智力深度。
在任一特定时刻流入大脑工作记忆区的信息称为我们的“认知负荷”。当负荷超出大脑存储、处理信息的能力时，亦即水流溢出水管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保存信息，也不能让这些信息和已经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那些信息建立联系。
造成大脑认知负荷过重的因素有很多，“与解决问题无关的外部因素”和“精力分散”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恰好也是互联网这种传媒形式的两个核心特征。
解读超文本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荷，从而削弱了他们领会、记忆所读内容的能力。
故事的跳跃性太强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超文本造成的，不过总是要去作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会冷不丁地冒出，简直就像是突然蹦出来的新想法，而不是沿着我自己的思路往下走。
读者的注意力“被导向超文本这种技术手段及其相关功能，而不是故事情节”。用来呈现字词的媒体模糊了字词的含义。
“阅读和理解需要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需要进行推论，需要激活已有知识，也需要综合形成思想要点。因此，定向障碍或认知过载可能会干扰阅读、理解的认知活动。”
多媒体所要求的精力分散进一步加剧了认知疲劳，从而削弱了我们的学习能力，降低了我们的理解程度。当我们给大脑供应思考原料的时候，并非越多越好。
网络上普遍存在的多媒体技术“会限制而非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
频频被打断会分散我们的思维，削弱我们的记忆力，导致我们紧张、焦虑。我们的连贯思路越复杂，分神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每个提示都是让人分神的事件，是对思维过程的外来侵扰，也是占用工作记忆宝贵空间的零散信息。
在网上漫游需要具备一种强度极大的并发处理多重任务的脑力。除了会导致工作记忆区信息泛滥，多任务还会给我们的认知过程增加脑科学家所说的“切换成本”。每次转移注意力，我们的大脑都得进行自我调适，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脑力资源的消耗。
在互联网上，人们不是在两个任务而是在多个脑力任务之间跳来跳去，这是上网时的家常便饭。这个时候的切换成本会更高。
网上的新信息所形成的洪流也跟我们“极大地高估刚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自然趋向相吻合。即便明明知道“新东西经常是一文不值的”，可是我们还是对它充满渴望。
在网上，不存在气定神闲地从容浏览这回事。我们想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搜集信息。
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变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轨迹中的一次倒退：我们正在从私人知识的耕种者发展为电子数据丛林中的狩猎者。
网页上是否会有值得信赖的信息，一个经验丰富的网民只需几秒钟就能作出准确判断。
上网涉及的大脑活动可能会导致我们工作记忆容量的小幅扩大。这也有助于我们在处理杂乱数据时变得更加娴熟
多任务处理能力的改进实际上会损害深入思考和创新思考的能力。
“所有传媒开发出某些认知技能，都是以其他方面的损失为代价
我们在网上执行多任务的时候，就是在“训练我们的大脑去关注无用的废物”，事实最终可以证明，这种后果对我们的智力而言是“致命的”。
互联网减损的是约翰逊所说的居于首位的那种知识：亲自深入了解一个主题的能力；在自己的大脑内建立起丰富而又迥异的神经连接，以此产生与众不同的聪明才智的能力。
我们不比自己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更聪明。我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聪明。这一认识不仅会影响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培养教育孩子的方式。
8 谷歌是上帝还是恶魔
互联网是一种用来高效率、自动化地收集信息和传输信息的机制，广大程序设计人员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找到“最佳方式”，即完美规则系统，以此完成相关智力活动，我们后来把这种活动称为知识工作。
泰勒针对人的双手所做的工作，正是谷歌公司现在针对人的大脑所做的工作。
人类劳动的首要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目标的话）是效率；技术性的计算优于人的判断；实际上人的判断是不可靠的，因为人的判断难免受到粗心大意、模棱两可和画蛇添足的影响；主观性是思路清晰的障碍；无法度量的事物既不存在也无价值；普通人的事务最好由专家来指导和管理。
在谷歌看来，信息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可以而且应当以产业化的效率来开采、加工的实用资源。能够“访问”的信息数量越多，从中提炼要旨的速度越快，我们作为思考者的产量就越大。任何妨碍快速地收集、分解和传输数据的因素，不仅是对谷歌公司经营的威胁，而且是对谷歌公司致力于在互联网上建设的实现高效认知的新型乌托邦的威胁。
