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
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
导言
无数据之争？
马尔萨斯、扬和法国大革命
李嘉图：稀缺性原则
马克思：无限积累原则
从马克思到库兹涅茨，从末日预言到理想主义
库兹涅茨曲线：冷战期间的福音
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
本书的数据来源
本书的主要研究成果
趋同的力量与分化的力量
分化的根本力量：r>g
本书研究的地理和历史界限
本书的理论和概念框架
本书概要
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
某商品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长期严重不均，而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影响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
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不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
税收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公众为公共支出以及公共建设项目融资，尽可能公平地分摊税负压力，同时也有效建立了分类，增长了知识，还增强了民主透明度。
工业化早期，收入不平等情况的加剧是因为只有少部分人从工业化带来的新财富中获益；后来，随着进一步发展，收入不平等自动减缓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
收入包含两部分：劳动收入（工资、薪金、奖金、工资以外劳动所得，以及其他法定划分为与劳动有关的报酬）和资本收入（租金、股利、利息、利润、资本所得、版权所得，以及其他因拥有以土地、房地产、金融工具、工业设备等形式存在的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这里再次忽略精确的法律划分）
首先，正如所得税申报表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一样，地产税申报表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财富不平等的变化。
在这本书中，我不仅关注不平等的水平本身，也会更大程度上关注不平等的结构，即社会群体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来源，以及用以保护或谴责那些差距的各种经济、社会、道德和政治评判体系。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为正当的，是否有存在的理由。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书的亮点之一是我致力于收集尽可能完整和一致的历史资料，用以研究长期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动态过程。
第二个结论，也是本书的核心：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此外，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
这个根本性的不平等现象将在这本书中占据一个关键角色，我将它表达为r>g（这里r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它囊括了我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
现在很多评论员仍然相信，更受保障的财产权利、更加自由的市场以及更加纯粹和完全的竞争就足以确保一个社会的公正、繁荣及和谐。不幸的是，这并没有那么简单。
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
α=r×β（资本收入比重等于资本收益率和资本/收入比的乘积），或β=s/g（资本/收入比在长期内等于储蓄率除以经济增长率）
收入和财富的历史总是非常政治化的、无规律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历史会怎么演变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不平等，以及采取怎样的政策和制度去衡量和改变不平等。
第一章 收入和产出
长期资本—劳动划分：并没有那么稳定
国民收入的概念
什么是资本？
资本/收入比
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α=r×β
国民账户：一个不断演变的社会建构
全球产出分配
从大陆阵营到区域阵营
全球不平等：从每月150欧元到每月3000欧元
全球收入分配比产出分配更不平等
什么力量有利于全球趋同？
多少产出应作为劳动者的工资，多少产出应该作为所有者的利润？更通俗地说，即劳资双方如何分配生产所得？这一直都是分配冲突的核心问题。
财富分配包含两个维度，一是“要素”分配，这里劳动力和资本被当作是“生产要素”，他们被抽象成两个均匀的实体；二是“个体”分配，这会考虑到个体层面上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
劳资之间的分立造成了诸多冲突，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财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收入之间的不平等，事实上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
所谓的“资本收入”，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企业家”的劳动收入，而这部分的“劳动”无疑应该与其他形式的劳动同等对待。
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相对份额在长期内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普遍接受的数据是劳动收入占2/3，资本收入占1/3。
国民收入是指一年内一国居民可得的所有收入之和（包括所有类型的收入）。
人力资本通常包括个人的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和能力。在本书中，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
所有形式的资本都具有双重角色：既有存储价值，也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我将“非物质”资本（如专利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也包括了进来，以两种形式呈现：（1）如果个人直接拥有专利，那么算入非金融资产；（2）如果个人通过持有公司股份来拥有专利（这种情况更为常见），那么这些是金融资产。
国民财富=国民资本=国内资本+净国外资本
收入是流量，它与某段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生产和分配的产品数量相关。
资本是存量，它与某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财富总额相关，是此前所有年份获得或积累的财富总量。