佩奇的类比使他自己认识到，任何网页的相对价值都可以通过对两个因素的数学分析加以评估：该网页吸引其他网站将其链接过来的数量以及链接该网页的网站所具有的权威性。
早在1998年，他们就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我们认为，靠广告收费支持的搜索引擎天生就会偏向广告，而背离消费者的需求。”
谷歌公司的创新为公司创始人和投资人带来了丰厚回报。不过，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网络用户。谷歌公司成功地把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效率大大提高的信息媒介。
我们在网页上的每一次点击都标志着我们专注思想的一次中断，都是注意力的一次彻底瓦解——确保我们尽可能频繁地点击链接符合谷歌公司的经济利益。谷歌公司最不愿意鼓励人们去做的事情就是从容不迫的阅读或寂然凝虑的沉思。谷歌公司做的是彻头彻尾的分心生意。
网络内容发行商和工具制造商都将继续致力于吸引网络流量，通过鼓励并满足我们对简短的、迅速匹配的信息的需求来赚钱。
早期的图书出版商具有一种强烈的经济动机，希望促使人们像阅读新作品一样去阅读老作品。网络发行商与之不同，他们争先恐后地竞相发布最新作品。
印刷书籍转变成网上图像的必然性不应该阻止我们去考虑由此带来的副作用。让一本书现身网络，而且能在网上检索，这同时也是对它的肢解。文本的内容凝聚力和论证、叙述的线性全都被抹掉了。
对谷歌公司而言，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是一部独立完整的文学作品，而在于它是一堆有待挖掘的数据。谷歌公司急于建成的伟大图书馆不应该跟我们现在认识的图书馆混为一谈，那不是一个收藏一本本图书的图书馆，而是一个存放一块块碎片的集中地。
沉思冥想的头脑完全被喧闹世界中机械式的忙碌压倒了。
美国超验主义学派以及之前的英国浪漫主义学派提出，真正的启迪和领悟只能通过沉思和自省获得。
大脑的全面发展要求我们既能准确找到并迅速解析各种信息，又能无拘无束地沉思冥想。既要有高效率地收集数据的时间，也要有低效率地沉思冥想的时间；既要有操作机器的时间，也要有闲坐田园的时间。我们既要能在谷歌那个“数字世界”中积极工作，也要能退隐到沉睡谷中静思遐想。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正在丧失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从精神上说，我们处于永恒的运动当中。
“人类为了让计算机网络更易于操纵而做的所有事情，同时也会出于不同的原因，让计算机网络更容易操纵人类。”
9 记忆哪里去了：做互联网的奴隶还是看客
人们开始把并非“来自本身，而是通过外在标记”获得的内容叫做思想。
记忆是一个大熔炉，它要高于我们记住的所有事情的总和。记忆是经过重新加工的东西，它本身是独一无二的。
他写道：“我过去认为信息时代的魅力就是允许我们知道得更多，可是后来我认识到，信息时代的魅力是允许我们知道得更少。它为我们提供了‘外部认知奴仆’——半导体存储系统，网上协作过滤功能，消费者偏好分析算法，联网知识系统。我们可以让这些奴仆挑起重担，而把自己解放出来。”
我们清醒的时候，工作记忆的内容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大脑究竟是怎样把这类转瞬即逝的短期记忆准确无误地转变成可以终生不忘的长期记忆的呢？
这类观察结果暗示我们，记忆在形成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甚至那些很牢固的记忆也是一样。初级记忆或说短期记忆要转化为次级记忆或说长期记忆，看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记忆在大脑中固定下来，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短期记忆不会立即变成长期记忆，而且记忆的巩固过程是很脆弱的。只要有任何中断，不管是大脑要做的工作，还是简单的分神，都会把萌芽状态的记忆内容从头脑中清除。
存储长期记忆需要合成新的蛋白质，而存储短期记忆不需要。
一种经验重复的次数越多，对这种经验的记忆维持时间就越长。重复可以促进记忆。
“短期记忆会加强或弱化先前存在的神经连接，从而引起突触功能的改变；长期记忆则需要发生解剖学变化。”
内隐记忆“是直接通过行为回忆起来的，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调动记忆”。
研究显示，睡眠不好的时候，记忆力也不好。
在我们存储新的长期记忆内容时，并不会抑制我们的脑力，相反还会提高脑力。记忆每增加一次，智力就会加强一些。
专注状态建立以后，会引导大脑皮层上的神经元向中脑区负责产生强有力的神经递质多巴胺的神经元发送信号。这些神经元的轴突一直延伸至海马状突起，为神经递质提供分配渠道。多巴胺一旦注入海马状突起上的神经连接，就会启动外显记忆的巩固过程。多巴胺对记忆巩固过程的启动可能是通过激活负责刺激合成新的蛋白质的基因实现的。
当我们把互联网作为自己的万能传媒，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时候，在我们作出的所有牺牲当中，最大的牺牲可能就是专注能力的丧失。
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所有成员的头脑当中重建。记忆外包，文明消亡。