资本/收入比β与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重α的关系可用如下公式表示：α=r×βr是资本收益率。举例来说，如果β=600%, r=5%，那么α=r×β=30%。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目前发达国家每年3万欧元左右的人均国民收入可以被拆分为两个部分：每年人均2.1万欧元的劳动收入（70%）以及人均9000欧元的资本收入（30%）。每个公民平均拥有18万欧元的资本，这些资本带来了9000欧元的收入，资本年均收益率为5%。
引出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更高的储蓄率和更低的增长率会带来更高的资本/收入比（β）
我将会简要回顾历史上国民账户的几个主要阶段，然后绘制出18世纪以来全球收入产出分配的变化趋势，接着讨论在同一个周期内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是如何变化的
他们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国民资本存量以及年度国民收入流量。由于土地是农业社会时代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是计算土地总价值，并将土地带来的财富数量与农业产出和地租水平联系起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更注重衡量财富，而不关注衡量收入与产出，不仅是在英法，在德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均是如此。当时，成为一名经济学家首先要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资本，这几乎成了一种经济学入门仪式。
通过回顾国民账户的简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民账户是一个不断演进的社会建构，总是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关注点。
官方国民账户的另一个局限是，它们缺少历史展望，而且有意只考虑总和与平均数，而不考虑分配和不平等。
1900～1980年，全球70%～80%的商品与服务的产出都集中在欧美，因此欧美无疑主导着全世界。2010年，欧美的份额降至大约50%，几乎与1860年的水平差不多。这个比例很可能会继续下跌，在21世纪的某个时点降到20%～30%。这是19世纪转向之前的水平，与欧美所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相一致（见图1.1和图1.2）。
基于购买力平价进行比较的另一个优势是它比汇率更稳定。事实上，汇率不仅反映了不同国家商品和服务的供需，还受国际投资者投资策略的突然改变和对不同国家政治和金融稳定性的预期变化的影响，更不用说货币政策超预期变化的影响了。
一般来说，国家越贫困，购买力平价带来的修正幅度越大：2012年，中国的修正因子为1.6，而印度的修正因子为2.5
不管使用哪种测量方法，全球似乎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收入逐渐趋同的新阶段。
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趋同，其主要机制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换言之，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不是通过成为富国的资产。知识的扩散并不是上天赐予
第二章 增长：幻觉与现实
从极长期视角看增长
累积增长定律
人口增长的不同历史阶段
人口负增长？
增长对于社会平等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
购买力增长10倍意味着什么？
增长：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增长的终结？
每年1%的增速意味着重大的社会变革
战后时期的影响：大西洋两岸命运的纠缠
全球增长率的双重钟形曲线
有关通货膨胀的问题
18～19世纪的超级货币稳定期
货币在文学名著中的含义
货币基础在20世纪的放弃
我们将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人口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换言之，增长总是包含一个纯人口部分和一个纯经济部分，而且只有后者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
根据现有的最佳估计，1700～2012年全球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1.6%，其中人口和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均为0.8%。
“累积增长定律”（law of cumulative growth）的实际效果。该定律的含义是，很低的年增长率如果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会导致巨大的不同。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而细小的差距，将在长期内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
增长的加速很可能是个非常渐进、极为缓慢的过程，且与医疗知识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密不可分。
关键的区别：新大陆的人口增长很大部分是从其他大陆迁入的移民，尤其是从欧洲；而亚洲和非洲1.5%～2%的高增长率完全是自然增长—出生率超出死亡率带来的人口增长。
这个差异是否可以解读为北美洲的人们对未来拥有更强烈的信念、新大陆的乐观精神，或者说对他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更抱希望？
在21世纪初，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的生育率已低于每名女性1.5个子女，仅依靠预期寿命的延长与大量的移民迁入才避免了人口的快速减少。
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时，强劲的人口增长往往能发挥均等化的作用，因为它削弱了继承财富的地位—每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
经济发展则来源于生活方式、消费和生产的产品及服务类型的多样化，因此必然是个多维度的发展过程，这个本质使其不可能用简单的货币化指数进行完美的概括。
对欧洲乃至其他任何地区来说，从长期来看，购买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依靠消费结构的改进，即消费者的购物篮最初主要是装满了食品，逐渐让位于更为多样化的产品（制造品和服务）。
标准的做法是区分出三种类型的商品和服务。对工业品而言，生产率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所以该行业的产品价格相对于总体的平均价格会下降。对于食品行业而言，从极长期来看，生产率持续大幅提高，从而能用更少的劳动力养活大量增加的人口，把更多劳动力解放出来参与其他生产活动。然而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速依然慢于工业部门，因此食品价格的变化与总体的平均价格相当。对于服务业而言，生产率增速通常较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没有增长，劳动力所占的份额持续提高），服务的价格上涨快于总体的平均价格。
戈登的分析基于那些自蒸汽机发明和电力引入以来一波波多样化创新浪潮之间的比较，他发现最近的创新潮流（包括信息技术革命）与之前的时期相比潜在增长量要低，原因在于它们对生产方式的颠覆和对整个经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小。
年增长率只有0.1%～0.2%的社会一直在重复自我，从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几乎没有改变，职业结构相同，财产结构也相同。而每年的增长率达到1%的社会（就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从19世纪初期以来的情形）则发生着深刻而持续的改变，这对于社会不平等结构和财富分配变化有着重大影响。增长可能带来新型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可能迅速向新的经济行业集中。但同时，增长又使从过去继承的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减小、地位下降。
但事实上，从历史视角来看，战后的“辉煌30年”才是特殊时期，原因很简单：欧洲在1914～1945年被美国远远甩到后面，才能在“辉煌30年”期间快速追赶。一旦这个追赶过程结束，欧洲又和美国一起站到世界技术进步的最前沿，增长率回落到相同的低水平，这是身处前沿的经济体的必然特征。
而且事实上，我目前所讨论的增长率全部是指所谓的实际增长率，是从名义增长率（以消费价格来测算）中减去通货膨胀率（来自消费价格指数）之后得到的结果。
在李嘉图的以稀缺性原则为基础的理论中，相对价格运动会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某些物品的价格（如土地、建筑物或汽油）在很长时期里被抬升到很高水平，就将永久性地改变财富分配格局，有利于这些稀缺资源的最初拥有者。
对所有国家来说，1914～1945年的冲击都打破了战前的货币信念，尤其是因为战争释放出来的通货膨胀此后从来就没有真正受到约束。
第三章 资本的变迁
财富的本质：从文学到现实
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变迁
国外资本的兴衰
收入和财富的数量级
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
从历史视角看公共财富
英国：公共债务累积与私人资本整固
谁是公共债务的获利者？
李嘉图等价的兴衰
法国：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战后时期
在19世纪的经典小说中，财富无处不在，但无论资产多寡及其所有者为何人，通常都仅限于两种形式：土地或者政府债券。
归根到底，政府债券不过代表着一部分人（得到利息的人）对另一部分人（缴税的人）的权利主张，因此只能列为私人财富，而不应该计入国民财富。
资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初期总是伴随着风险与企业家精神，但也总是在积累到足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
大致来说，是20世纪的战争消灭了资本存量，给人们带来了资本主义出现结构性改变的假象。
资本的属性已有改变：过去大多是土地，今天则以住宅加上工业和金融资产为主，但其重要性却丝毫未减。
拥有财富的好处在于，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能继续消费和积累，或者说能够以比自己从事生产更快的速度来继续消费和积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舞台。
国民资本（或国民财富）是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总和。公共资本是政府（包括所有公共机构）的资产与负债的差额，私人资本当然是私人拥有的资本与负债的差额。无论于公于私，资本的定义总是指净财富，也就是某个主体拥有的权利的市场价值（资产）同他所欠债务的市场价值（负债）的差额。
英国和法国从来就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没有经历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国家来控制大部分资本。因此，私人财富相对于公共财富一直占据压倒性优势，并不令人惊讶。反过来，这两个国家的公共债务也都从未累积到足以显著影响私人财富水平的程度。
通过通货膨胀来实现再分配的机制效果显著，因而在20世纪的英法两国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整个“辉煌30年”期间，国家得到重建，经济增长强劲，超过法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当时的法国实行混合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些企业不再受私人资本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
第四章 从旧欧洲到新大陆
德国：莱茵资本主义与社会所有制
资本在20世纪遭受的打击
美国的资本：比欧洲更为稳定
新大陆与国外资本
加拿大：长期由王室拥有
新大陆与旧世界：奴隶制的重要性
奴隶资本与人力资本
1930～1950年，德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接近17%，致使其价格水平上涨了约300倍（法国约为100倍），在20世纪利用通货膨胀来削减公共债务负担的国家之中，德国是做得最过分的一个。
德国企业的市值较低应该反映了所谓“莱茵资本主义”（Rhenish capitalism）或者说“利益相关者模式”（stakeholder model）的特点。具体来说，在这种经济模式里，企业不但归股东所有，而且还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控制，其中包括企业工人的代表（他们在德国企业的董事会有席位，虽然不见得是股东，但不仅能发挥建议作用，而且是决策的积极参与人)，以及地方政府、消费者协会、环保组织等机构的代表。
资本/收入比在1914～1945年的下跌只能很有限地归结为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质资本的毁灭，包括建筑物、工厂和基础设施等。
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财政和政治冲击对资本的破坏力要远远超过战争本身。除物质上的毁灭外，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外国的投资组合大幅减少，以及储蓄率降至极低水平（这两个因素加上物质破坏可以解释整个降幅的2/3～3/4），另一方面则是在战后实行混合经济与强化监管的政治背景下，资产价格走低（这个因素可以解释整个降幅的1/4～1/3）。
当某种类型的资本的数量超过了某个临界值后，其价格不可避免地跌至极低的水平，致使上述资本的价格与数量之乘积（即资本的总价值）反而低于资本数量较低时的总价值。
托克维尔在1840年很准确地指出：“（美国）巨富的人数较少，资本仍然较为稀缺。”他认为这是民主精神在那里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补充说，其观察表明这些都是农地价格低廉带来的结果：“美国的土地并不值钱，任何人都能轻易成为地主。”[插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杰斐逊所推崇的自由平等的理想小农社会成为了现实。
总而言之，关键的事实在于美国在20世纪的资本/收入比相对于欧洲国家稳定得多，这或许是美国人比欧洲人对于资本主义更亲近的原因。
1913年的世界局势大致是欧洲人持有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资产，而美国的资产归本国人所有。
美国对外投资的回报要远高于它所支付的外债本息—这是美元的国际信用带来的特权。