“互联网倡导者提醒我们说，互联网带来了多样性和便利性，它并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事实上，互联网给人的感觉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自由自在地在网上进行自主选择。相反，我们感觉上网行为是被动接受或者历史发展强加于我们的习惯，我们并不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或喜好分配自己的注意力。”
10 面对互联网：我们已经丧失了人性
一项智力技术“与社会结构融合得浑然一体，在各种各样至关重要的基础结构中根深蒂固，除非彻底破坏整个社会结构，否则再也无法把这项技术分离出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智力技术就成了任何社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要件”。
魏泽鲍姆最终相信，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大特点恰恰就是人最不可能计算机化的部分——我们思想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塑造我们记忆和思维的经验，我们具有丰富情感的能力。
我们和工具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是双向的。就在技术成为我们自身的外延时，我们也成了技术的外延。
所有工具在开创种种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限制。工具用得越多，工具的形式和功能对我们本身的影响就越大。
我们塑造工具，然后工具塑造我们。
我们的工具“增强”了人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分最终就会“麻木”。当我们用人工方式延展我们自身的某些部分时，我们同时也在让自己远离那个被增强的部分以及这个部分所具有的自然技能。
为了利用技术的力量，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疏离。使用智力技术的时候，代价尤其高昂。智力工具增强同时也麻痹了我们自然能力中最本质、最人性化的部分——用于推理、领悟、记忆和情感的能力。
麦克卢汉的观点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任何一项新技术，或者一项新的进展，需要对所失和所得具有同样的敏感性。我们不应该允许技术的荣耀蒙住内心的双眼，完全无视我们自身某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将陷入麻木状态的可能。
“进行社会化思考的那些大脑区域长期处于过度活跃的状态”，这会导致我们把无脑当有脑，甚至会认为“没有生命的物体”也有思想。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会模仿跟我们发生交互作用的他人的思想状态，不管这个思想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我们之所以那么快就把人的特征赋予计算机，同时又把计算机的特征赋予我们自己，这种神经“镜像”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其中的原因。
我们给计算机编程序，然后计算机给我们编程序。
当网上五花八门的刺激导致大脑过载的时候，我们的学习能力会受到严重影响。信息越多，知识越少。
在我们把解决问题的工作以及其他认知任务“外包”给计算机的时候，我们就削弱了我们的大脑“建立稳固的知识结构”，也就是图式的能力，而这种知识结构可以在以后的“新情况下加以应用”。言辞犀利的人还可以表述得更尖锐：软件越聪明，用户越愚蠢。
当我们把思考的苦差事扔给计算机软件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在以微妙但肯定的方式弱化自己的脑力。
轻松的方式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不过轻松的方式是我们的计算机和搜索引擎鼓励我们采用的方式。
伴随着凌乱性一并消失的是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奇思妙想。有意识的创造变成了无意识的例行公事。
人们不受外部刺激影响的时候，大脑能够有效放松。在这个时候，大脑不再需要为处理源源不断的分神刺激而加重工作记忆的负担。沉思状态加强了他们对思绪的控制能力。
研究人员总结说：“总而言之，跟大自然之间简单而短暂的交互作用可以在认知控制方面产生明显的提高效果。”对“有效发挥认知机能”而言，在自然界中花点时间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不光深层思考需要一个平静安宁、全神贯注的头脑，同情心也同样需要。
研究专家说，这个实验表明，我们的精力越容易分散，我们就越难以体验同情、怜悯等最具人性特征的微妙情感。
我们可能会丧失“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于一项复杂任务”的能力，但是作为补偿，我们会获得诸如能够“通过6种不同媒体同时进行34场交谈”之类的新技能。
后记 计算机的智慧
我们越来越依靠计算机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己的智能黯然失色，最终沦为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