我们的一个发现是，奴隶的总市场价值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上半叶相当于美国1.5年的国民收入，几乎与农地的总价值相同。
。总体而言，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旧欧洲的地主，他们的土地并不十分值钱，但由于他们很明智地不仅拥有土地，还控制了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总资本价值更高。
社会不平等领域的这种复杂和矛盾的关系，直到今天对美国依然有影响：一方面，这是个信奉平等的国家，是千百万出身低微的移民的希望之地；另一方面，它又是个极端野蛮的不平等的国家，尤其是涉及种族时，其影响仍随处可见。
人力资本已经是21世纪多姿多彩世界中的主要资本形式
第五章 资本/收入比的长期变化趋势
一条长期定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在发达国家的回归
泡沫破灭之后：低增长，高储蓄
私人储蓄的两个组成部分
耐用品和贵重物品
以可支配收入计量的私人资本数量
关于基金会和其他类型的资本持有人
发达国家的财富私有化
资产价格的历史性反弹
发达国家的国民资本与净外国资产
21世纪的资本/收入比将走向何方？
土地价值之谜
从长期来看，资本的性质有了彻底改变，农地形式的资产逐步被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城市房地产资本所取代。
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β=s/g
从长期来看，资本/收入比β与储蓄率s及增长率g有着如下公式所描述的简单明了的关系：
β=s/g
首先，我们需要牢记的一个原则是，财富积累是需要时间的，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让第二定律β=s/g生效。
只要人们预期能够以高于原先购买价的价格卖掉某项资产，那么即使以超出该资产内含价值较多的价格将其购入，对个人来讲依然是合乎理性的，特别是在该资产的内在价值本身也不确切时。因此，人们普遍难以抵制市场对某类资产的热情所带来的影响，哪怕市场确实存在过热的情况。这正是房地产和股票投机泡沫的历史与资本本身同样悠久的根源：它们的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总体的变迁趋势很清楚：在把泡沫因素排除以后，我们看到的是1970年以来私人财富在发达国家强劲回归，或者说，出现了新型的承袭制资本主义。
我们还注意到，储蓄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人口增长停滞、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很自然地为退休和遗赠而存钱。
房地产和股市价格的波动总是在短期甚至中期占主导地位，但长期影响却是中性的，长期起决定作用的通常是资产的数量效应。
股票价格从长期来看的确会比消费品价格上涨更快，但其原因主要是企业的留存收益使其得以扩大规模和资本，这其实是数量效应而非价格效应。
资本的主体还是农地、住宅和其他资产（商店、工厂、仓库、牲畜、船只等）
家庭可支配收入（或简称可支配收入）代表某个国家的居民家庭可直接掌握的货币收入。从国民收入换算到可支配收入，必须扣除所有税费和其他义务支出，然后加上所有货币性转移支付，如养老金、失业保险、家庭补贴、福利津贴等。
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在1970～2010年私人财富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定律β=s/g的作用：增长率放缓，加上高储蓄率的延续。
私人财富的超常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其实有近1/4的部分反映了一部分意大利人对另一部分意大利人债务的增加。意大利国民（或者说有钱的国民）并没有通过多缴税来平衡政府预算，而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公共资产借钱给政府。这种做法促进了私人财富增长，却对国民财富没有影响。
私人财富快速增长的简单直接的原因，是资本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私人手中。
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识到除了短期和中期的泡沫以及长期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偏离趋势外，资本价格还始终带有社会性因素和政治性的因素：它反映着每个社会对财产的看法，取决于规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各种政策和制度，尤其是拥有资本的人群与没有资本的人群的关系。
企业的会计价值（又称账面价值、净资产或自有资本）则等于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有累积资产的价值（建筑物、基础设施、机器、专利、在子公司和其他企业中的多数股或少数股、现金储备等）减去所有债务的余额。
但我们的估计表明，某些地区房地产的大量资本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他人口流失地区（如小城市或破败社区）的资本损失。
第六章 21世纪资本—劳动划分
从资本/收入比到资本—劳动划分
流量：比存量更难以估算
资本纯收益概念
从历史角度看资本收益
21世纪初的资本收益
实际资产和名义资产
资本有什么用处？
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概念
资本过多会扼杀资本收益
超越柯布-道格拉斯：资本—劳动划分的稳定性问题
21世纪的资本—劳动划分：弹性大于1
传统农业社会：弹性小于1
人力资本是错觉吗？
资本—劳动划分的中期变化
对马克思和利润率下降的反思
超越“两个剑桥”
资本在低增长制度下卷土重来
技术的不可预测
非工资劳动者的收入是“混合型”的，因为它包含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这也被称为“企业主收入”（entrepreneurial income）。
额外收益大多是投入经营的劳动报酬，资本纯收益（包括风险溢价）一般不会高于4%～5%（这个数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算低）。
家庭财富的主体由“实际资产”（即与实际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资产，比如房产或公司股份，它们的价格随着相关经济活动发生变化）构成，而不是由“名义资产”（价值固定在名义初始价值上的资产，比如储存于支票或储蓄账户中，或者投资于通货膨胀影响的国债的一定数额的资金）构成。
但如果通货膨胀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居高不下，投资者就会通过投资实际资产来保护自己。有充分理由相信，大宗财富经常是很长时间内高度指数化的、高度分散的资产，而小型财富（一般是支票或储蓄账户）是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资产
资本收益率是由以下两种力量决定的：一是技术（资本有什么用处？），二是资本存量的充足度（资本过多会扼杀资本收益）。
资本过多会扼杀资本收益：无论构建资本—劳动划分的规则和机制是什么，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随着资本存量的递增，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
在一个多元化的发达经济体中，资本的用途非常丰富，替代弹性通常大于1，要理解这一点，就不难想象一个完全自动化、资本能自我增值的经济体（相当于替代弹性无穷大）。
没有什么能比新大陆和旧世界的相对土地价值和地租更好地阐释“资本泛滥扼杀资本收益”这句格言了。
资本主义第二定律（β=s/g）表明，只有生产率和人口的永恒增长才能补偿新资本单位的永恒增加。否则，资本家的确在自掘坟墓了：他们要么在阻止利润率下降的绝望战斗中相互毁灭（例如，德国和法国在1905年、1911年摩洛哥危机中为争夺最好的殖民地而兵戎相见），要么强迫劳动者接受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小的比重，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因而资本被全面没收。不管怎样，资本终因其内在矛盾而逐渐遭到破坏。
首先，从逻辑上讲，重回历史上的低增长制度，尤其是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会导致资本的回归。在低增长社会中重组大量资本存量的趋势可用第二定律（β=s/g）来表达，并可以总结为：在停滞不前的社会里，以前积累的财富自然会十分重要。
第七章 不平等与集中度：初步关联
伏脱冷的教导
关键问题：靠工作还是吃遗产？
关于劳动和资本的不平等
资本分配总比劳动分配不平等
不平等和集中度：一定的数量级
下层阶层、中产阶层和上层阶层
社会层级斗争还是最富1%群体的斗争？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温和不平等？
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极端不平等
一个重大创新：世袭中产阶层
总收入的不平等：两个世界
综合指标的问题
官方出版物的贞洁面纱
回到“社会表格”和政治算术
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劳动收入不平等、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的不平等以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伏脱冷向拉斯蒂涅解释道，那些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
19世纪法国的收入和财富结构就是如此，法国最富裕人群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收入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什么还去工作？做事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为什么不能彻头彻尾地不讲道德，使用一切手段获取资本呢？
现代民主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
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的不平等就越明显。
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
资本集中度之所以非常高，主要原因是继承财产的重要性及其累积效应：例如，如果你继承了一套公寓并因此节省了房租费用，你将更容易通过储蓄积累财富。
“中产阶层”一般指比多数人过得好但离真正的“精英”还很远的人。
因此在每个社会，不管是1789年的法国（1%～2%的人口属于贵族）还是2011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将批评矛头对准最富裕的1%人口），最上层的1%都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足以对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房产是中产阶层和小康阶层最喜欢的投资形式，但真正的巨富总是主要由金融和商业资产构成。
历史上的财富不平等下降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显著。而且，我们所看到的不平等的有限收缩也不能保证不出现逆转。可是，中产阶层收集的这些面包屑也很重要，低估这一变化的历史意义也是不对的。一个人拥有20万～30万欧元也许算不上富裕，但远远不是赤贫，而且这些人大多数也不愿被当成穷人。
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也不意外，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3/4。
在这一点上，我坚持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分析不平等的结构非常重要。
第八章 两个世界
一个简单例子：20世纪法国不平等程度的缩小
不平等的历史：一部混沌的政治史
从“食利者社会”到“经理人社会”
“前10%”的不同世界
所得税申报单的局限性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混乱
时间尺度的冲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不平等程度上升
更复杂的情况：美国不平等的转型
1980年后美国不平等的爆发
不平等的扩大引发了金融危机？
超高薪水的崛起
前1%人群中的共存现象
第二，20世纪进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显著缩小，完全来自上层人群资本收入的减少。
综上所述，法国20世纪不平等程度的缩小，主要可由食利者的衰落和从资本获得的超高收入的“坍塌式”下降来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混乱以及相伴而生的经济及政治冲击，拉低了20世纪以来的不平等程度。不存在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和无冲突的演变方式来推动实现较大程度的平等。在20世纪，抹掉过去、推动社会重新洗牌、万象更新的是战争，而不是和谐民主或经济的理性行动。
资本收入只在最高1‰人群乃至0.1‰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整个前1%人群中，其影响相对较小。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从“食利者社会”走向了“经理人社会”，也就是说，从一个由食利者（拥有足够的资本，从而可以靠他们的财富产生的年收入为生的群体）占最高1%的社会，转向一个最高收入层级（包括前1%）主要由那些靠劳动收入为生的高薪个体构成的社会。也可以更准确地说（如果不是那么积极的话），我们已经从一个超级食利者社会走向一个不那么极端化的食利者社会，新的社会在靠劳动获得成功和靠资本获得成功之间更好地保持了平衡。
综上所述，前1%人群内部也始终包含着两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在“9%”的人群里，劳动收入明显占主导地位，而在“1%”的人群里，资本收入变得越来越重要（或快或慢，或大或小，因时而异）。两个人群之间的过渡始终是循序渐进的，在人群边界上也是相互渗透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却是清晰而系统性的。
这种格局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大量的财富主要由金融资产（主要是基于合伙关系的股票和证券）所构成。
每一个国家的不平等历史都是政治性的，也都是混乱的。
在经济繁荣期，国民收入中的利润比重趋于上升，收入层级顶端人群的报酬（包括奖金和红利）通常要比中下层工人的工资增长得快。反过来，在经济放缓或衰退时期（战争是其中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各种非经济类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会使这些波动不完全依赖于经济周期。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事实清晰表明，不能指望金融危机来结束美国不平等的结构性扩大。可以肯定的是，股市崩盘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扩大总会随之变得更为缓慢，就像它总在股市繁荣时期扩大得更为迅速一样。
第九章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工资不平等：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
理论模型的局限：制度的角色
工资标准和最低工资
如何解释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扩大？
超级经理人的崛起：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现象
欧洲：1900～1910年比新大陆更不均等
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比美国低？
边际生产率的假象
超级经理人崛起：社会分化的强大力量
如果技能的供给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那些没有接受过足够先进培训的群体就不得不从事低价值的行当，挣得将越来越少—与劳动相关的收入不平等将会因此不断扩大。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教育体系必须以足够快的速度增加新型培训，并让更多人掌握新技能。
教育体系的民主化并未消除教育的不平等，因而不能缩小工资的不平等。
法国和美国的经验教训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长期来看，大力投资教育是降低劳动收入不平等、提高劳动生产率乃至提高经济整体增长的最好方式。
在任何人类社会，医疗和教育都具有这样的内在价值：享受健康的能力，同获取知识文化的能力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根本目的之一。
所有英语国家近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首要原因都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超级经理人的兴起。
我将特别说明，欧洲和日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原因，可以很自然地归结为旧世界国家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旧世界的低人口增长率几乎自动带来了更高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度。
那些有权决定薪酬的人天然拥有对自己慷慨的动机，或至少会对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给出过度乐观的估计。
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导致顶层人群收入的急剧增长，从而反过来增强受益者们在税法改革中的影响力；他们既有动机将最高所得税税率保持在低水平甚至将其进一步降低，也有能力利用手握的大量财富对相关政党、施压群体和智库给予财务支持。
第十章 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
高度集中的财富：欧洲和美洲
法国：私人财富的瞭望台
世袭社会的蜕变
“美好年代”欧洲的资本不平等
世袭中产阶层的出现
美国的财富不平等
财富分化的机制：历史上的r和g
为何资本收益率会高于增长率？
时间偏好问题
是否存在一种均衡分布？
民法典和法国大革命的幻觉
帕累托和稳定不平等的假象
为何财富不平等没有回到过去的水平？
一些可能的解释：时间、税收和增长
21世纪：比19世纪更加不平等？
无论是大革命之前还是之后，法国都是一个资本高度集中的世袭制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继承和婚姻是两个很关键的因素。通过继承或者婚姻得到的高额财富给人带来的舒适度，靠工作或学习是难以获得的。
财富过于集中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社会的发展特征是低速增长，其资本收益率明显持续地高于经济增长率。
r在长时期内都高于g，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一个无可撼动的事实就是，资本收益率至少是产出（及收入）增长率的10～20倍。实际上，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产阶层才可致力于发展除谋生以外的各种事务。
根据这一理论，资本收益率从历史上看稳定在4%～5%最终是由于心理因素：由于该收益率水平反映的是正常人的不耐心程度和对未来的态度，它也就始终无法远离这一水平。
我的看法是，r>g这一不等式应该被视作依赖多重机制的历史事实，而不是绝对的逻辑必然。它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一方面，经济增长率g结构性地偏低（一旦人口结构转换完成，国家达到了世界技术前沿水平，而创新步伐相当缓慢时，g的数值通常不高于1%）；另一方面，资本收益率r取决于很多技术、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4%～5%的收益率（不管怎样都大大高于1%）。
资本收益率明显而持久地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事实，是推动财富分配更加不平等的强大动力
很显然，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并不能确保财富的平均分配。
如果r-g的差值超过某个临界值，就不再有均衡分布：财富的不平等将无限制地拉大，分布平均值与峰值之间的鸿沟将无限地增大。这个临界值的大小无疑取决于储蓄行为：如果很富有的人没地方花钱，只能把钱存起来增加他们的资本存量，这样贫富差距就更容易出现。
在这样一个社会，更自由和更有竞争性的市场以及更有保障性的产权，并没有多少机会来降低不平等程度，因为市场已经处于高度竞争状态、产权已经得到稳固保护了。事实上，唯一打破这种平衡的就是始于“一战”对资本及其收入的一系列冲击。
税收对资本收入的影响并不是要减少财富的总积累，而是从长远上考虑对财富分配的结构进行修正优化。
金融全球化似乎增强了资本收益率与投资组合初始规模的相关性，这一回报上的不平等也推动着全球财富分配状况进一步恶化，这种动力是额外的、令人担忧的。
不过，有一个论断是十分明确的：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
第十一章 劳动收入和继承财富的长期变化
继承额的长期变化
会计流量法和经济流量法
三大要素：遗产终结的幻象
死亡率的长期变化
财富集中于老年人：μ×m效应
死者之富，生者之财
知天命与耄耋：欧洲“美好年代”的年龄和财富
战争后的财富复兴
遗产继承额将在21世纪如何演变？
从年度继承额到继承财富余额
回到伏脱冷的教导
拉斯蒂涅的困境
食利者和经理人的基本算法
典型世袭社会：巴尔扎尔和奥斯汀的社会
极端贫富差距：贫困社会的文明条件？
富裕社会的精英主义极端
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食利者：民主之敌
继承财富的回归：欧洲现象还是全球现象？
在当今世界，资本的重要性与18世纪相比并未有重大变化，只不过资本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以前的土地变成了如今的工业资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财富集中度依然很高，只是不再像100年之前那样极端。人口中最贫穷的一半依然一无所有，只不过现在有了所谓“世袭中产阶层”，其财富占了社会财富总额的1/4～1/3。如今最富有的10%人群占有了全部财富的2/3，而不是此前的90%。
当资本收益率长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时，继承财富（过去累积的财富）必然会变得比储蓄财富（当下积累的财富）更重要。
迄今为止，与此前那次变化相比，遗产继承重要性的提升并未对民众看法造成深刻影响，民众思维还停留在“努力奋斗就能富有”的状态。但经过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情况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一般而言，年度遗产和馈赠额（在此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by）是三大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by=μ×m×β
其中β是指资本/收入比（或更精确而言，是可继承的私人财富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公共财富是不可继承的）, m代表死亡率，而μ则是逝者死亡时的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率。
馈赠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并成为现代社会继承和赠予财富重新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战争让一切归零或接近于零，这必然会产生财富再造的热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确实是在20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
最核心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储蓄结构条件下，随着资本收益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财富积累过程会逐渐加速并变得更加不公平。
那些能有幸继承财富的人将会过上舒适的日子，其舒适程度要远远超过需要靠自己打拼的人。
如今的人群正面临着全新的不平等和社会结构，类似于夹在伏脱冷所嘲讽的世界（继承财富完全超越劳动）以及“二战”后的乐观年代（劳动超越继承）之间。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今天法国财富榜顶端1%人群的收入大约一半来自继承，一半来自自身奋斗。
有时候这种写法也会有对悬殊贫富差距进行辩护的意味，通过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贫富差距，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形成这样的少数精英阶层来讨论超越柴米油盐之外的事情，意即—极端的不公平几乎是文明的条件。
未来的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其实这种说法并无道理）。因此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家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
换言之，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庞大食利者变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当今社会的不平等正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种不公平更难用文学来体现或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因为这种不公平不再是一部分上层社会对比大众，而是一种渗入各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公平。
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更多的是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
如今由资产产生的租金通常就是指资本回报，无论其形式是租金、利息、股息、利润、版税还是其他法律规定的收入形式，只要其本质是无须通过劳动而是通过对某资产所有权获得的收入。
总而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至尾都在强调的以r>g公式表达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不完全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完全而消失。因此认为完全的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这种想法属于危险幻想。
在一些新兴国家，鉴于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像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继承财富额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都会相对保持低位。对于现在的中国劳动人口，他们的收入正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长，因此社会上大部分的财富将是来自现有人口的积累，而不是来自祖上的遗产，因为祖辈的财产可能极其有限。
第十二章 21世纪的全球贫富差距
资本收益的不平等
全球财富排行的变化
从亿万富豪排行榜到“全球财富报告”
财富排行榜中的继承者和创业者
富人的道德排名
大学基金会的纯资本回报
通胀对资本收益不平等的影响
主权财富基金的回报：资本和政治
主权财富基金会拥有全世界吗？
中国会买下全世界吗？
国际两极化还是寡头两极化
富国难道真的很穷？
自2010年以来全球财富不公平程度似乎与欧洲在1900～1910年的财富差距相似。最富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拥有约50%，而最富的10%则拥有总额的80%～90%。在全球财富分布图上处于下半段的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额绝对在全球财富总额的5%以下。
这就是为何要在全球世界范围对大额财富每年征收累进财富税的原因。这是通过民主手段控制财富爆炸性自我膨胀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又可继续保持社会上的创业活力和国际经济开放程度。
诺左洛夫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他深信财富和德行之间毫无关系：有时财产来源于偷窃，随后资本的收益会轻易将最初的罪恶洗白。
大量证据都表明，由通胀造成的财富再分配基本上是“劫贫济富”，因此通胀的效果与大家所期望的可能正好相反。
当然证据都表明，一旦这些国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生产效率以及生活水平，那么其高速发展也自然会走到尽头。知识和生产技术的传播起到了基础性的平等化作用：一旦发展中国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也就不会再高速发展。
那么，为何发达国家公众会有这样荒谬的担忧，会担心自己的国家财富落入他国之手？部分原因无疑是那种以嫁祸外国人来缓解国内矛盾的普遍情绪。
现在几乎所有证据都表明，避税天堂里绝大多数金融资产（至少3/4）的最终拥有者都是发达国家居民。那么结论就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负的国际资产头寸实际上是正的（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资产，而不是相反，这归根到底也是合乎常识的），但这种现象被掩盖了起来，因为发达国家最富有的居民将其资产隐藏在了避税天堂里。
第十三章 21世纪的社会国家
2008年金融危机和国家的回归
20世纪社会国家的增长
现代再分配：权利的逻辑
对社会国家的现代化改造而非彻底摧毁
教育机构是否在推动社会流动？
退休之未来：现收现付制和低增长率
落后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社会制度
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
2008年危机并未触发“大萧条”式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都采取了应对措施，阻止了金融系统的崩溃，同时也创造了必要的流动性来避免银行机构的倒闭，而“大萧条”时的银行倒闭潮曾让世界走到崩溃边缘。
资本累进税相比收入累进税是应对21世纪挑战更适当的工具，而后者是为20世纪设计的工具（尽管这两种工具可在未来相互补充）。但现在，必须要破除任何的误解。
要考察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最简单的指标就是看税收总额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教育、医疗和养老正是20世纪的财政革命所酿就的三大社会变革。
现代财富再分配并不涉及将收入从富人转移至穷人处，至少不是那么直接。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公共服务和替代收入来实现社会的公平，至少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领域。
第十四章 反思累进所得税
累进税问题
20世纪的累进税：混乱中的昙花一现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累进税
过高收入的没收性税收：一项美国发明
高管薪酬的骤增：税收的作用
反思最高边际税率问题
税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税收，社会就没有共同命运，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常理。每个重要政治巨变的核心都包含着财政革命。
第十五章 全球资本税
全球资本税：一个有用的乌托邦
民主和金融透明度
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银行信息自动传送
全球资本税的目的是什么？
欧洲财富税的蓝图
历史视角下的资本税
另类监管形式：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
中国资本管制的秘密
石油租金的再分配
通过移民实现的再分配
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度的国际金融透明度。这种税收制度提供了一个好方法，来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并且能够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
资本税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社会国家融资，而是管理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其目标是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其次，是对金融和银行体系施加有效管理以避免危机。欲达此两端，资本税需先提高民主和金融透明度：谁在全世界拥有何种资产应该清晰透明。
资本税有两个明显的正当理由：价值贡献和动机激励。
资本税是一个新想法，需要使之适应于21世纪的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税收设计者必须考虑何种税收安排是合适的，应税资产的价值该如何评估，以及关于资产所有者的信息应该如何被银行自动提供和在国际范围内共享，以便税务机关不需要依赖纳税人自我申报的财产持有情况即可掌握准确数据。
对一个国家而言，放弃保护主义或许是愚蠢的。不过，保护主义自身并非繁荣的源泉和财富创造者。历史经验表明，旨在通过保护主义来显著改善民众生活的国家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失望。
第十六章 公共债务问题
削减公共债务：资本税、通货膨胀和财政紧缩
通货膨胀能重新分配财富吗？
中央银行是干什么的？
塞浦路斯危机：当资本税和银行监管相遇
欧元：21世纪的无国家货币
欧洲统一问题
21世纪的政府和资本积累
法律和政治
环境变化和公共资本
经济透明度和资本的民主控制
政府为其开支筹措资金主要有两种手段：税收和债务。
如何显著削减像目前欧洲债务这样大的公共债务？主要有三种方法，可以按不同比例结合使用：资本税、通货膨胀和财政紧缩。
通货膨胀（至少其理想形式）主要惩罚那些不知道怎么处置自己钱财的人，即那些将太多现金存在银行账户或塞在床垫下的人。它有利于那些已经花掉一切或将一切都投资于实体经济资产（不动产或商业资本）的人，并且更好的是，它有利于那些欠债的人（通货膨胀削减名义债务，使得债务人可以更快站稳脚跟进行新的投资）。在这种理想化版本中，通货膨胀某种程度上是闲置资本的税收和动态资本的激励。
事实是，所有经济学家（货币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和其他观察家一起，不论其政治谱系，都同意中央银行应该作为最后贷款人，并以一切必要手段来避免金融崩溃和通货紧缩螺旋。
中央银行本身不创造财富，它们重新分配财富。
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必要的贷款为工人支付工资或者为供应商支付货款，行使权力阻止银行或非金融企业倒闭，但它不能强迫企业投资或家庭消费，也不能强迫经济重新开始增长。它也没有权力设定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创造的流动性或许抵挡住了通货紧缩和萧条，但是富裕国家的经济前景依然黯淡，尤其是在欧洲，欧元危机破坏了人们的信心。
中央银行的弱点在于很难精确地决定不同的公司适合获得多长期限、多少数量的贷款，还有管理作为结果的金融资产组合的难题。
不等式r>g意味着过去的财富积累比产出和工资增长得要快。这个不等式表达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渐渐变为食利者，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资本一旦形成，其收益率将高于产出的增长率。这样一来，过去积累的财富要远比未来的收入所得重要得多。
这一解决方案（累进资本税）的困难在于，需要高水平的国际协作和区域政治一体化，这对早些时候社会就已达成妥协的民族国家而言很难实现。
只要科学调查仍然不能触及当代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就没有希望产生有益的经济和社会历史。
然而，对我而言，所有社会科学家、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工会和各个派系的积极分子，甚至所有民众都应该对金钱、金钱的度量、围绕金钱的事实和金钱的历史抱以严肃的关切。有钱人不可能不捍卫其利益。拒绝与数字打交道，很难为最不富裕者的利益带来帮助。